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代表指出：人民公安机关是“四人帮”实现反革命复辟的一大障碍和严重威胁。“四人帮”为了掩盖自己的反革命历史，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有计划、有组织地残酷镇压公安干警。从市公安局到区、县公安机关直至派出所，从各级领导到一般干部、民警直至公勤人员，从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到刚进公安机关才几天的新同志，都受到无辜迫害，全市公安系统受到迫害的干警达3000人，被整死和自杀的有113名，还有一批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或成残废。1954年曾出现一个政治案件（即有人匿名给江青写信，揭露她30年代的丑事）。中央、市委指示查明此事，为了破案。曾查阅过30年代的杂志、报刊，接触到江青30年代的历史问题。这个案件和材料江青当时是知道的。1966年四五月间，江青向警卫处长王济普要这批材料未能得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派人到上海，将这批材料转移到北京销毁。1967年10月，江青为了杀人灭口，捏造上海市公安局整了她“两箱黑材料”，伙同张春桥、姚文元指使王少庸成立“一号专案组”，先后把6名局级干部、9名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5名一般工作人员共26人统统抓起来。林彪、叶群派吴法宪到上海，同张春桥密谋，将这些人押送到北京，有的关押长达7年之久，有的迫害致死。1968年2月，王济普写信揭露江青的这个阴谋，江青将他押往北京，残酷迫害致死。1970年“四人帮”认为参加“一号专案组”工作人员是新的知情者，新的后患，把20多名公安干警扣上“扩散专案机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统统打成“反革命”。“文革”初期，公安局为了清查叛徒、特务、反革命，曾成立一个30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张春桥怕查到自己头上，下令把这个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和材料全部并人市革委会专案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后以“旧公安人员不可靠”，全部赶走专案组。一个人曾接待过交通部外调人员，按规定为他们转了一封介绍信，因交通部外调时接触到江青1934年被捕情况，王少庸下令将材料追回，将交通部的两名外调人员及这位公安和他一起工作的两位公安统统抓起来，打成“五一六分子”。解放初期，公安局接管一批敌伪档案和30年代的报刊。江青说公安局有她的“特别档案”。张春桥立即指使当时负责公检法的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集中一千人，到公安局翻箱隹彳柜，“清理档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资料50余册，查封30年代的书刊15000册，拿走张春桥、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材料一大批。张春桥做贼心虚说！看档案要有控制”，“敌伪档案不一定可靠”，“登报的不一定是叛徒”。张春桥以“防扩散”为名，下令凡涉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一不准外传，二不准扩散，三不准登记，四不准办签发手续。以“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将档案处两名处长、两名干部押送到北京长期关押，将处长王学纯折磨得下肢瘫痪，有病不让治。在场的医护人员看不下去，提出抗议。他们竟然将人抬出病房，把她拖进冰冷的房间，连续数小时逼供，将王学纯迫害致死。
江青把公安正常保卫工作说成公安机关盯她的梢，给她安窃听器等。
张春桥直接指使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1965年10月公安局获取派遣特务的反革命罪证，王维国说成是对林彪的侦察控制的罪证，交给张春桥。张春桥送给吴法宪、叶群进行鉴别。当时林彪不在上海，叶群明知不是，却故意不予否认。一个处250多人，有137人被扣上“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被关押，51人打成反革命。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四人帮”全面否定17年的公安工作，1969年初，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他们鼓吹“打人是觉悟高的表现”，“假的要当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在公安系统大搞白色恐怖，刑讯逼供，大搞“疲劳战”、“车轮战”、“火线学习班”、“大兵团作战”、“夜开花”、“开刀间”、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直到木棍打断，铜条打弯。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烧胡子眉毛”、“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法西斯式的刑罚。市公安局院内一片拷打声、惨叫声不断，周围居民听不下去，向市革委会反映，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把一大批干警打成反革命后，押送劳改农场，利用劳改犯整他们。我们的子女也不能幸免，被打成小反革命，受尽。
1971年召开了第十五次公安会议，毛主席指示“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大家强烈要求批判林彪死党王维国的罪行。而“四人帮”将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英雄”，派薛干青、徐成虎、宋桂生把持公安局的领导大权，不准批林，不准联系实际，不准为受迫害的人平反申冤。王先民在监狱中写信揭发，遭到反铐吊打。李健秋写信揭发张春桥、姚文元的言行，张春桥示！李健秋现在归谁管，有关单位应查明处理。”王洪文写了！市公检法巴李健秋问题查清，狠狠批斗。”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大叫：“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对李健秋进行残酷斗争，并准备逮捕人狱，因粉碎“四人帮”而未能得逞。
市体委党委代表发言，题目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是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人民的黑后台。他指出：上海足球队的胡永年原是小流氓，母亲是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文革”初期，胡永年造反，大搞打砸抢，被张春桥看中。1967年1月，全市揪起第一次反张春桥的高潮，张春桥指使胡永年四处镇压。胡永年调动人马，把在南京路刷反对张春桥大字报的红卫兵强行拖人体委大楼，进行围攻、辱骂，并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胁他们将大字报撕下来。张春桥吹捧胡永年为！我们的胡司令！”“我们的大炮！”1967年6月，市体委革委会成立时，张春桥亲自将原上报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人拿掉，让胡永年担任上海体育革委会的主任，后来张春桥点名让胡担任市革委会委员、市文教组核心成员、市保卫组副组长，亲自委托他抓上海的“社会治安”，甚至将胡评为全市先进个人。1968年4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胡永年投桃报李，到体委的基层单位彳自着胸脯叫喊！张春桥我就是要死保，保定了。”他带人看地形，策划武斗方案。徐景贤在一次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表扬胡永年。1967年1968年，胡永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在社会上到处插手，挑动武斗，大搞打砸抢。他把工人群众成批地捉进体委大楼，强迫他们脱去鞋袜，跪在地上，或绑在长凳、乒乓球台上，胡永年带头用鞭子抽，木棍、铁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用狼狗咬，将人打死，手段之残酷、毒辣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两样。1968年1月胡永年召开体委系统大会，在会上，他说！气氛不够”，带头毒打干部，许多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有的被打成鼻青脸月中，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齿掉了好几个，有的当场大腿被打断，有的被打倒，还跳上背部继续用脚踩，还不能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之后，体委系统打人之风，更加肆无忌惮地刮起来了。他经常说这个单位的当权派不老实，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开现场会，他督战、动手对一名干部审讯，一边打耳光，一边要他回答问题，让他举起两手，稍微垂下来，胡永年就用因头烫，用大头针扎。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在他的现场示范后，体委系统的逼供信更加猖獗。1969年春节体委系统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恶行径，张春桥、王洪文立即通过马、徐、王派人将这场斗争压下去。后来在“一打三反”中群众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却说！上海的几个司令，胡永年还是比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来。1974年“四人帮”和马、徐、王授意要把胡永年拉人党内，而对他严重问题，采取“不要内查夕卜调，不要接触本人，从现有材料中找出结论”的办法。这件事由于遭到体委系统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1975年徐景贤找胡永年密谈，当面给党票，说：“祝你早日人党。”王秀珍向胡交底：“你们这些的组织问题，要通过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领导，你们可不要着急呀。”马、徐、王按照张春桥、王洪文旨意让胡永年当体委副主任，重新提上来。粉碎“四人帮”后，胡永年打电话给浙江的造反派头头翁森鹤，要翁立即来沪，两人一起密商。胡永年还和上海的小兄弟串连。胡永年这类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就是张春桥之流的社会基础，依靠对象。张春桥利用胡永年当打手，胡永年死心塌地为张春桥卖命。
胡永年1977年3月19日被监护，1978年8月26日被捕，后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上海人民出版社代表发言，揭露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1934年叛党投敌，做了特务，住在南京苜蓿园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优待所里，后安排在以徐恩曾为头子的特工总部训练科。他的任务就是对被捕的革命者进行劝降。抗战爆发后，姚蓬子坐中统的专轮撤到重庆。在重庆，姚蓬子一面挂着“进步作家”牌子在左翼文化人中间活动，一面和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特务头子徐恩曾单线联系，向他提供情报。姚文元从小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认徐恩曾夫妇为干爹干娘。1955年反胡风斗争开始，姚蓬子与胡风关系密切，被押到北京接受审查。姚文元知道此事，不向组织汇报。区委组织部找他谈话，他还装糊涂，不交代。受到审查，才说姚蓬子是“自首变节分子”。徐景贤说姚文元“与自己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姚文元是怎样划清界限的？1957年，他替姚蓬子贴一张表态大字报，拥护整风。1958年姚文元结婚，组织上分配给他房子。乘老婆生孩子，他又搬到姚蓬子家里住在3楼。他老婆是卢湾区委组织部的负责人，组织认为住在叛徒家里不合适，多次劝他们搬出来，他们不听。后来区委负责人直接下令，他们才搬出来另住，但是将大女儿留给；蓬子抚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中；文元勾结张春桥，伙同马、徐、王压制群众，不准批斗、审查姚蓬。
1957年6月柯庆施从《文汇报》的编排，看出问题。张春桥赶快告诉姚文元，姚文元写了一篇《录以备考》，成为“反右先锋”。6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劳动报》发表的《敌友之间》、《关于青年的杂感》，露出狐狸尾巴。货；文元从卢湾区委到作协上海分会、到《解放》杂志、到《解放日报》，很大程度都是得力于张春桥的提拔和栽培。张春桥和江青商量后，将批判海瑞的文章交给姚文元写的。姚文元写《评“三家村”》被“四人帮”吹捧为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其实“文革”前，他写过许多类似三家村的文章。这就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张春桥太了解姚蓬子的历史，姚文元调到作协时，张春桥在作协的党组会上说，国民党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后来采取“白蚂蚁政策”，就是从姚蓬子开始的。白蚂蚁政策就是诱逼被捕的人叛变，充当白蚂蚁，从内部蛀空革命队伍。
1964年江青到上海活动，张春桥说！人家说我们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自，这个马屁就是拍定了。”姚文元和张春桥一样地紧跟江青。1967年5月在上海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姚文元篡改历史，明知道批判海瑞一文是毛主席部署的，却说江青“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炬”。1964年、1966年江青两次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查找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的档案，企图收集起来销毁。1967年11月姚文元污蔑参与工作的人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使用特务手段”和“窃取革命机密”，讨好、效忠江青。江青封姚文元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公开说：“文艺工作不许别人插手，我死了，叫文元当主帅。”
市革委会机关事务管理局揭发：王洪文是一个吸工人农民血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除了前面已揭发外，还有：王洪文要5块双自动日历手表，竟动员7个工厂，一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做。从1971年以来，每年补助从1000元上升到4000元，现金一共11500元。王洪文的补助吃、穿、用无奇不有。王秀珍从1969年以来捞取（补助）现金4800多元，金祖敏从1970年以来捞取（补助）3900多元，祝家耀从1974年以来捞取（补助）现金1580元。王洪文占用大量高级家具。1971年王洪文从外地弄一条狼狗在家里养着，先后咬伤了3名职工、2名战士，周围群众纷纷要求打死这条狼狗。马、徐、王将其送到动物园，王秀珍还坐车专门去看望。这条狗在动物园内又咬伤6名职工。王洪文这群新生资产阶级彳艮难侍候，侍候不好帽子、棍子就会打来，被王秀珍扣上“对新干部没有感情，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帽子，一棍机关事。
5月13日，全市第三次揭批“四人帮”大会结朿时，严佑民讲话说：在我们上海，有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深知“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老底，我们的公安、图书、档案等部门，保存有他们确凿的罪证，有不少同志对他们进行过揭发和斗争。“四人帮”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勾结林彪一伙，釆取各种阴险毒辣、卑鄙无耻的手段，抄查、销毁了大量罪证，甚至盗窃和破坏档案，以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对知情人和敢于揭露他们罪恶历史的同志，残暴地实行镇压和迫害。受害人之多，手段之残酷，是罕见的。单是全市公安系统，受到残酷迫害的革命干警就有3000多人，被迫致死的有100多人。在图书馆、电影局、出版社、大专院校，有些同志由于知道“四人帮”的丑恶历史，或者接触过他们的罪证，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他在讲话中再次宣讲党的政策，强调：“当前，我们还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976年23号文件。”
1977年9月，结合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上海市委于11月14、15日召开了全市第四次揭批“四人帮”大会，9人发言。中心会场仍设在体育馆，各区、县、局设了430个分会场，全市共有27万党员干部参加了大会。
首先，市委力、公厅的同志发言，题目是“马天水是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政治野心家”，发言内容为以下几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