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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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几篇稿后，对新闻的时效性有了切身体会，它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肥皂泡，肥皂水在那里，至于哪个时候吹，用多大的力度，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要见风使舵，要趁热打铁，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报社与英才学校林校长的完美配合下，下东山村那对老年夫妻成了名人，成了家喻户晓的人。我回家时，爹问，那个答应寄钱的老板以后会按时寄吗，可不要耽误人家。我说，应该会吧。娘问，他真的一个月寄300元钱来，可比养一个儿子好多了。听到这话，我好生羞愧，我是他们的儿子，从来没有一次给过300的，至于到了年节，也是从店里拿一件衣服、一双鞋子送去，今天与林校长一比，我的孝心就不是孝心。只是，我误解了娘的意思，她接着问的是，他们每月领钱，就没有送过几个鸡蛋、抓过一只鸡给你么？我笑着说，我站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会认识我是谁。娘生气了，说，哪有这样不明事理的，人家帮了大忙也不谢谢，我正准备回答，爹替我解围了，他喝着茶说，人家又没有要求你做，你做了，是认为该做，哪能求回报。我说，是的，就是看着他们可怜我就写了，谁能知道弄出这么大事情来。只要他们幸福地度过晚年我就高兴了，你们平时总要我积阴德的，我就多做好事，菩萨会保佑我的。娘说，那些不懂人情世故的，你以后不要理他们，以为文字好写，容易写自己为什么不写？
听了娘的话，触动我心中一个未完成的心愿——那个抱白血病的女人隔三差五到我店里，今天提点干梅菜，明天拿点干萝卜片，叫我无奈。我几次催过杨总编，他回答报社近期策划的民生维权，目的是弘扬法治精神，要大稿，要好稿，至于患白血病的稿件，还是再放放，因为救助那对高龄夫妻的新闻报道余波不断，报社还在跟进，不能冲淡了已经形成的好氛围。杨总编告诉我，报社编委会通过几篇稿件已经认识了我的实力，如果我同意我随时可以进报社记者部，他等着我的回信。
因为反感报社左一个策划，右一个策划，功利性太强，我都没有信心答应去报社了。所以，我还是说等机会成熟再说。杨总编听出了我推诿的意思，不高兴说，古钟，是不是看我们要你了你就摆架子，告诉你，我手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求职挡案就有7份，我马上说，能得到杨总编信任是我莫大光荣，实在是因为孩子太小，等他读小学时我再过去，能够听你差遣是我的荣幸。杨总编笑着说，不要灌我迷魂汤，只是你不但要教书还要写新闻的，新闻队伍淘汰厉害，只要几个月不露面，人家就彻底忘了你，你有这个信心么？我说，有信心的，你们不是要民生维权稿件吗，我关注这方面就是。杨总编说，你写了直接寄我，我好安排版面。
看来，要想通过《长江晚报》刊发白血病患儿的稿件暂时很难，寄哪呢？我想到了广东几家报纸，我照着复印稿抄了两份（我现在学乖了，以前，手写稿寄出去手里就没了存档，想转寄其它地方也就不可能了，以后，每份稿件寄出去前我都复印一份），寄了两个报社，心想，我送佛上西天，尽心了，结果怎样就不是我能把握的。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是绿肥红瘦的仲夏时节，看着路旁瓜田中碧绿的西瓜秧吐着浅黄的花朵，我记起去年夏天关于那个畜牧检查站的案件，知道一年的光阴在指缝间溜走了，我抓住了时间的尾巴没，好像留下些痕迹，这是我在时空隧道经过的痕迹。
杨总编嘱咐我写关于民众维权的稿件我是记着的，只是我要上课，要种田地，要帮着妻子打理店里生意，我不可能像专业记者一样去去采访，我只能写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有时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也不能写。
看看快放暑假了，学校马校长去参加负责人会议，第二天到学校，马校长告诉大家，我们六月份工资不能足额发放了，学校还要付中心小学270元5角钱。这个消息可叫教师们炸窝了，纷纷问怎么回事，不是课本费、保险费、练习本费、试卷费等等全缴清了么，甚至包括给中小的管理费每生5元也缴了。马校长说，没有理由，就是说中心小学还有1万多元欠账平不了，要按照学生数摊到每个学校，我们胳膊别不过大腿，只能听话。教师们围着马校长不放，嘲笑的有，讽刺的有，马校长烦了，霍地推开椅子站起来，大声嚷，你们以为我想当这个校长吗，我不当了，从下学期开始，轮着当，谁不当谁就是王八蛋。大家被他一嚷，不哼声了，一个老师看着我说，古老师，你写那么多稿件关心别人，也该关心关心我们教师吧。我想想中小一班人也真糊涂，还真敢明着盘剥老师，这怎么行？我笑着说，大家说得对，两百多元钱分给我们负担，每个人不到四十元，关键是情理过不去，你们不说，我还准备去找中小校长。大家起哄说，晚去不如早去，你的课我们担着，你现在就去。
我骑着自行车往镇上赶，心里琢磨怎样与中小校长说话，校长非常年轻，三十岁不到，据说有一个县政府的亲戚，平时对待教师很专横，既然是这样的人，何必与他讲道理，直接说就是。
敲开校长的办公室门，他在本子上写着什么，见是我，有点诧异，问，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是太平村小学教师古钟，我来是告诉你，我们学校本学期的账面平不了，还欠270元5角，想请中小帮着平帐。他霍地站起来，眉毛紧拧，气冲冲问，你是来闹事的吧？我不卑不亢地说，既然你以为我说的是笑话，那中小不能平帐叫我们村小出钱是不是笑话呢，其他学校我不管，反正我们学校你不能扣。说完，我走了。
几天后，马校长说接到中小电话说不扣钱了，学校老师问我，你用了什么方法呢他们不扣钱，我淡淡说，本来就不合理的钱，只要我们坚持一番就可以拒绝的，我没有用什么办法。只是，马校长私下找我说，中小校长说了，这次听你的，以后不要多管，不然，他会调你到别乡镇去，因为你经常请假，典型不务正业。
我说，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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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广东一家报社打来的电话，问关于白血病孩子稿件的基本情况，我作了简要介绍。电话那头的男声非常温和，说，谢谢你的稿件，只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这篇稿还没有达到发表水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将派出记者专程采访，不知你意向如何？想到那个白血病孩子终于引起关注，想到那个大嫂送来的梅干菜、萝卜干，我高兴还来不及，哪能有意见。我马上说，你们的记者过来如果需要我提供帮助，尽管找我。
只是，白血病孩子的事总算有了可以推诿的理由，如果明天来个脑瘤的，后天来个车祸的怎么办？难道我就纠缠于这些题材写吗。就我经验看，这样的事太多了，如果要解决，相对于一个不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来说，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要文字承担一份不能承担的责任，文字就已经异化了。我宁可相信杨总编说的，做一个航行巨轮上的瞭望者，为这个社会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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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子竟然找到我店里了。
她戴白色宽边遮阳帽，着水红束腰连衣裙，穿一双白色高跟凉鞋。她的眉毛纤细，嘴唇鲜红，手指上戴几个金戒指。这样的装束在小镇显得很洋气，惹得几个邻居跑过来有事没事与妻子搭话。
我放下书，从楼上下来，樱子叫了声古老师，就流出了眼泪。我想，是她在店里受欺负了还是店被地痞砸了？如果是这样，我可无奈，我与公安没有交情，与黑道更是毫无瓜葛。
樱子看我狐疑神色，垂着头说，我是一路打听找到你的古老师，你要原谅我没有来拜访你古老师，我知道古老师文字厉害，救过人，惩罚过人，我是来找你帮忙的古老师。
看着樱子惶惑的模样，我想起了那个天真、懂事的孩子，心生怜悯，把茶碗推给她，要她喝茶，不要慌，有事慢慢说。樱子啜了口茶，稳定情绪，说了找我帮忙的事。
原来，樱子的哥哥在结婚后就没有出去打工了，老老实实呆家里过着砍树、卖树的生活。近几年，木材价格大涨，记得我在崇河教书时每立方米卖40到60元，现在卖到300多。以前便宜树砍得多，现在价好树却少了，于是，民间挣山场的事多起来，咒骂有之，阻拦有之，武力解决有之。更严重的是，解放后除了五十年代简单划过山林四界外，其它年份根本没有哪一级组织来确定村民山场四界，就是明白四界划分的老辈人，又提出要按民国时的山场确定归属，总之是一本糊涂账。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次，樱子的哥哥上山伐树时，被村主任荣大贵拦住了。荣大贵说，这个山场是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你不能再砍树了，已经砍下的这棵你可以带走。樱子的哥哥诧异说，奇了怪了，我从小就在这个山场砍树，我爹说解放后分山把四界划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这块山是你家的，那我家的在哪里？他没有理睬荣大贵，继续砍着一棵大杉树。荣大贵绕着转圈，要樱子哥哥停下斧头，只是害怕闪着寒光的斧头，不敢去抢夺。樱子的哥哥使劲砍了几斧头，一棵大杉树轰地倒地，荣大贵心痛得直喘气，叫骂不停。樱子的哥哥瞄准另一棵大杉树走过去，荣大贵问，你是一定要在这山场砍树了对么，你是一定要与我作对吗？樱子的哥哥没有搭理，仍然大踏步走向他看中的树。荣大贵蹲到地上，饶有趣味地欣赏樱子的哥哥砍树。在树倒下的刹那，他霍地起身，双脚狠狠地在地上踏了踏。
当晚，月明星稀，樱子家的屋在树丛间隐隐约约，突然，五个黑衫蒙面、手持钢棍的壮汉从树林间闪出，一个汉子敲着大门说，听说你家有树要卖，能不能起来说说，樱子的哥哥点亮煤油灯，边应答，边起床去开门。在门开启的瞬间，几个大汉挥舞着钢棍涌过去，劈头盖脸一顿猛打，樱子的哥哥只来得及叫唤几声就没了声息。一个汉子说，不要把人打死了，走。话音落处，几个人闪进茫茫群山，樱子的嫂嫂甚至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
樱子的哥哥被紧急送往县医院，经过检查，确诊为中度脑震荡，胸部肋骨骨折，肝脏受损，樱子几乎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交了住院保证金。
樱子说到这里，挺起胸膛说，我不是舍不得花钱，我现在只剩那个店了，如果还少了钱，我就把它转让出去。我气不过的是，我哥哥老实人一个，与什么人有深仇大恨，惹来杀身之祸，我报了派出所，找了乡政府，他们都说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给我们一个交代，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人毛也没抓到一根，我是怕官官相护，放过了幕后真凶，叫我哥白受痛苦。我知道古老师专门为人说话，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挤在店里看热闹的人听完，都摇着头，叹息说，世道不古，人心险恶，就为一个山场要人命，实在是比以前的恶霸还凶狠。
我琢磨了事件来龙去脉，感到问题复杂，我不是司法人员，不会破案；明明知道那荣大贵嫌疑最大，但是证据呢？报道这样的题材非常敏感，一不小心就惹火烧身，虽然我有过几次相似经历，但是不敢掉以轻心。另外，仅仅写一个消息，估计作用不大。
看我不表明态度，樱子急了，她说，古老师，你不答应我去写这件事，我就不离开你家，反正我是你学生，师母不会见怪的。我看她使出风尘女子的招数有点不快，但是一想到她凄苦的身世与对哥哥的亲情，我原谅了她。想到马上就是暑假了，有时间去调查，同时，自那次陪杨总编到崇河后我就没进去过，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重返崇河看看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于是，我点点头，说，我这几天进崇河，把事情了解清再说。
樱子眉开眼笑站起来，递给我200元钱，说，这是给老师的路费，你一定得接。我挡住了她的手，说，你要给钱，我就不去了，樱子慌忙把钱放起来，又从墙角提过一袋水果，说，这个你们一定得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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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次陪杨总编一样，下了汽车，我租一辆摩托颠颠簸簸跑了两个多小时到达崇河乡政府所在地，本来想到乡政府一趟，怕他们派人陪着进山使自己得不到真实情况，我咬咬牙凭着记忆一个人去枫树坪。
初夏的山林果然层林尽染，鸟兽欢腾。我看到了隐藏在碧绿叶子间的杨梅，澄净硬朗的青色，小小的粒子；我听到山间鸟在呼朋唤友，叽叽喳喳诉说；草从间簌簌声响过，一条碧绿的竹叶青蛇大摇大摆得横穿山路而过，蝴蝶在空中飞舞，虫子在树叶上蠕动，没有哪种生物在初夏季节甘于寂寞。
树荫外的阳光热烈奔放，树荫里凉爽宜人，加上山风吹拂，我不觉得热，只是许久没爬山，脚越来越重，气息越来越粗重了。我想起这次进山的缘由，想起樱子那倔强而无奈的神态，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前面终于有了一户人家，我走到门口，看见堂屋里坐着一个打盹的老汉，就叫了声大爷，老汉睁开眼看着我，叫我坐。我坐下，老汉起身在桌上端一碗茶给我，碗里泡着一种柳树叶子一样的东西，我喝一口茶，甘甜，醇厚，很好喝。老汉问我，后生到山上来找谁，有什么事吗？我问，你知道枫树坪冯家的人被打了吗？老汉说，哪个不知道，好可伶，人还在医院住着。我问，你估计他与谁结怨了？老汉喉咙咯吱一阵，吐出口黄痰，气喘吁吁说，还能有谁，主任呗，那个山场解放前是主任家的，解放后分给冯家了，要我看，两家都可以管，都能砍树。我说，哪怎么行。不就闹矛盾吗？老汉说，那怎么办，五十年代说把山分到每家每户，六十年代说全是集体的，到底信谁，政府也没个说法。容家与冯家争山场，冯家人挨打，不是容家人干的还能有谁？何况容家主任厉害，不能惹。我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马上问，容家主任怎么厉害呢？老汉叹息一声说，反正我是拉屎与他隔三道梗，怕他，那次，容家主任陪上级领导来我家慰问，那个领导真好，握着我的手，叫我注意身体，又给我一瓶油，一个红包，他们走后，我打开红包一看有200元钱，我想有了这些钱，我就可以给婆婆子看病了，送她去县医院看病，她拉屎不出，肚子起硬包。想不到的是，当晚，容家主任来了，要我给他100元钱，我说这些钱要给老婆看病，不能拿出来。容家主任破口大骂，说自己不去乡里、县里跑、送，哪个领导会倒这山里来。他拼命要钱，我死活不愿，他看看没办法，在我脸上打了两巴掌，骂骂咧咧走了。他怎么能打我，我比他父亲还大2岁，我看着他长大的。老婆在房里听得分明，怨我没把钱给容主任，惹得这么大年纪挨打，造孽。我说，我要送你去医院的，不能把钱给他。我听了这些话，简直不敢相信，当今社会怎么有容家这样的村干部，简直与解放前恶霸无异。我问，大爷，你送大娘到医院没有，怎么不见她？老汉叹息一声，医院检查说是肠癌晚期，没治了，已经死了5年。我想多了解一番容家主任的事，边喝茶，边问。
在枫树坪跑了几户人家，个个对容家主任敢怒不敢言，知道我在了解他的情况，纷纷坦诚告诉我一些事情，有的说，自己孩子超生，容家主任收了计划生育罚款不上交，变着法子年年要钱；有的说，他领了救济粮、救济衣服好的全留下，拣剩的再给别人；还有的说，容家主任骚劲足，只要入了眼的，不论年龄老少，他都敢下手，有一个女的嫁过来第二天就被他拖到树丛中办了……我把这些一件件记下，特别是标明了叙述者姓名。
只是，对于村里晚上发生的伤害案，村民门多数认为是容家主任指使的，但谁也提供不了证据。
这就是我最害怕的情况。
出山的时候，我决定到乡政府见书记，反映容大贵的情况，争取重视，妥善处理，促使案件早日侦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