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提出：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三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上午10时多，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一降落，周纯麟立即赶往家中，把政委请来。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做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张敬标同坐一辆汽车，一路上一言不发。到丁香花园后，马、徐、王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看。有人把毛泽东的批示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响！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
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
有人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说到昨天晚上造反派大闹的事情，他说：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彳比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有的边哭边抱怨：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警备区的几个人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也不敢来找市委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
最后决定下午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即王洪文的小兄弟)会议。原通知下午3点钟开，因为丁香花园会议上有意见分歧，拖到下午4点钟才开。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做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指示，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顿时会场乱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叫嚷起来。
冯国柱说：“可以想一想，也可以提些问题。如果说：四人帮有问题，要有重磅炸弹，能说服我，说服上海的工人阶级、党员。既然1974年主席指出‘四人帮 ”为什么主席生前不搞？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不相信吧！后面还有文件。”
黄涛也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
周纯麟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这样说！”
冯国柱说：”既然是‘四人帮’，主席为什么还叫春桥、文元写文章”“既然是讲党内的斗争，为什么不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先把人抓起来，然后把材料收集出来？既然讲是‘四人帮’，是四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连金祖敏等人都抓起来”
周纯麟插话制止：“中央讲得很清楚，‘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人民是听中央话的，你们哪一个不听中央的话，自己硬要往圈子里面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要负责任的！”
这一说，会场像炸了锅一样，有的指着骂他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神气了；有的甚至撸胳I専卷袖子站起来要打他，一片乌烟捧气。
周纯麟一拍桌子：”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情，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在警卫人员保护下离开。
再哭、再闹、再喊、再叫，也无济于事了。
13日下午，写作组的王如常没有参加常委会，他忙着打电话给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催促立即大干，把大标语贴出去，把民兵拉出来。黄金海提出要与马振龙、王明龙、戴立清、施尚英商量一下。王知常限时下午2时半以前答复。到了2时半、王如常又去电话问怎样决定？“你们干，我带人一起来。”
黄金海说施尚英在江南造船厂，不在，结、工会，还要找他商量一下。
王如常非常激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动摇！算了，算了，我们辛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但又说：好吧，等你们到四点钟，你们动，就打电话来。
到了四点钟，王知常又打电话问怎么样？黄金海说：我们几个还没有碰到一起，定不下来。王如常说：算了，算了，朿手待毙吧！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黄金海、王知常这些顽固分子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装叛乱的人员、物资。
早在10月7、日，特别是10日以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就不胫而走。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实行法西斯专政，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王洪文甚至说“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大批无辜者被诬为“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蒙受空前奇冤。仅举一例，20世纪60年代初为查清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上海市公安局有少数人接4到江青30年代的历史。但是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抓起来的干警1700多人，被整死和自杀的66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真是白色恐怖。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像狂飙、像怒潮，席卷学校、工厂、机关、街道、农村各个角落，群众欢呼“第二次解放”，奔走相告，笑逐颜开。13日深夜，已有人在上海街道上刷出！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等指名道姓的大标语。
14日清晨，不少公共汽车上载着这样的标语，行驶在市内各条交通线，消息迅速传遍全市。
14日，在延安中路200号，有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负责人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当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非常高昂，有的情不自禁地喊出口号：“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只有少数人闷坐着，不吭声。
下午陆续传达到群众。一夜之间，砸烂“四人帮”的漫画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街小巷、商店橱窗。浦江两岸，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等处人如潮涌，彩旗飞舞，锣鼓喧天。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力、公院。
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走在最前面，首先到康平路刷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黑窝！掀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
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各级干部积极传达，不仅在上海传播，还将这个消息主动传到外地。华国锋高兴地说：“上海人民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时间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实在好啊！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正值菊黄蟹肥时节，有人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串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一时成最出名的漫画题材。华国锋说：我原来没有想到老百姓这么高兴。我看了上海的漫画实在高兴，群众当中实在有人才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政策10月13日，彭冲应召紧急人京，此次心情却是轻松的。
当晚华国锋要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华国锋说：“对上海市旧市委，群众冲一下是必要的。”“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后，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上海市原来的有关职能机构去搞。如果有人乘机搞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华国锋嘱咐：“你们去了以后，要注意，生产不要受影响，要控带彳住局面。”他事后回忆：”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我们原来准备那里可能出一点大的乱子。但是实际上，揪出‘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开，‘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就陷人上海一千万军民揭‘四人帮’的汪洋大海之中。革命群众意气风发，社会秩序稳定，工业生产逐日上升，大的乱子没有出，中的乱子没有出，小的乱子也没有出。”“从上海看到全国，斗争形势发展得这样好，不是偶然的。它有力地说明了‘四人帮’人心丧尽，极端孤立；有力地说明了毛主席培育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非常之好的；同时有力地说明了，中央对开展这场伟大斗争的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10月13日的会上，叶剑英也讲了话。他79岁高龄，头脑敏捷。他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营多年，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经济上举足轻重之势。他说：上海的运动搞到什么程度？一破一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是否彻底，要听听群众的意见。去上海问题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
叶帅提出，要总结“文革”中简单提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口号的教训，保证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不断地、顺利地扩大战果。
汪东兴赞成叶帅的意见，强调：“上海的运动宁肯稳一点，不要急。要防止敌人下毒手。晚上不要单独活动，不要单枪匹马。”
华国锋对彭冲说：“你这次去，要有个长期打算。”因为苏振华、倪志福都是政治局成员，政治局一共11个成员，上海局势稳定后，苏振华、倪志福会另有任命，只留彭冲在上海工作。
李先念提醒彭冲：”你到上海去，上海有些人会目艮红的，同你是对头冤家嘛！这一点不要紧。但自己要注意一点，不要带江苏的人去。”
彭冲很重视李先念的这条意见，没有从江苏带干部去，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由王一平分管干部工作，从不对干部的安排或提拔提出个人意见，一切放到集体讨论中解决。
李先念说：“不排除上海有人抢过反对‘四人帮’的旗帜，保存实力，求得一官半职。”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这些讲话，政治局这次研究上海政策问题的意见集中反映在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通知在列举了“四人帮”的罪证后，首先指出其对“四人帮”斗争的性质是：“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
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
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它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P艮，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文件最后强调！
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要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对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等，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釆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关心群众生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这个文件体现了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的政策。这个文件的发布不仅保证了中央工作组顺利接管上海，也保证了全国运动的顺利进展，政局的平稳过渡，将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