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对功臣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格外照顾，照顾得有些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却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
萧衍的六弟萧宏和次子萧综对于萧衍的恩惠没有丝毫的感恩，反而叛变、作乱。他们两人给萧衍的这两次打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也许这正是他后来当和尚的主要原因。
在梁朝建国伊始，萧衍就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萧衍老年以后，特别是遭遇了上面两次事件后，萧衍看破了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
和尚皇帝
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
萧衍下达了这个命令后，大臣们议论纷纷，都表示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后期的政绩下降。
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从这年开始，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公元527年，萧衍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并讲解《涅盘经》。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萧衍还俗；公元546年，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又用二亿钱将其赎回；公元547年，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朝廷出资一亿钱将其赎回。
侯景之乱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和高欢（北齐皇帝高洋之父）关系很好，在怀朔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投靠了其他部落，后来又投奔了高欢，高欢很欣赏他，委以重任。
侯景为人首鼠两端，在高欢死后，他和高欢的儿子高澄不和，高澄想夺他的兵权。侯景就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对他有戒心，于是侯景请求萧衍接受他归顺。萧衍很高兴，封王，封大将军，派军队接应。朝中有的大臣谶语：“乱事就要来了。”
后来，归顺的侯景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发动叛乱，最后，围困都城，此时的侯景已经元气大伤，然而守城的将领也没了斗志，开城把侯景放了进来。侯景带着五百甲士去见萧衍，于是出现了很有趣的一段对话：
萧衍见侯景来，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这时害怕得汗流浃背，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部下替他说：“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又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最后，萧衍反而安慰他说：“你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
见过萧衍后，侯景对身边的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衍竟然有点害怕他，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其实，侯景一是作乱心虚，二是萧衍本来也是战场勇将，侯景肯定早就有敬畏之心，加上当时迷信思想严重，认为天子都是神灵下凡。
还有萧衍信佛后，看清权势，他的镇静无疑更让侯景心虚。
但是，这个侯景毕竟是作乱打进都城的，他的军队掌握了都城的管理大权，他的卫兵进出皇宫很随便，还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也很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限制他的供应。不久，萧衍被活活饿死。
陈后主：短暂的玉树后庭花
陈后主陈叔宝，字元秀，南北朝时的陈朝皇帝。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每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隋兵南下时，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公元589年，隋兵入建康（今江苏南京），陈后主被俘。
陈朝自武帝开国，纲纪粗备，天下渐安，江南之地号称富庶。后主陈叔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即位之后耽于诗酒，专喜声色。陈叔宝热衷于诗文，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骚客，以官拜尚书令的“好学，能属文，于七言、五言尤善”的江总为首。他们这些朝廷命官，不理政治，天天与陈叔宝一起饮酒作诗听曲。陈叔宝还将十几个才色兼备、通翰墨会诗歌的宫女名为“女学士”。才有余而色不及的，命为“女校书”，供笔墨之职。
每次宴会，妃嫔群集，诸妃嫔及女学士、狎客杂坐联吟，互相赠答，飞觞醉月，大多是靡靡的曼词艳语。文思迟缓者则被罚酒，最后选那些写诗写得特别艳丽的，谱上新曲子，令聪慧的宫女们学习新声，按歌度曲。《玉树后庭花》就是流传至今的最为有名的一支曲子。“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也因此成为有名的亡国之音。
后陈的君臣生活穷奢极欲，国力却逐渐衰弱下来。消息传入长安，正值隋文帝开皇年间。隋文帝本有削平四海之志，于是隋之群臣，争劝文帝伐陈。文帝下诏数后主二十大罪，散写诏书二十万纸，遍谕江外。
很快发兵伐陈。
然而，陈叔宝深居高阁，整日里花天酒地，不闻外事。他下令建大皇寺，内造七级浮图，工尚未竣，为火所焚。沿边州郡将隋兵入侵的消息飞报入朝。朝廷上下却不以为意，陈后主更凭借长江天堑，无惧隋兵的讨伐。君臣上下歌妓纵酒，赋诗如故。
陈后主不顾群臣纲常，竟与臣子的妻子存有奸情。致使君臣无纲，陈后主众叛亲离。所以，隋兵渡江，如入无人之境。沿江守将无不望风尽走。当隋军直入朱雀门时，陈朝的大臣全都跑尽了，只有一个叫袁宪的臣子站在那里。后主说：“朕对各位大臣向来不错，但是他们竟然都弃我而去，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不遇岁寒，焉知松柏？这不是朕没有德行，而是我朝气数已尽了啊！”袁宪劝慰他说：“隋兵只想改朝换代，还不至于要人命。皇上不如穿戴整齐坐于正殿上迎接他们。”但是陈后主却不以为然，从座位上跳下来一阵急走：“刀锋之下，哪有这么儿戏的？
我自有妙计应对。”
只见他从后宫喊了十几个人直奔后堂，命令这些人把自己、贵妃张丽华、孔贵嫔三人捆绑在一起，投入一口井中。隋朝很快攻入宫中，隋军责问内侍，后主藏到哪里去了。内侍指井说：“这里。”井里面漆黑一团，呼之不应。于是，隋军从上面往下扔石头，听到里面有求饶的声音，于是放下绳子要把他拉上来。士兵奇怪绳子下的陈后主会如此之重，本来以为后主体胖，出来后才发现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同束而上，隋兵皆大笑不止。据说三人被提上来时，张丽华的胭脂蹭在井口，一脸狼狈，于是后人就把这口井称为“胭脂井”。
陈后主被带至京朝面见隋帝，隋文帝赦其罪，给赐甚厚，每次宴会还担心陈后主会触景伤感。然而事实证明，隋文帝的担心是多余的。陈叔宝后来竟对文帝要求：“我还没有一个称谓，每回朝集，无法与人交谈，愿得一官号。”文帝听后叹息地说：“陈叔宝全无心肝。”
监者说叔宝每日喝醉，罕有醒时。帝问饮酒几何，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文帝大惊，叹道：“随他罢，否则叫他如何过日？”
隋文帝是把陈叔宝作为一个皇帝来批评的，而在陈叔宝眼里，他作诗度曲才是正业，兴趣也全在这上头，而管理国家不过是他偶尔为之的“副业”而已。所以当隋军杀入宫中，他才会与张贵妃孔贵妃三人抱作一团躲在井里，以致隋文帝对一国之君如此不顾体面而大吃一惊。也许陈叔宝并不是“全无心肝”，他只是从来就把自己当作一个风流才子，一个诗文骚客；国家和皇帝的体面，对他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陈后主在位的时间就好像玉树后庭花一样短暂，虽然陈后主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是他在辞赋上确实有很高的造诣，创作出了很多辞情并茂的好作品。
孝文帝：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471年，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年仅五岁的拓跋宏。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公元471~490年的二十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这期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
公元490年，二十四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登基之后的他决心励精图治。
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为此，拓跋宏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
自拓跋珪定都平阳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阳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
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
官制的改革
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
民族汉化
作为一国之君的孝文帝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可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语……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
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着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穿汉装。
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
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着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改革刑法
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定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
重视教育
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上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
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
提倡佛教
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得以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