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赵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12月任副市长。1979年他出访日本，回沪后，向市委提出改造上海的交通除拓宽马路，打通瓶颈外，建议在几条交通主动脉上建高架道路、发展轨道交通，以改善上海交通拥堵不畅的顽症，造福于民。这一建议，引起市委的高度重视。而今上海的城市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
8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大批夕卜商来沪投资洽谈，上海的酒店、商务力、公楼，显得捉襟见肘，出现一些外商“白天上海洽谈，晚上苏杭住宿”的窘况。为此，赵行志在市委办公会议上建议，加大上海酒店和商务办公楼的规划和资金投人，加快建设步伐，以适应上海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市委采纳了这一建议。联谊大厦、华亭宾馆、贵都大酒店、银河宾馆、希尔顿大酒店等商务力、公楼、五星级大酒店就是这段时间先后落成，为扩大上海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商务环境。
赵行志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要心系百姓，体恤民情，化解民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他要求信访部门和秘书要认真、细心、及时地处理人民来信，凡是群众写给他的重要信件，他都亲自阅批，要求秘书及时转请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并督促落实，使群众来信“桩桩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赵行志担任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期间，还注重调动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热情参与上海经济建设的积极性。80年代初，不少台商来沪投资办企业，有些台商还在沪安家立业。但他们来信反映，孩子就近人学却成了烦心事。赵行志批请市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为台商做好各项服务，以解除他们的生活之忧。
赵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和夫人欧阳洛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体贴，对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给予尽力帮助和关心。他不仅深受身边工作人员的爱戴，而且在全市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93年赵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扶贫帮困，发展教育，关爱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赵行志夫妇数十年来不断为延安、沂蒙山革命老区捐款捐物，资助力、抗大中、小学校、建立革命历史纪念馆、打深井建水窖等，还为遭受自然灾害的百姓捐款捐物。2000年，他担任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顾问，不顾高龄进学校、下社区、到企业，向青少年讲述人生价值、弘扬中华美德。
赵行志不畏死亡，对人生有着独到的见解，坦然面对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为自己挑选了墓地，设计了墓碑，亲笔写下了墓志铭！芝兰生于深谷，不因无人而不香”。他在遗嘱中写道！人都是要死的。许多同志在战场上牺牲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我虽经多次风险，却幸存至今。我很知足。我不赞成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真正怀念我的人，不一定能同我告别，而我不屑与之为伍的人，却装模作样地来同我告别。这就会使我死了都得不到安宁。致悼词也是大可不必。五六十年的革命经历，它本身就给一些同志留下不同的记忆。悼词写得再好，也不能代替这些心灵深处的记忆。”2009年2月20日凌晨，他在睡梦中驾鹤西去。在他去世之前的几个小时，还嚷着要看电视片《红日》。这之前，他已经看完30集了。他带着对战斗岁月的记忆走了，那是他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历程。
中央工作组其他成员后续情况
1984年韩哲一退居二线，先后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一直关心老区建设，1993年到2000年。任中原老区开发促进委员会主任。2008年病逝前，他将自己50万存款没有留给儿女，全部捐献。
1983年，李庸夫任司法局书记、局长、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有效地推动了上海律师事业的发展，开创了监狱、劳教工作的新局面。1985年，李庸夫提升为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他把握时机，相继办起法律专业的大中专院校，担任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并以自己担任中外合作公司董事长的津贴建立了“院长教育基金”。离休后，殚精竭虑关心着司法行政工作，经常带病四处奔忙，忘我工作。1997年6月23日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而病逝。享年70岁。
徐良图回京后，1977年7月提升为国家计委副主任，1989年病逝。
李景昭1977年9月提升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病逝。
干志坚1984年11月提升为国家计委副主任，2010年病逝。
周力1977年提升为基建工程兵总后部部长（副兵团级），2006年病逝，享年94岁。
王德瑛1981年1月提升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5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90年任中纪委书记。
陈裴章1977年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处长，后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当代研究所工作，1993年正局离休。
王守家于1977年春回到北京，1977年先后任国家经委重工业局副局长、局长、高级工程师，1988年离休。1990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离退休干部支部书记20余年，“离岗不离志，退休不褪色”，是离退休干部中的明星，2011年6月获得优秀离退休干部支部书记。对他的评价是：支部工作带头人，同志冷暖最关情，学习锻炼有恒心。1995年，以古稀之年开始学习书法、绘画，研读毛泽东的诗词和唐诗宋词，常年笔耕不缀，其书法、绘画作品多次参与展出。1995年开始游泳，88岁高龄仍然每天坚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之际，他赋诗一首：
老骥伏枥志千里，耄耋身健不足奇。
喜逢建党九十年，放喉高歌红旗举。
在最早派往上海的八个人中，曹大澄的经历最富有传奇。性格决定命运。曹大澄是“另类”，他长于写作，除报告文学《余党末日》外，还有小说《寒凝大地》，文字幽默、风趣。从他写的自传中，也可见一斑：俺生逢乱世，一岁遭遇九一八事变；十岁又逢瘟疫催命。故乡卜奎小城，家家送葬，户户哭丧。此瘟神乃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麾下裨将，学名“霍乱”，代号731，投放细菌，杀害百姓，解剖活人，验证“疗效”。俺家亲人相继去世，孤儿寡母，苟活于屠刀之下，徘徊于鬼门关前。
曹大澄于1976年11月回到北京，仍回建委工作，任办公厅主任、中国房屋开发公司董事长。因他热爱艺术、懂艺术，兼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副组长，组长则是着名雕塑家、教育家、中央美院副院长刘开渠。
1983年11月23日到30日，胡耀邦总书记到日本访问，在长崎参观和平公园时，了解到这是当年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当时两公里之内一片火海，瞬间夺去7万人的生命，负伤者也达7万人。长崎本岛市长说：希望和平公园成为世界的象征，希望中国能送一座和平雕像，永久陈列在这里。胡耀邦当即答应。胡耀邦回国后，将此任务交给全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由建设部力、公厅主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副组长曹大澄任组长，成员有潘鹤、程允贤、王克庆、郭其祥。经过19个月的努力创作完成了和平少女之雕像。雕像同时做了两个，一个放在长崎，一个放在北京的复兴门。雕像为少女轻展双臂，凝视停落在臂上的和平鸽，冰清玉洁，娴静优雅。少女和鸽子是和平的象征。1985年7月，雕像落成，中日友协会会长王震亲赴长崎剪彩。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说：在日本引起巨大的反响，我确信在一百年、二百年、甚至一千年必将掀起更大和平的滚滚波涛。”中日朝野各界赞赏有加。
改革之初不少人到香港发展。但是国家对建立国有公司控制严格。1986年曹大澄被派到香港。他争取国务院经贸部批准成立香港中国雕塑壁画艺术海外发展有限公司。那时，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投资少，更多的是给政策。1986年3月8日，香港中国雕塑壁画艺术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在港正式挂牌开业，董事会由曹大澄、曾汉文、袁镜身、陈世民等人组成。大家来自北京、香港、广州。开幕那天，曹大澄的老朋友、着名雕刻家刘开渠特地从北京到场祝贺。
陈世民提出希望在中雕公司下面成立一个设计顾问公司，这样既能做雕塑，又能做设计，可以互相支持。当时成立子公司鲜有先例。曹大澄崇尚创新，从不因循守旧。董事会批准了陈世民的建议，在香港办理商业登记注册，起名为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以示发展中华艺术之雄心壮志，弘扬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念。曹大澄任董事长，袁镜身任副董事长，陈世民任总经理兼总建筑师。中雕和华艺都在湾仔东新商业大厦一间不到五百英尺的办公室办公。
华艺从国内请来一批老建筑师和工程师。当时大陆工资只有二三百元，而华艺工资800元到1000元。同时吸收南下发展的年轻人。在1986-1988年参与华艺初仓的人，有曹大澄、陆强、陈小寅、盛烨、林毅等二十多人。初创阶段，备尝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