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澄想既然是以画会友为掩护，要带上一幅画才好。晚上他和夫人李兴玲一起来到羊坊店黄胄家。一进门就看见画案上摆着几幅画，上面画有四只被捆梆的螃蟹，有的题诗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有的题诗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尽四害共举觞，神州欢呼新胜利，莺歌燕舞菊花香”。曹大澄笑着说：“老哥，你知道前晚的事了。”
黄胄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黄胄夫人郑闻慧在《炎黄痴子》回忆说：
1976年10月7日清晨，我们还在睡意蒙昽之中，有人敲我们家的门，开门看见是姚海鹰（总参二部副部长姚仲康之女）。她一边跨进门一边说：“黄叙叙，黄叙叙，我爸爸派我来告诉你，昨天发生了一件震撼中国和世界的大事。”她激动得似乎在颤抖。既然是大事，我们的心也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一样，急着听她说什么。她边叫边推开黄胄画室，而又把门关上说：”把他们抓起来了！黄叔叔！郑阿姨！”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忙问：“把谁抓起来了？”海鹰看我这么迂，有点不耐烦了，“就是那四个人嘛！”还是黄胄比我聪明，即用他们常用的手势，右手在眼睛上比画一个圆圈（指江青），左手在眼睛上比画一个圆圈（指张春桥）并说：是这四个人吗？”等我明白过来，激动得开始打哆嗦……
黄胄发现蒸熟的螃蟹和盛开的菊花颜色对比特别明快，于是就画了《菊花螃蟹图》，以示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曹大澄说：”谷牧同志找我谈了，我要到上海去找王一平。很可能是进得去，回不来。”黄胄将案子上的一张画卷起来交给曹大澄，说你给他带去。保你平安。”
曹大澄说“进得去，回不来”，绝不是耸人听闻。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宣布粉碎“四人帮”，并研究粉碎“四人帮”后的各项措施。会后，李先念让秘书给各部委打电话，了解部委领导是否有人在外地出差。对外经济联络部值班室报告，部长方毅5日到上海出差，预定11日回来。李先念指示，立即设法让方毅马上回京。副部长陈慕华等研究后决定，当晚由方的女儿用英文打电话告诉方毅：“母亲病了，请速回京。”这样方毅于9日晚便回到北京。当时上海的情况不明，局势瞬息万变，谁都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
10月9日一早，徐良图、曹大澄、王守家等八个人准时在首都机场登机。飞机上，没有几名客人，好像是他们的专机一样。
“四人帮”经营上海十年之久，余党黄涛、陈阿大嘴脸
八人工作组到上海会面临什么情况？“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又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都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培养、提拔的。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一下飞机，就分别找徐景贤和王洪文、陈阿大等“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谈。批准后天月6日），徐景贤领导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等组织联合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并审查修改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这个大会批斗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及局级干部300多人。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的手里。他们自比俄国十月革命，将此夺权称为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经毛泽东谈话，2月24日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为副主任。1971年建立中共上海市委，张春桥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就是1973年“十大”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在上海也是这样排名。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三位主要在党中央工作。
十年来上海领导班子很稳定。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还有：马天水、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少将、徐景贤、王秀珍。周纯麟虽然仅排在马天水之后，但是他一直受打击、排挤。徐景贤虽然在第六位，但是在上海号称“徐老三”，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深受张、姚之信任。
任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金祖敏。列席常委的有：陈阿大（工交组）、叶昌明(工会）、陈新发（团市委书记）。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四人都是抗战前后的老干部。冯国柱负责外事，王少庸负责政法，张敬标是市委办公室主任。金祖敏1975年调北京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工人200万。
黄涛和陈阿大、叶昌明这些与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小兄弟握有上海市工交系统的实权。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金祖敏已于10月6日晚在北京被抓，马天水、周纯麟7日被中央召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一旦知道“四人帮”被抓，岂能甘心朿手就擒？
巨大气流搅动着飞机剧烈颠簸，上下抖动。飞机冲出云层后才渐渐平稳。曹大澄看着机翼下奔腾飞逝的团团黑云，内心十分不平静，想着昔日打交道的上海风云人物，尤其是黄涛和陈阿大。
历届计划会议、经济工作务虚会，曹大澄都任简报组组长，和上海工交组组长黄涛、陈阿大多次打交道。黄涛常腋下夹着个大皮包，风尘仆仆奔走在京沪道上，传递张春桥、王洪文重要指示。此人“文革”前为上海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副主任，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八面玲珑，绰号为“老机快”，即投机转得快也。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气候后，他就投靠了“工总司”，因而当上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工交组负责人。
每次计划工作会议，黄涛都是冲在前面，和党中央、国务院唱反调。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步履艰难。1973年1月到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批林整风，肃清流毒。因林彪一伙说“打仗就是比例”，“我说的就是比例”，搞乱国民经济，造成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三项突破了国家计划的严重问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研究、起草《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问题》的文件，提出了十条解决意见。在讨论中绝大多数省、区的代表都赞成，唯独上海代表黄涛一人反对。他说：我认为，加强经济管理的十条，实质上是修正主义的十条！是路线回潮的产物，是翻案的十条，算账的十条，是整造反派的十条！是偏离大方向的，要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引向何处？值得深思！他将这十条称为“十条王法”。会后，黄涛又密报张春桥。张看后说：他们搞二十八比一，压上海。我已经找他们谈了，这样搞是不行的，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兴风作浪么！上海是压不垮的，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张春桥强令将《十条》收回。黄涛得意扬扬：”春桥一个指示，赶走了寒气，迎来了暖流。”在这次会上，黄涛的两次发言，都送给张春桥审阅，张春桥都做了修改和批示。姚文元亲自写信给黄涛。王洪文更是登门拜访，在黄涛房间吃酒、密谈。以后，黄涛更加死心塌地投靠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1973年十大召开前，王洪文、张春桥打着中央旗号，要上海准备150个干部。要把黄涛塞进中央委员会，由于周总理坚决反对，才未能成功。
1974年2月10日，江青抓住了美国公司送给中国电视考察团的礼物玻璃蜗牛，制造“蜗牛事件”，轰动一时。黄涛紧跟制造事端。4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十五省、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黄涛抓住交通部进口大平板拖车的问题，在会上说：进口就是洋奴。我们上海能生产，为什么要进口？我看外贸部门就有李鸿章似的人物——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后来，交通部经力、此事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上海写了一份备忘录，说明“为适应我国重要工程建设需要，曾两次函请上海生产大拖车，被上海拒绝之后，才转而进口的”。黄涛恼羞成怒，写了《备忘录的备忘录》，抄报王洪文。王洪文批语：我赞成春桥的看法：他们买了那么多洋破烂，不知洛克希德公司给了多少回扣？要彻底追查！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涛在前门饭店宴请王洪文，邀金祖敏等人作陪，黄涛举杯，第一句话是：“LongliveWang！”（王万岁！）在黄涛导演下，上海代表列队鱼贯进人向王洪文敬茅台酒。散场时，上海代表又站班欢送，送到电梯门口，由黄涛一人恭送下楼，再送上车。一切都是黄涛精心安排。
1976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原定两个议程：一是批条条专政。二是安排下半年工农业生产，会期原定十天。会议商讨议程时，黄涛突然袭击，叫嚷要揭去年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和计划会议的盖子，把这两个会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说！你们过去开会可以二三个月，为什么现在搞路线斗争，你们就等着散会，走过场。”黄涛向上海其他代表递眼色，要他们也发言，企图扭转会议方向。
黄涛敢这样做，是因会前得到王洪文的指示，黄涛会前准备了20多份材料。其实，1975年的务虚会是从6月16日到8月11日开过13次，讨论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由李先念、华国锋主持，实际工作是谷牧做的，邓小平副总理一次也没参加过。黄涛查风源，就是查华国锋和李先念，将矛头指向国务院，指向国务院现任领导。
会议期间，王洪文亲自出马，多次到会上下达任务。黄涛四处串连，要求各省、市、国务院各部的一些人一起向国务院领导进攻，重点是国家计委。黄涛向王洪文汇报谷牧副总理发言彳艮不像话。王洪文说好不了，一彳11邓就批到他们头上了。
东北组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暗中勾结上海，他和黄涛谈话，自知是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都是在晚饭后在京西宾馆大院进行。院内灯光昏暗，避人耳目。杨春甫得到赏识，按捺不住，在东北组会上遥相呼应！我完全赞成上海代表的发言，我看计划会议是复辟的高峰，问题出在国务院务虚会，有前台表演的，也有幕后操纵的，这次者卩得亮个底！”
在会下，黄涛找了16个省市领导、一机部等部委的人，但是响应者甚少。没办法，他要上海代表攻财政部，攻物资部（当时没有物资部，原文如此）。这时有个把人，看出南北夹攻来势凶猛，也跟着在会上发言起哄。
在京西宾馆华东组的会上，当着谷牧副总理的面，黄涛摆出正确路线代表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责问去年经济工作务虚会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你们“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经济领域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你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纲领的，不交代清楚是不行的，‘风源’何在？总后台是谁？什么目的？”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会议气氛顿时非常紧张。
当天晚上，黄涛电话向马天水报告，说：京西宾馆的斗争很激烈，火药味很浓，辽宁、冶金部也都联合起来向他们开炮了，形势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他们扬言，不揭开这个盖子就不能散会。会后，谷牧报告华国锋。
7月24日，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张春桥为黄涛，也是为他们自己的行径辩护，遭到了华主席的严厉驳斥。张春桥连夜打电话给黄涛，要他把发言稿中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国务院务虚会及总后台是谁等句统统删掉。王洪文也打电话说：你的报告有两处修改，一是风源问题，关于务虚会的内容都拉掉。二是追后台少数人问题要修改。黄涛这才收敛。会议正常进行，安排下半年工农业生产。
陈阿大，是上海工交组副组长，原是良工阀厂的翻砂工，一个出了名的地痞流氓，有一套跑码头、闯江湖的本事，常常信口开河，不懂装懂。他文化低，又不爱学习，讲话粗俗，闹出不少笑话。他打砸抢抓抄，样样皆通；论交情，讲义气，死保王洪文，人称“造反阿大”。王洪文、马天水称他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1967年就当上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九大前，张春桥说！我们现在造反派队伍中党员太少，假如不在老‘造反’中发展党员。以后长期掌权是掌不牢的。”为此，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特地到陈阿大工作的良工阀厂召开整学建党座谈会，强调从造反派中发展新党员。因“文革”以来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不能发展党员。张春桥、姚文元就向中央写了《关于吸收新鲜力量人党》，经批准后，就指示良工阀厂成立厂核心小组。王洪文在良工阀厂的会上说：“像你们这里陈阿大那样的，他在‘一月革命’夺权当中功劳大，完全可以人党。”要立即发展陈阿大人党。黄涛亲找陈阿大谈话，启发他的人党要求。但是，陈阿大却将组织部门给他的人党志愿书一直放在自己抽屉里，没有上交。他人党的手续是不完整的。在张春桥的授意下，陈阿大当上九大代表。从此平步青云，列席上海市委常委、市总工会常委、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一身三常委。
阿大得道，猫狗升天。其弟弟陈阿二，当上邮电部上海供应处党委副书记，人称“流氓书记”。陈阿大的老婆，人党做官，闹了个厂党委副书记，人称“泼妇书记”。陈阿大的小舅子，当上公司党委副书记，人称“霸王书记”。有人把大字报当作春联贴在他家大门上，上联是：一女二男三书记。下联是：泼妇流氓小霸王；横批：结帮营私。
一次陈阿大做报告，将“巧干”念成“二十三干”，他还解释一番：大干、苦干加二十三干。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猜猜！这二十三干就是拿出十二分的干劲还是不够的，还要翻一番！应当使出二十四分干劲，那又为什么叫二十三干呢？这就是留有一分余地的精神，领导艺术么！
有一次，在上海大厦召开推广江青设计的“国服”开襟领连衫裙的座谈会。他即席发言，说：连衫裙是新生事物，就有无限生命力拥护还是反对、压制还是倡导连衫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思想路线问题！感情问题！态度问题！这种开襟领连衫裙集中了唐宋元明清古代服装的优良传统，要提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是古为今用的典范，又是洋为中用的典范。说到这里，他叫上海服装公司送来三套连衫裙。妇联主任汪湘君穿一套浅色的当众亮相。陈阿大捡一件深色的接着说：告诉你们说吧，连衫裙是有来头的，是路线斗争的产物，推广也得推，推不广也得推！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谁敢反对？有种的把手举起来！
陈阿大在办公室经常“三打一踢”，三打，即打乒乓、打卜克、打人。打乒乓球的对手常因赢球而被甩过来的球拍砍伤面孔。至于打J卜克输了被他擂上三拳两掌、弄得鼻青脸肿的也大有人在。市革委会的警卫战士因为验看他的证件被打了耳光，说：“这就是老子的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