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驻原写作组夏其言发言，揭露、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朱永嘉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史》《哲学小辞典》，从思想上批判“四人帮”。他们篡改党史，制造所谓的“张春桥理论”。夏其言说：1969年8月张春桥攻击我国经济战线上“封、资、修管理影响很深”，“很容易重复过去的东西，老干部也没有好好进行批判”。1971年开始在写作组成立“政治经济学编写组”，1972年9月编成第一稿。10月，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连续召开两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攻击周总理消除林彪在经济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回潮”，张春桥说：“希望能编出反映我们水平的教科书。”朱永嘉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这本书前后修改5稿，印了16万册，还改编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发行了169万册。1975年的一稿加上张春桥、姚文元的“资产阶级法权”论、全面专政论，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说“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提出！只反对党外资产阶级，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朱永嘉说：“理论上的权威必然会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他们就是要批判、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实现“改朝换代”。
上钢五厂党委胡铁民发言，揭露每到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候，马天水把上钢五厂当作一块石头打中央、国务院领导。1972年周总理提出加强企业管理，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说：“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生产关系。”攻击周总理不讲路线。1973年下半年，马天水到我厂抓典型，大批唯生产力论。1975年6月，国家计委向党中央报告准备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时，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污蔑大庆“是搞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阻挠会议的召开。马天水又一次呼应，到我厂要总结经验。1975年8月26日王洪文到我厂来，“在企业管理上，搞出自己的一套经验来”。1976年3月，马天水到我厂说！批唯生产力论要抓住重，点”，要tE矛头对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他们说毛主席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要占领上层建筑，出教材，比出钢材还重要。要工人脱产搞“儒法斗争史”，反复修改《三字经批判》。工人们气愤地说！干脆把第五钢铁厂改名叫第五出版社算了。”把踏踏实实工作的人批为唯生产力论，而把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封成觉悟高，反潮流。他们大批唯生产力论，使生产下降。1976年与1973年相比，职工增加11%，固定资产增加23%，钢产量却下降14。2%，质量下降，经常发生事故。仅转炉车间1974年到1976年3年内事故达13191次，成本超支，亏损7823万元。
市卫生局王希孟发言，他说“文革”一开台张春桥提出“医护工合一”，就是取消医生、护士、公务员（即医院打扫卫生的工人）的分工，说“这是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徐景贤到华山医院要大家都挂听筒，拿针筒，拎铅筒，并炮制了一份“经验总结”。说医院“旧的章法林立，等级制度森严”，“工人不但政治上没有地位，连做的工作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实行医护工合一。”否定社会合理分工，制造矛盾，制造对立。造成医生、护士、公务员平均分摊医疗、护理、后勤工作，打舌L医院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造成医疗质量急剧下降，经常发生医疗事故，甚至死亡事件。市局直属单位116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被审查批斗有102名，不准他们做手术。而徐景贤得了病，不但不让护士、公务员治，要专家治，还从北京请专家会诊。占用华东医院一层楼，光吃药就花了上万元。马、徐、王及他们的小兄弟生病都是如此。充分暴露他们是伪君子。粉碎“四人帮”一年来，医疗单位拨乱反正，整顿体制，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类人员的职责分工和规章制度，广大医务人员钻研技术，职责分明，分工协作，团结战斗。
绿杨村饭店党支部朱雪芬发言的题目是“服务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吗？”。她说，1968年夏天“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一伙在南京路一家饭店总结一份“自我服务”的典型材料，要顾客自己买票，自己端饭、端菜，自己洗碗、揩台的经验，作为新生事物，在电台、报刊宣传，在基层推广。说“服务好就会出修正主义”，谁不照这样做，就被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我们对顾客彳L貌周到，他们说我们是“低头哈腰的旧商人作风”；我们要恢复传统经营特色，他们斥之为“复古、复旧、复辟”，“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扩大服务项目，他们说是“培养修正主义”，“助长大吃大喝”。绿杨村饭店原是一家四川、扬州风味的饭店，周总理都来过。在“四人帮”的破坏下我们饭店搞饭店不像饭店，食堂不像食堂，传统服务项目取消了，特色品种砍掉了，出现服务态度“官商化”，经营品种“单一化”，生产操作“简单化”，品种口味“一律化”，营业时间“机关化”的局面，造成第一次营业亏损。
市科委、科学院丁公量发言，他说，1975年《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6年“四人帮”对此汇报提纲进行批判，借口毛主席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攻击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认为谁有此主张，就是否定人的作用，就是否定革命，就是卖国投降。
新华社的记者东生发言批判“四人帮”的假左真右。张春桥为了掩盖自己历史问题，公然鼓吹“凡事左三分”。张春桥“左”到了极限，抓“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一切，破坏国民经济，破坏安定团结。马天水抓上海机床厂，限令3天内精简300个管理人员，把技术科、生产计划科、案例科、产品检查科砍得支离破碎，质量急剧下降，1971年机床抽查合格率是零，全厂设备完好率是30%。新建的恒温车间，垃圾成堆，油污满地，黄鼠狼、老鼠东奔西窜。而马天水竟说！只要路线正确，群众发动起来，完不成任务也是伟大胜利。”王秀珍在国棉三十厂宣扬！党委是抓大事的，生产是小事，党委不要去讨论。”新华社一个记者写报道时将“革委会”主任，写成车间主任。为此，徐景贤来到分社，召开全社大会，训了两个小时，说漏掉“革委会”三个字，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正女卩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0万吨，财政收人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时，在内部出版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文化、出版、电影、教育、体育等方面的谬论摘编，供大家参考，使群众更加了解“四人帮”在各条战线的破坏活动。
经过数次揭发彳11判，终于剥开“四人帮”的十张“画皮”
一、“四人帮”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当时还没有否定“文革”
二、不是“文艺革命的旗手”，而是篡党夺权的里手。
三、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四、不是“左派”，而是极右派。
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是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六、不是“新生产物的支持者”，而是破坏者。
七、不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而是陷害毛主席的凶手。
八、不是彳比林批？L“英雄”，而是反党乱军的元凶。
九、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而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吸血鬼。
十、不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真革命”，而是破坏国民经济的反革命。
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开始大规模复查
因上海清查任务特别重，全市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直到1977年5月清查进人定性工作后，才有精力大规模地做对受迫害干部的复查工作，因而这个工作相对起步较慢。1977年4月，建立复查小组，抓市委交办的重点案件的复查。同年11月正式成立市委复查办公室。经过1977年下半年的各种准备之后，一经展开，复查工作就逐步加快了。
由于“一月夺权”以来，“四人帮”篡夺了上海党政大权之后，实行法西斯统治，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全市需要复查的人达30万，加上株连的家属亲友不下150万人。工作十分艰巨、繁重。“文革”中上海有关单位集中了数千名干部，其中六分之一的老干部是原华东局、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他们当中，有的参加过南昌起义、有的上过井同山，有的参加长征，许多人经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在部、局一级干部中受审查的达到93%以上，定为走资派的达30%，定为“解放后17年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达40%。一般干部中和工作人员中受诬陷、打击的人也很多。
在复查中，对“文化大革命”审干中遗留的问题，凡是冤案、错案，坚决予以推倒，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把“四人帮”及其余党强加在干部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去掉，使党的政策尽快落实到每个干部身上。
在复查中坚持四条原则：
一、调查研究，重证据，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四人帮”为了打倒一大批干部，利用审干，搞了许多阴谋，有的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有的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有的用逼供信得到的假材料作为定罪的根据，而将许多证明无罪的材料列为无用的，准备销毁。破坏党的一贯的审干方针和传统。把早已交代的材料说成长期隐瞒；把已经入党多年的同志，仅根据一个记不清的旁证，说成是“假党员”。凡是查到此类问题，都予以彻底解决，恢复干部的本来面貌。
二、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干部进行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坚决纠正“四人帮”那种形而上学，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干部全盘否定的恶劣做法。
三、坚持历次政治运动对干部所做的正确的结论，坚决反对“四人帮”否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后历次审干中工作成绩。“四人帮”将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将凡是被捕过不是叛徒的，定为“叛徒”。将一些枝节问题抓住不放，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甚至把过去已经甄别平反的问题，重新定为错误。
四、坚持党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人帮”审干不给本人看审查结论，即使看了也不允许申诉；处分党员，不开支部大会，不许本人到会申辩。谁要是申诉、要求复查，就给谁戴上翻案的帽子，完全剥夺了党员的民主权利。这次复查，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并认真听取本人申诉。做了复查结论，首先给本人看，征求意见。对于本人提出的意见，合理的，就改；不合理的，就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坚持实事求是。
1978年7月，参照中央组织部4月座谈会精神，召开全市复查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明确复查范围，统一政策思想，研究分级负责，全党办案，加快步伐的措施。
为了推动复查、平反工作，1977年的年底和1978年的年初，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韩哲一、赵行志、车文仪商量，决定春节期间以宣传部名义召开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工作者座谈会，1月31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这些专家是上海精英、国之瑰宝，但是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有的安排了工作，大都还在审查。召开座谈会的办法可以绕开专案组和逐级报批通过，一个人一个人做结论，方法简单明了，有轰动效应。因上海是文化重镇，并不能将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列上。根据朱通华保存的名单，92人名单如下：
文学（2人）：巴金（作家，上海文艺）、于伶(剧作家，电影局）、郭台虞（教授，复旦大学）、盛草婴（翻译家，译文出版社）、陈恭敏（文艺理论，戏剧学院）、刘金文（文艺理论，出版局批判组）、姜彬（民间文学，文艺出版社)、赵乃圻（工人作家，上港七区）、周介人（文艺理论，上海文艺）。
电影（9人）：沈浮（电影导演，上影厂）、孙瑜（电影导演，上影厂）、柯灵(编剧，上影厂）、赵丹（电影演员，上影厂）、叶丹（编剧，上影厂）、秦怡（电影演员，上影厂）、陈冲（电影演员，上影厂）、白杨（电影演员，上影厂）、孙永平(电影演员，上影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