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徐良图向曹大澄、王守家等人传达了昨天中央工作组到沪的情况和林乎加的讲话。他转达林乎加的话：你们早来的同志现在任务是砸烂“四人帮”，严格按16号文件办事。中央要求：第一，“破得彻底，立得正确。”第二，总的精神按中央16号文件办事。依靠上海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砸烂“四人帮”，搞（挖）毒根。他们的罪行是反党篡权。他们的大本营在上海，我们到大本营来了。当然上海不是“四人帮”的上海，但是少数人干这个的。相信上海的群众。张春桥的一贯逻辑是：工作由你干，错误由你犯，把柄由我攥，到时你完蛋。我们的政策不是这样。
林说：运动要在各级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中央说：群众冲一下也可以，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能控制局面。我们不到第一线去，任务是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是个考验，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工作要比过去搞得好，出问题要负责。多数依靠上海本地同志工作，大会我们要参加，要防止破坏、烧毁、转移材料。
最后，徐良图说：要争取唐光煊起来揭发。各个单位都要排一排队。
在林乎加、毛联珏、车文仪等人安排下，中央工作组成员不断从北京飞到上海。21日下午，徐良图等听冶金部参加上海中央工作组的张益民（副部长）、贾洪、辛月斋、于明川汇报。张益民汇报：上海冶金局一巴手病了，二把手有问题。上钢五厂是重点，王洪文、谢静宜、迟群都插手上钢五厂。大字报揭发出：王洪文说黄涛可以当国家计委主任。并揭发冶金部领导的问题。现在老工人高兴，群众高兴。
22日晚上，徐良图再次从海军基地回来后，召开人小组会议，徐良图传达：中央派来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同志叫工作组，明确我们叫联络组。任务是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我们不到第一线去。所谓不到第一线就是生产、日常工作、具体工作仍让上海市原来的有关职能机构去做，原上海市委的干部负责。所有大组我们都派人去，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砸烂“四人帮”。
根据中央指示，10月23日，苏振华、倪志福回到北京，彭冲回到江苏，分别参加首都和江苏省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大会。上海中央工作组的工作由林乎加、严佑民暂时负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则仍负责上海市委工作，出席了上海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
同日，徐良图参加了林乎加主持的中央工作组会议。
林乎加用略带山东口音宣布了经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审阅批准的工作组工作人员名单，这个名单包括两部分，一是工作组成员，另一部分是以国务院名义派到上海出差的人员，对后一部分人，林乎加说：你们不要另找地方了，要安心工作。工作组名单如下：
市委力、公室：徐良图、曹大澄、陈斐章。
市委组织组：李锡铭（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王西萍、李风、刘汉。
工交组、计划统计组、科技组：李景昭、干志坚、周力、王守家、曹维廉、王。
财贸组和郊区组：郭世荣。
地区组：罗淑珍（邮电部副部长）。
文教组：陈帛华。
写作组：车文仪(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
公安、民兵组：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
外事、统战组：秦仲达。
机关事务：阎济民。
从此，徐良图八人正式并人中央工作组。
林乎加然后宣布了五条方针：
一、根据16号中央文件精神，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搞好砸烂“四人帮”的这场伟大斗争。
二、党委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运动前列。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16号文件，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同“四人帮”做坚决的斗争。彻底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跟随“四人帮”犯了错误，包括少数跟“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人，都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在这场大斗争中经受党和群众的检验。
三、全体同志都要坚守岗位，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四、党委重大会议和重大活动，须通知工作组，必要时工作组人员要参加。运动中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工作组反映。
五、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舌L，文件、档案必须妥善保管，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更不允许转移或烧毁。如有违反，要严肃追查处理。
林乎加说：我们在正式会议不表态、不讲话，否则大字报上街。活动要注意安全，重要文件不要拿出去。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保密问题，保护接近我们的同志。和有问题人谈话，要两个人，有人做记录。我们行动要严格遵守三要三不要，打主动战不打被动战，研究他们的种种花招，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接触各种人要有三个正确对待，反对他们的人也要了解背景，不要轻易表态，一些老同志不要有三气。不要上圈套。收集内外大字报，编成册给我们，小兄弟的材料要各单位收集。
这五条方针，成了中央工作组的“安民告示”，是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的“约法五章”。林乎加宣布“不表态、不讲话”，因为中央工作组刚到上海，许多人临时仓促上阵，情况不明。直到10月27日中央任命苏、倪、彭为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之后，10月30日苏振华在召开中央工作组全体大会上才宣布：“我们参加上海工作，是加强领导，要出主意，想办法。”到这时方针才改变，由“只带耳朵、眼睛，不带嘴巴”，改为加强领导、帮助工作。
严佑民随之强调了两点：
一、要学好中央16号文件。
二、不随便说话。“四人帮”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四人帮”在上海十年之久，负隅顽抗。
10月23日，林乎加、严佑民等从海军基地搬到延安饭店。徐良图、曹大澄、王守家等八人也从衡山饭店搬到延安饭店。此后中央工作组都集中住在这里。延安饭店是部队招待所，条件简陋，房间少，部长住单间，其他人都是两人一间。林乎加住803号，徐良图与王守家住在802号，林乎加的秘书胡康生和陈秘书住801号。
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工作是公开的，而“四人帮”余党活动则转人地下。在苏振华、倪志福到北京开会期间，有少数“文革”中反王洪文的造反派头头号召大家到人民广场集会，想乘机拉山头，打旗号。对此林乎加、严佑民很伤脑筋，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上海运动的领导权有旁落到少数坏人手里的危险，有可能被坏人乘机浑水摸鱼，挑起派性斗争，危及上海大好形势。但是，这些人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对他们的处置又要与“四人帮”余党不同。他俩商议后决定请王一平出来做工作，告诉王一平，中央精神是稳定，运动要在各级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中央指示：群众冲一下也可以，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能控制局面。不要上街。王一平长期在上海工作，联系群众广泛。他回去一说，人民广场的人马上就散了。工人群众相信老干部。形势很快得到控制。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苏振华、倪志福汇报。邓小平说阿丕告诉我，你们干得很好。”
10月23日，苏振华、倪志福回到北京。当晚，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苏振华、倪志福汇报。
苏振华、倪志福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写了C报提纲。首先C报：现在上海的形势总的是好的。着重谈到，影响运动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市委领导已经瘫痪，主要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群众中已威信扫地，说话没人听，失去了领导运动、控制局势的能力……在市委指挥失灵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跨行业活动有发展，必将弓起大规模的集会。这些集会都是交通大学等单位串连发起的，他们已和二百个工厂挂钩，准备组织百万人大会。这种情况有发展的趋势，这对贯彻中央16号文件非常不利，还可能形成拉队伍、立山头，坏人乘机浑水摸鱼，挑起派性斗争。
二、层层揪斗领导干部的现象增多，有的党组织已经瘫痪。江南造船厂党委办公室已被占领，有的车间停产。交通大学已经一星期没有上课。这种情况蔓延下去，会转移大方向，造成生产下降。
三、民兵指挥机关已瘫痪，公安机关不能充分发挥专政工具的作用，流氓阿飞活动有发展趋势。
他们建议：第一，迅速改组上海市委领导。这是解决上海问题，搞好运动和生产的关键。建议由中央工作组领导成员彭冲同志参加上海市委领导，主持市委工作，或请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仍为中央工作组领导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面继续工作，一面检查交代问题。这对于领导上海市人民贯彻执行中央16号文件，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彻底揭发和批步四人帮”的罪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上海的运动和工作搞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工作组派一些联络员到各区县局，了解情况，帮助他们工作，要他们坚守岗位，把工作搞得更好。
第二，一定要坚持党委一元化的领导。对于目前存在的跨行业的串连，积极引导，做思想工作，用中央16号文件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行动。既要保护群众自动起来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罪行的积极；性，又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别有用；的人，争夺运动领导权，重拉山头浑水摸鱼。
第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集中火力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揭开上海市委的盖子，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对“四人帮”的所谓“小兄弟”“小姊妹”，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看作坏人。更不能层层揪“四人帮”的“爪牙”。要防止别有用；的人故意搅乱阶级阵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都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让他们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接受教育、经受考验、改正错误。只要改就欢迎。只对极少数陷得很深，民愤很大，又继续对抗、破坏运动的，才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第四，要警惕坏人策划停电、停水、停产的阴谋。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对某些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工厂、企业，必要时应实行军管。
第五，尽快恢复和加强上海市的民兵工作和公安工作。由市委书记、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分管民兵工作，并由市委委托警备区加强对民兵的领导，对市民兵指挥部做必要的调整，从警备区抽调少数干部和基层民兵组织中挑选一些骨干陕复、充实民兵指挥部，加强区、县人武部，立即恢复民兵的正常活动，维护革命秩序，保障社会治安。民兵的枪支、弹药，暂由各单位集中保管。市公安局的领导成员，也准备作些初步调整，局党委的12个常委中，有6个尚可工作，主要成员薛干青、徐成虎等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已不能主持工作，组织他们学习、检查、交代问题。
华国锋敢于让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离开上海到北京汇报，就是基于对全国乃至上海形势的判断，他认为全国、上海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对此他充满信心。华国锋很重视苏振华、倪志福的意见，说：工作组派一些联络员到各区县局，了解情况，帮助他们工作，要他们坚守岗位，把工作搞得更好。这个意见很好。不要失去领导，上海不能乱。中央工作组要赶快到各组办去。把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上海市委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上海的运动逐步纳人市委和各级党组织一元化领导下进行，这样上海形势很快就会稳定下来。会后，苏振华及时将中央的这个决定电告林乎加、严佑民。
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大会。25日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苏振华、倪志福的汇报。
那天政治局在玉泉山的这个会开得很晚才散，苏振华请倪志福同住在西山军委驻地，即9月13日李先念看望叶剑英时所到的院子里。当时，叶剑英、聂荣臻等军委负责同志都住在这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可以自由出人这个院子。
第二天一早，倪志福和苏振华正要吃早饭，得知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向这边走来，急忙放下碗筷，出门去迎他。
邓小平进来坐下说：“阿丕告诉我，你们干得很好。”倪志福当时误以为邓小平所说的阿丕是阿沛阿旺晋美，问了苏振华，才知道是指陈丕显。
倪志福和苏振华说！你会出来工作。”
邓小平说：“还是让国锋、剑英同志搞，我给你们当顾问。”
倪志福和苏振华异口同声说！顾问就是有职有权。”
曹大澄在张春桥办公室发现枪支，中央工作组进人工交组摸底
10月24日上海同北京及天津直辖市、21个省会城市、个自治区首府一起，同时举行了庆祝大会。上海市委通知，除黄涛外，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叶昌明、陈阿大、汪湘君都参加大会。不少人对他们还参加大会很有意见。
24日下午，林乎加召开工作组大会，传达苏振华北京电话指示：中央工作组要赶快到各组办去，不要失去领导。林乎加说：原来打算这次来的各部委的人直接下到对口的局，比如轻工业部的人到纺织局，机械工业部的人到机电局等，去当联络员。后来发现市委有一小撮人，通过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组、办从中作梗，搞一些小动作。现在看来要绕过市委这些组办直接到下面各单位，恐怕还不行。经过研究后，决定中央工作组还是先到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打破他们的帮派体系，把党政大权夺过来。到了各个组办以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再到下面的各个单位去具体了解情况。主要任务是搞揭、批、查斗争，彻底砸烂“四人帮”。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决定先把坏头头抓起来。严佑民分工政法，负责此事。从1976年10月25日开始陆续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隔离审查，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首先将“四人帮”心腹、骨干黄涛、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王日初、朱永嘉、王知常7人交由警备区监护，进行专案审查。其次，将陈阿大、汪湘君、马振龙、施尚英、董秋芳（上棉十七厂党委副书记）、李伟民（中华造船厂代理党委书记）等6人交由本单位群众监护，进行专案审查。再次，对文静（张春桥老婆）、何秀文（张春桥秘书）、汪洋（市办工作人员）、胡鼎君（姚文元秘书）、崔根婵（王洪文老婆）、李群（张春桥女儿）6人进行保护性的审查。当时上海局势还未稳定，怕愤怒的群众可能做出一些不符合政策的出格之事。
这些举措，顺应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大家拍手称快，扬眉吐气。同时也引起了紧跟“四人帮”的人，做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错话的人的恐慌。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陆续进人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南京路上也贴出了欢迎中央工作组进驻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各个单位的大字标语，由此，形势把中央工作组推到了第一线。
25日，工作组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曹大澄被派到市委办公厅工作，办公室在最东头第一间，原是张春桥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