老子《道德经》曾言：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因为君王总是担心自己的宝座被别人抢走，首先要提防的自然是有能力、有功劳的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自戒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智者。
范蠡曾以应天顺时的理论来指导越国的政治实践，他同样用这种思想来指导个人的生活行为。越国灭吴称霸后，范蠡即乘扁舟而遁。范蠡懂得，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敌国破亡了，客观环境变化了，谋臣的价值就会自然丧失，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作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一现象不是根源于某一君主的心术，而是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运动的一条规律。能够明察天人之道、隐居一方，以避免成为下一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种的最终遭遇从反面说明了范蠡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战败后，大夫范蠡劝谏并主动跟随越王臣事吴王。勾践在质吴数年之后，终于回到故国。勾践念念不忘亡国之耻，一心想要复仇雪恨，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使越国复兴强盛。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亲率国中精兵由邗沟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准备与晋国争做天下霸主，国内仅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及老弱病残者居守。于是，勾践又召范蠡问道：“你看现在可以兴兵伐吴了吧？”范蠡说：“惟君命是从！顺时成事，犹如救火，当果决疾行，惟恐不及。”勾践大悦，下令兴师伐吴。
是年六月，越军派出流放的罪人两千人，经过训练的精兵四万人，贤良六千人，军官一千余人，兵分两路，向吴国发起进攻，一路由海道迂回入淮河，切断吴王的归路；一路从陆路北上，直捣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越兵训练多年，武器精良，将士同仇敌忾，双方交战后，吴兵顿时阵势大乱，太子友身陷重围，身中数箭，倒地而死。王子地慌忙命人关紧城门，率民夫上城把守，同时派人到夫差处告急。
吴王夫差闻知越国兴师伐吴，又急又恨，但又惟恐这一凶信泄露出去会动摇他刚刚得到的霸主地位，于是暗遣使者，一如越国当年兵败椒山一样，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范蠡见勾践犹豫不决，劝道：“目前还难以使吴国彻底灭亡，大王可以姑且准和，等待时机再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勾践依计而行，赦吴班师。
吴王夫差获得喘息机会，佯装“息民不戒”，表示放弃武力报复越国，实则欲师勾践故智，暗做准备，伺机东山再起。这一点越国君臣心里十分明白，采取了积极备战的方针，四年以后，即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越军再次兴兵伐吴，越、吴两军在笠泽（今江苏吴江）夹江对阵。此时的吴国已非同往昔，在北上伐齐、晋战役中，损失了一部分精锐兵力，在同越国作战中，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国力大大削弱。再加上吴国多年不修内政，连年灾荒，民穷财乏。结果一战即败。越军乘胜挥师，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勾践依范蠡之计，高筑营垒，围而不战，竟达三年之久。
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0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继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奋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他击鼓传令，大张声势。吴使知求和无望，痛哭流涕而去。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会稽以东的一个海中小洲）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对来人说：“我老了，不能再侍候大王。”他难当此辱，悔恨交加，待来人退去，哭着对左右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用三寸帛掩住脸面，拔剑自刎。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率兵北渡淮河，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同时纳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勾践兖冕、圭璧、彤弓、孤矢，命为东方之伯。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之间，诸侯见其势大，尽皆悦服，尊越为霸，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强国。勾践兴越灭吴，报了会稽之耻。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功成名就。
但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他久随勾践，竭诚辅佐，然而在长期共处中，对勾践的为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范蠡看来，在以往的艰难日子里，勾践身处逆境，吃尽苦头，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在灭吴之后的一次庆祝胜利酒会上，群臣毕贺，颂赞君臣协力，国家万福，“大悦而笑”。可是越王勾践却表现异常，时而“默默无言”，时而“面无喜色”。眼光敏锐的范蠡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料定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也不愿意就这样返国和封赏功臣了。因此，与勾践再相处下去，是很危险的。范蠡即定下主意，决心辞官隐退。在一次随越王征伐途中经五湖时，范蠡乘此向越王告辞说：“君王好自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越王对范蠡的举动感到非常意外，一时感情冲动，竟掉下眼泪，竭力说服范蠡改变主意，继续辅佐自己，甚至不惜硬软兼施地说，如范蠡能够留下，愿意“分国共之”，与其平分天下；若去，则“妻子受戮”。但范蠡不为所动，不久之后，即携妻挈子，“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一时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