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活动之所以很大程度上摆脱空虚与乏味，是因为审美是一种最符合人性尊严、也最能体现人的本真价值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灵魂的解放和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审美活动本身所展开的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也仅仅只为人而存在。人在审美活动中，从日常操劳着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深蕴着生命意义的独特世界。他既是从生活世界中暂时的退出，又是向生活世界更深的突进。退出，是他在审美活动中摆脱了与实际人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对由名缰利锁交织而成的功利网络的一种暂时的超脱；突进，是他带着实际人生刻印在他心头的全部经验，带着他在日常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所有经历而走进了审美的世界。因此，在审美中他越是能够无所为而为地去观照，他就越是能够使自己全部的人生积累都充分地释放出来，而他越是无条件地把自己都交付于他所观照的世界，他也就越是能本真地面对这个世界。正是在与世界的这种直接照面中，平时在有限的功利活动中被遮蔽、被悬置起来的人生意义问题才会真实地向他突显出来。这时，他不是用理智去把握这种意义，而是以情感去拥抱这种意义，“我们享受着这种魅力，而在这样给我们满足的同时，审美特质对我们成就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冷漠的判断来评价的，而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它使我们产生一阵新的强烈情绪，这种情绪现在真的成了一种快感，由眼前的景象所引起的喜悦和安逸，一阵‘沉醉’——就好像沉醉于浓郁的花香中一样”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在情感的付出中，他赢获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正如席勒在分析近代社会人性分裂的状况时所指出的：“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开展知识的标志。”而要消除这种人性分裂的状态，实现人性的完满和谐，就在于“通过美把感性的人引向形式和思维，通过美使精神的人回到素材和感性世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第14页。在席勒看来，审美可以使人自身存在着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这两种对立力量得到统一，因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第14页。。
因此，人在审美活动中，以一种深蕴着饱满的人生意味和丰富的情感内容的真正的人的方式存在着，超越了琐碎庸俗的功利现实，克服了物质感性与精神理性分离的人性裂痕，从片面走向完整，从单一走向丰富，个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性得到了最充分、最直接的体现，恰如黑格尔所说过的，审美的确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这样，审美活动就是具有明显的人性价值。
美的人性价值效用在许多美学家、哲学家那里都得到了肯定。康德将人的审美能力视为联系人类精神世界中认知能力与道德信仰能力的纽带，从而也就肯定了审美活动对人类精神世界完整性的价值功用。席勒明确地将审美活动作为把片面的人锻炼为全面完整的人的冶炉，并把审美活动天真地赋予了社会变革的功能。黑格尔将审美活动看作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绝对精神自我复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费尔巴哈将艺术看作表现人类此岸即现实的具体人的最佳方式。叔本华将审美活动视为摆脱人生痛苦的手段，在他看来，人活着就是痛苦，而在审美中，人处于“自失”状态就忘却了痛苦。尼采也把审美活动看作宣泄一种人固有的悲剧情绪的方式，把艺术视为人对自身生命的肯定方式。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这些思想的精华，他所肯定的是审美活动固有的人性价值。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审美活动永远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是人的本性的最充分、最直接的体现，因此审美活动就具有明显的人性价值：一方面审美活动满足了人在实践中产生的自由自觉活动的需要，一方面又在这种活动中确证了他固有的天性而使人感到精神愉悦，这两个方面就是审美活动人性价值的本质。童庆柄：《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美的独特意蕴就在于，它不仅为人构筑起一个意味隽永的精神家园，使人在现实中被压抑的各种愿望得以自由抒发和表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人由此而深刻体悟到做人的价值、尊严和崇高的使命，从而鼓起人们追寻理想的激情，激励人不断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意义。“通过审美，主体的生命得到了陶冶和洗礼、提升和拓展，仿佛有一种新的生命在他的灵魂中诞生，他变得丰富和充实，比以往更加热爱生命，更自觉、更强烈地要求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通过审美，主体仿佛被赋予了一双更加敏锐和深邃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不断引导他越过重重功利的网络，去重新诗意地理解世界和人生，而且引导他越过种种现实的屏障，去直接观照理想和未来。总之，通过审美，在使主体的精神得到升华的同时也得到重组和塑造，他将以新的姿态重新返回现实并改造现实。”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康德曾经指出，美的事物可以使心灵得到游戏般的娱乐，它可以使空虚的心灵得到拯救，并将其引向道德，这正如：抛一只桶给鲸鱼玩，以拯救船只。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这心灵的空虚正如鲸鱼，心灵就是船。
二、审美教育的功能与人生境界
如前所述，审美活动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化解生活的空虚与无聊，丰富生活情趣，提升生活品位有着重要意义。对美的向往和美的欣赏虽然有一定的本能基础，但大多数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技能是要后天学习和培养的，因而美育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对于审美教育的意义和功能，中、外思想家和教育家都有过论述。美育在中、西教育发展史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一）审美教育的历史源流
审美教育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的，无论是在先秦时代的中国，还是在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的教育中，都早已有了审美教育。并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我国审美教育观念的演变
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明确地提出美学及其概念与范畴，但对审美观念及审美教育却是十分推崇的，如儒学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当时的学校教育内容中就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乐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都非常重视音乐的美育作用。
《乐记》是孔子以来儒家音乐美学方面的系统总结，它围绕“礼辩异，乐和同”的命题，反复论述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音乐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乐记》论述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认为“礼”可以划分社会的等级——“天地之序”，而“乐”则可以调和等级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使整个社会保持和谐——“天地之和”的目的。《乐记》认为，“礼者为异”，就是将贵贱等级严格区分开来，防止相互争夺；“礼者为同”，是指不同的等级之间，要维持一定的联系，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秩序，以防止相互怨恨，这二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维护社会的安定统治服务。在具体的实施中，二者不能偏废，否则“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如果“乐”过度了，社会等级之间的界限可能就模糊；反之，“礼”强调得过分了，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就可能太尖锐，同样危及社会稳定。可见，无论是“乐胜”还是“礼胜”，实际上均危害社会的统治，只有礼乐相济才是理想的统治。“礼乐相济”，不仅指礼与乐在发挥社会效用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补充的，而且它们在内容方面也是相互转化、相互包容的，《乐记》主张“先王”作“乐”，这就必然会体现当时封建制度的“礼”，“乐者，通伦理者也”。
当然，《乐记》也指出了“乐”在发挥社会功能时的特殊性，是有别于礼、刑、政的，它“可以善民，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钟鼓道志”、“琴瑟乐心”，说明“乐”同时具备两种作用：一是倡导思想意志，一是娱乐人的身心健康，因此，能够实现“美善相乐”的目的，由此可见，古人已充分认识到美育既包含了德育成分，又能使人获得艺术享受。
历代儒者也重视美育，如王守仁曾主张以诗歌引导儿童教育，说“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有识之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学习西方，美育理论也由此较多地引入我国，如一些教育家、学者就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并在国内大力倡导。王国维于1906年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了“心育论”观点，将德、智、体、美四育并举，提高了审美教育的地位。蔡元培更是为审美教育呐喊了二三十年，而且身体力行从事美育实践，为创立中国近代的美育体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蔡元培一方面在理论上大力倡导美育，一方面在实践上积极探索，他著书立说，阐述美育的理论，大声疾呼，敦请文化教育界对美育的重视和社会承认，他热情洋溢、满怀希望地为我国的美育发展远景绘制蓝图。早在1912年，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将美育列为“中华民国”教育方针中的五育之一（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更是极力倡导，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论点，在多篇论著中宣传美育，如在《美育实施方法》（1922年）中具体论述了美育的实施，在《美育与人生》《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1930年）中对美育进行了理论阐发和经验总结，并且多次告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要注意美育和科学教育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科学教育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美感教育则可以激励感情，提高改造世界的创造精神，这是文化运动中不可分割与忽视的两个方面，“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行会，应利用美术”。“美术”一词的含义按照蔡元培的说法，“美术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专指造像、建筑（雕刻）图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可算有萌芽了。美术的教育，除了小学校中机械性的图画以外，简截可以说没有”《美术的起源》，《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6页。。针对这种状况，他呼吁文化教育界给予美育应有的地位，要辩证地认识美育与智育的关系，他在《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中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无聊不过，于生存上强迫职务以外，俗的是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高的是渐渐成了厌世的神经病。因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抱着这种机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但对于自己竟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绝没有创造精神。防这种流弊，就要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所以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3、175页。他多次强调美育能促进智力的发展，这是美育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一个有理想、富于探索、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如果没有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也是不可思议的，而美育是实现这种道德目标的手段，是以感情为中介的。因此，审美教育是对人的情感的教育。
鲁迅对美育也是十分重视，早在1912年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倡导以“抗伪弊习以成诗”、“摩罗诗力”来启蒙心灵、解放个性，从而达到使人思想升华和社会变革的目的。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些美学译介和论著，其中也涉及审美教育问题，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审美教育的研究难以全面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审美教育的研究得以较大发展，曾把美育列入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相关的一些课程如音乐、美术等得到了各级学校的重视，但“文革”又使美育停滞。改革开放以后，审美教育又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各项审美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我们还应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教育实践中审美教育并未取得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应有地位，有时甚至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这与长期以来教育一直在经济发展的牵动下被动发展，而不得不坚持以智育为中心的发展有关，也与理论界对审美教育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有关。因此，我们还应继续坚持不懈地探索审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途径。
2.西方审美教育观念的演变
在西方，审美教育同样受到充分的重视。雅典作为古希腊的文化中心，十分重视文学和音乐的教育作用。雅典的初等学校分为两类：音乐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儿童7—14岁进入音乐学校，学习唱歌、诵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选段，弹奏七弦琴等）。柏拉图把文学和音乐作为教育的基础，他在《理想国》中主张对理想国中的保卫者的教育应该是“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而音乐应该在体育之前”，理由是节奏和乐调具有最强烈的力量，能渗入心灵的最深处，美化心灵，使人的性情变得高尚，因此，他认为最高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文学艺术作为“自由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了音乐（文学艺术）的作用，认为学习音乐，其好处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许多方面的益处，例如可以净化心灵，享受理智的快乐，使劳动后紧张的精神得到松弛和休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