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招待所生活腐化透顶、吃喝玩乐，每天看黄色反动电影。1968年，开十二中全会，我和王洪文一起去的，要办公室寄200元给他，上海寄出了，他却说没有收到。后来，他要的补助越来越多。去年，王洪文回到上海，我们劝王洪文回北京去抓工作，他说，这是硬要把我往火坑里送。他还说，我有什么权，邓小平的权是毛主席给的。我们要王洪文去看看周总理，他说：周总理的病）有得拖了。
一促生产，张春桥就用教条主义吓唬人。我们对生产方面抓了一下，“四人帮”就说唯生产力论。一抓企业管理，就是管卡压。
这几年生产增长不快，增产不增收。所以这几年上海生产实际落后于全国。去年，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我抵制派工作组和整风，另搞一套，自成体系。
马天水的这个交代，10年的事情他只说了一个半小时，大帽子给自己扣了不少，一口一个“我有错误，我有罪”，“积极当了‘四人帮’的帮凶”“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但是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空洞、无物。他只揭发“四人帮”，对自己的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或避而不谈。如在张春桥的授意下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整理、散发了中央和一方领导的大量材料，光上海市总工会就整理印发了中央和地方领导的材料43种，25万份，被点名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15人，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20多人，省委第一书记13人。对此，马天水只轻描淡写地举了几个例子。他揭发王洪文要控制民兵，却不提发枪一事。因为如果没有他批准发枪，也不会有后来徐景贤、王秀珍指挥的武装叛乱。人们对他避重就轻的检查，会上面对面提出。
有人责问：廖祖康的未婚妻，为什么你市委主要负责人安排在招待处？
有人指出：你骂彭冲，彭冲、彭冲，你冲到哪里。
马天水急忙承认：我说过。
有的质问：老干部为什么不解放，为什么不用？让他们职位高高的、权小小的？
师大有人揭发：你们将上海师大作为打党政军负责干部的单位，将江西省革委会的介绍到我们那里，要他照上海这样做。你要把各省搞乱。
有的责问！月8日到13日市委干部会上，材料是哪里来的？3月29日市委办增印11。5万份材料。印材料时有人提出疑问，马天水说，干革命还要？
有的指出：选16个人到北京（国务院）当部长，其中11个有历史问题。
大家争先恐后地质问，马天水难以招架。
马天水检查后，由徐景贤检查交代。徐景贤这年43岁，比马天水小12岁。他1950年加人青年团，1951年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任干事。1953年加人共产党。业余时间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崭露头角的作品是奉命帮助作者陈耘修改的话剧《年青一代后拍成电影。1949年7月张春桥到上海工作，先后出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解放日报》长兼总编辑，1955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景贤从50年代起就在张春桥的领导下工作。1963年，党中央组织写作班子写反修文章，各省市都成立了自己的写作班子。徐景贤担任上海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负责文学组。因写作班子设在丁香花园，正适逢学习雷锋的高潮，文学组故以“丁学雷”为笔名。1964年张春桥分管写作班子的工作。从此，徐景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更密切了。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两人交往十几年，各有短长，写文章，徐景贤不如姚文元，论口才，徐景贤远胜于姚文元，出口成章，滴水不漏。两人互相帮助，视为知己。1965年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班子此时已搬到武康路2号。徐景贤为之妥善安排各种事宜。张春桥指令复旦大学研究明史的教师朱永嘉帮助查找资料。姚文元的文章为揭开“文化大革命”立了汗马功劳，上海写作班子也受到江青的表扬。1966年12月18日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造反，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市委、华东局的权，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从此平步青云。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首先接见徐景贤和写作班子，而后在徐景贤安排下才接见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1月6日徐景贤和王洪文领导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与陈伯达密谋，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周恩来对省市级成立“人民公社”提出不同意见，被毛泽东采纳后，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因工人出身，王洪文排在徐景贤名字前面。1971年1月起徐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排在马天水之后，但是一直被称为“徐老三”，可见他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最信任的人。他聪明干练、多年文字工作养成严谨、细致的作风。
徐景贤在检查中洋洋洒洒讲了七个问题，下午没有讲完，又讲了一个晚上。他说：“少说空话，拿出实际行动来。我决心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也清算自己的罪行。”每讲一段就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他先揭发“四人帮”，最后才交代自己武装叛乱问题。徐景贤说：一、揭发王洪文反对毛主席的罪行：1975年9、10月间，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楼上，一边喝酒一边咒骂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这是毛主席定的呀！”
关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反动思想和堕落生活，1975年11月，姚文元老婆来上海，我向她详谈了王的情况，要她转告姚文元、张春桥。我没有向毛主席报告。我总认为王洪文是张春桥等向毛主席推荐的，王洪文出了问题，张春桥等一定要受牵累。我希望张、姚能够主动处理，对王有所制约。今年9月21日晚上，我去北京到王洪文处，王洪文大骂外交部王海容同志。最近参加打招呼会议，
才知道“四人帮”要乔冠华整王海容、唐闻生，主席讲这是“借刀杀人”。王洪文显然是攻击毛主席关于“借刀杀人”的指示。
二、揭发张春桥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的罪行：今年9月21曰下午，我到张春桥处。张春桥说：今后的工作会遇到困难，主要依靠集体了。”他只字不提毛主席生前已经安排好了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张春桥说：上海“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即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他一再强调这一点，正好表明他的心虚。那时，他想当总理，谁知道南京路一张大字报泄露了他的野心；现在，他要篡夺更高的领导权了，所以他特别关照，不要再给他帮倒忙。
那天，张春桥还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这次我参加打招呼会议，才知道批他们是“上海帮”的是毛主席。张春桥说：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这和王洪文的秘书萧木9月28曰给市委常委传达张春桥的话是一致的。当时传话说：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好的领袖。”“要看5彳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把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说成是资产阶级，而他自己就是要“挂帅”的“好的领袖”。据10月17日王知常在市委组办会议上交代，萧木在9月23或24日给写作组核心有一封密信，信中讲：张春桥说现在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张春桥还露骨地说：托洛茨基当年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他以斯大林自居，而要把华国锋同志等都打成托洛茨基分子。
三、揭发江青反对毛主席的罪行：1976年2月20日晚上，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到京西宾馆上海组的套间里，把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还有李彬山副政委找来，又把南京军区丁盛同志单独找来。江青说：你们知道吧？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了！”“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2月21日晚上，江青又让上海、辽宁和沈阳军区的一些同志到她在钓鱼台的住所去。她发泄：”我是孙猴子，去年他把我关在笼子里关了几个月，不能讲话，把我箍起来啦，他一念咒，我就头痛。现在是‘金猴奋起千钩棒’了。”她就是要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
上海市委的几个人到江青钓鱼台住所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72年批林整风会议期间，她到华东组开会时说：鬼都不上我的门。”后来王洪文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江青给我们拍彩色照片，又请我们看电影《罗马之战》。这部电影是讲姊妹两个王族互相残杀，最后妹妹把姊姊杀死了，当上了女皇。
四、揭发姚文元反对毛主席的罪行，975年4月和5月，毛主席指示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批评“四人帮”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7月5日姚文元到上海，7月16日在市委常委会讲话，只字不提“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他情绪非常阴暗，对我说：我这个人，要我挤挤公共汽车，上上五七干校，还是可以的。”我说：假如林彪上台的话，我们恐怕连五七干校都进不成呢！”他点头称是。姚文元说：“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当时是7月底，他已经知道了毛主席7月25日对影片《创业》的批示，但他根本不向我传达。我和姚文元的关系最深，从认识到密切有20年左右的历史，我经常吹捧他，直到这次从北京回来，还没有和他划清界限，甚至为他惋惜。1975年7月他来上海，他教我一个办法，以后你搞什么东西，都要写成书面稿子，然后送别人画圈。他自己篡改毛主席指示，然后又把文章送毛主席圈阅。
五、揭发“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和我跟着他们干的大量罪行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把“四人帮”看作左派，把他们攻击的人，看成是右派。张、姚、王在我们面前攻击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是经常的。我们跟着攻击。
批林批孔期间，张春桥、王洪文要市委常委和警备区联合开两委会，揭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问题，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经常单独接见军队中跟市委、跟张、姚、王跟得最紧的几个负责人，另夕卜我们还秘密接见部队的同志，进行煽风点火。
1975年7月底，王洪文受了毛主席的批判后来到上海，这一段时间他除了吃喝玩乐以外，攻击和议论党中央、国务院、军队和各地的领导同志次数更多了。11月初，他在上海看到了清华大学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大辩论的简报，说“走资派还在走”。过了几天，他说：现在毛主席对教育部也有批示了，对七机部也有批示了。就在11月15日动身回北京。王洪文同意我的秘书随他的专机去北京。秘书到迟群那里去过，第二天从文化部于会泳处了解情况。于会泳说：清华在批刘冰、周荣鑫了，中央在开会，揭露邓小平的问题。据说邓的问题是毛远新从新疆慰问团回来以后向毛主席汇报后揭发出来的。毛主席在接见外宾后，说过：邓小平8年没有工作了，不懂得文化大革命，要张春桥给他讲讲文化大革命。于会泳说这都是迟群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后告诉他的。11月18日左右，我的秘书从北京回来，我和马、王三人在锦江小礼堂听了上述的情况汇报。
在这段时间里，“四人帮”连续对我们下达指示：第一是关于发材料的问题。马天水电话请示张春桥后，张说“不用市委名义发，用下面名义发”。第二是张春桥亲自把北大、清华的《大字报选编》批给我们阅，授意上海也要贴大字报，并且指示要上海快编出自己的大字报选。第三是张春桥看到上海有几个县、团级干部对我们这样批邓的搞法思想不通，他在12月中旬的一期简报上批道（对这几位同志……希望他们能够取得主动权。”第四是王洪文直接打电话给市委，要上海市委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印成单份白头的一式几份送他。
我做的以下几件坏事：印发材料。我抛出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的材料，正夕口华国锋主席所严肃批判的，这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收集材料。从邻近各省收集材料，比如有关于各地运动的来信，各地右倾翻案风的表现，还有军队的情况、来信等，印发给参加县、团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交换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材料，都送给迟群、谢静宜。我又向他们要上海没有的材料，再转手印发下去。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这是王洪文来电交办的。由市委布置有关部门收集编写，然后印成白头的情况或言论摘编，送王洪文和张春桥、姚文元。整人。对一些对上海批邓的做法思想不通的人就整，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整过王一平同志，在区、县、局会议上，用各种手段整过农业局、电影局、科技干校的领导同志。非法组织大串连，先在上海复旦、师大点火，再布置各校、各单位、各工厂到这两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刺探情报，12月下旬，打电话给王洪文打听中央和各部运动情况，王洪文说：下次你们向中央发电报，可以点部老爷的名。”
六、揭发、交代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的反革命大串连：从今年2月19日开始，我们五人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上海小组住的京西宾馆的套间，变成了一个反革命串连的黑窝。来往的人有王洪文（2月22日、25日来了两次），张春桥（2月20日下午、23日下午来了两次，2月26日下午找马、徐、王去一次），江青（2月20日晚来一次，2月21日晚找上海、辽宁等同志去一次），姚文元（2月22日晚来一次），毛远新（2月22日晚来一次），迟群、谢静宜（2月25日晚来一次），其他来的人有金祖敏，以及文化部、公安部、国家体委、《人民日报》的，还有几个部、几个省和军队的少数几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