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活动之所以很大程度上摆脱空虚与乏味，是因为审美是一种最符合人性尊严、也最能体现人的本真价值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灵魂的解放和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审美活动本身所展开的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也仅仅只为人而存在。人在审美活动中，从日常操劳着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深蕴着生命意义的独特世界，他既是从生活世界中暂时的退出，又是向生活世界更深的突进。退出，是他在审美活动中摆脱了与实际人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对由名缰利锁交织而成的功利网络的一种暂时的超脱；突进，是他带着实际人生刻印在他心头的全部经验，带着他在日常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所有经历而走进了审美的世界。因此，在审美中他越是能够无所为而为地去观照，他就越是能够使自己全部的人生积累都充分地释放出来，而他越是无条件地把自己都交付于他所观照的世界，他也就越是能本真地面对这个世界。正是在与世界的这种直接照面中，平时在有限的功利活动中被遮蔽、被悬置起来的人生意义问题才会真实地向他突现出来。这时，他不是用理智去把握这种意义，而是以情感去拥抱这种意义，“我们享受着这种魅力，而在这样给我们满足的同时，审美特质对我们成就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冷漠的判断来评价的，而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它使我们产生一阵新的强烈情绪，这种情绪现在真的成了一种快感，由眼前的景象所引起的喜悦和安逸，一阵‘沉醉’——就好像沉醉于浓郁的花香中一样”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在情感的付出中，他赢获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正如席勒在分析近代社会人性分裂的状况时所指出的：“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开展知识的标志。”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而要消除这种人性分裂的状态，实现人性的完满和谐，就在于“通过美把感性的人引向形式和思维，通过美使精神的人回到素材和感性世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在席勒看来，审美可以使人自身存在着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这两种对立力量得到统一，因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因此，人在审美活动中，以一种深蕴着饱满的人生意味和丰富的情感内容的真正的人的方式存在着，超越了琐碎庸俗的功利现实，克服了物质感性与精神理性分离的人性裂痕，从片面走向完整，从单一走向丰富，个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性得到了最充分、最直接的体现，恰如黑格尔所说过的，审美的确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这样，审美活动就是具有明显的人性价值。
美的人性价值效用在许多美学家、哲学家那里都得到了肯定。康德将人的审美能力视为联系人类精神世界中认知能力与道德信仰能力的纽带，从而也就肯定了审美活动对人类精神世界完整性的价值功用。席勒明确地将审美活动作为把片面的人锻炼为全面完整的人的冶炉，并把审美活动天真地赋予了社会变革的功能。黑格尔将审美活动看作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绝对精神自我复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费尔巴哈将艺术看作表现人类此岸即现实的具体人的最佳方式。叔本华将审美活动视为摆脱人生痛苦的手段，在他看来，人活着就是痛苦，而在审美中，人处于“自失”状态就忘却了痛苦。尼采也把审美活动看作宣泄一种人固有的悲剧情绪的方式，把艺术视为人对自身生命的肯定方式。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这些思想的精华，他所肯定的是审美活动固有的人性价值。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审美活动永远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是人的本性的最充分、最直接的体现，因此审美活动就具有明显的人性价值：一方面审美活动满足了人在实践中产生的自由自觉活动的需要；一方面又在这种活动中确证了他固有的天性而使人感到精神愉悦，这两个方面就是审美活动人性价值的本质童庆炳：《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美的独特意蕴就在于，它不仅为人构筑起一个意味隽永的精神家园，使人在现实中被压抑的各种愿望得以自由抒发和表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人由此而深刻体悟到做人的价值、尊严和崇高的使命，从而鼓起人们追寻理想的激情，激励人不断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意义。“通过审美，主体的生命得到了陶冶和洗礼、提升和拓展，仿佛有一种新的生命在他的灵魂中诞生，他变得丰富和充实，比以往更加热爱生命，更自觉、更强烈地要求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通过审美，主体仿佛被赋予了一双更加敏锐和深邃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不断引导他越过重重功利的网络，去重新诗意地理解世界和人生，而且引导他越过种种现实的屏障，去直接观照理想和未来。总之，通过审美，在使主体的精神得到升华的同时也得到重组和塑造，他将以新的姿态重新返回现实并改造现实。”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这里有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在滑雪中不幸摔折了腿，住进了医院。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苦不堪言，度日如年，整日以泪洗面。与她同病房靠近窗口的是位慈祥的老太太，她的伤已快痊愈了，每天都痴迷地观赏窗外的景色。小女孩多想看看窗外的世界呀！可她的腿上着夹板做着牵引，不能坐起来，病床又不靠窗，自然无法观赏窗外的景色。每当老太太推窗观景时，小女孩羡慕极了，情不自禁地问：您看见了什么？能不能说给我听听？老太太爽快答应。于是，老太太每天给她细细描述窗外的景色和发生的事。小女孩边听边想象着雪中美景，不由得心旷神怡，心中那份郁闷寂寞顷刻化为乌有。一个月后，老太太出院了，小女孩迫不及待地恳求医生把她调到靠窗的病床。她挣扎着欠起身，伸长脖子，朝窗外一望，惊呆了：窗外是一堵黑墙！叶大春：《心窗》，载《解放日报》，2003年6月9日。
康德曾经指出，美的事物可以使心灵得到游戏般的娱乐，它可以使空虚的心灵得到拯救，并将其引向道德，这正如：抛一只桶给鲸鱼玩，以拯救船只。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这心灵的空虚正如鲸鱼，心灵就是船。老太太凭着她丰富的人生经验知道怎样来抚慰和引导一个孩子的心灵，她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教育者。
（4）重视闲暇与游戏在道德生成中的意义
闲暇与游戏在我们的教育传统特别是在道德教育传统中是不受重视的，一说起“闲”，就是“闲生是非”、“玩物丧志”等。其实闲暇与游戏对道德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生成与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
第一，闲暇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和谐，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闲暇，包括休息和游戏不是无所事事的懒惰，它是人类特有的获得生命快乐的审美文化活动。席勒认为：“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也才完全是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席勒怎样解释这个“游戏”呢？他认为：“美，作为人性的完满实现，是游戏冲动的对象。游戏，通常是用来指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临时偶然的事，而同时又不是外在和内在的强迫的事。在审美观照中，它既免于法则的强迫，也免于急需的强迫。把美说成游戏，并非降低了美。在人类的一切情况中能使人达到完美，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的，正是游戏。”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休闲和游戏，之所以能使人真正成为充分和完全的人，是因为它不受外在压力的强制，能自由支配时间和精力，去自主实现人的本性追求怡悦身心、自由发展天性的理想目的。
海德格尔说，人来到世上，就被抛入先前给定的外在于他的社会历史境遇，并不是他自由设计、自由开展他的生活。萨特认为，人的本性要求自己来决定和选择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自己所喜爱的、愿意的、自由、自主的人。人不但受外在境遇的强制，还受自身物质功利欲望的强制，所以不能实现自由的理想。而“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欢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驱动下行动”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正是这种摆脱了外在压力和功利目的相对自由自在的活动，使人成为他自己，使人达到身心和谐。“当一个人和自己成为一体，和自己互相协调一致之时，就是闲暇。”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第二，闲暇与游戏为生命提供整合与超越，摆脱人生的单调与乏味。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分工越来越细致，每个人在社会机制中只负责一个小小的环节，进而从众多的领域“脱域”出来。这对我们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使我们得到解放，将自己有限的生命集中在少数的事情上；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生命碎片化，透支生命的某种功能，而使生命的其他部分“撂荒”。而休闲是一个对工作和劳动造成的身心磨损与老化的修复与治疗过程，使之恢复、复原、回到原初或理想的状态，起到一种拼合生命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休闲的生命已摆脱了具体目的困扰的生命。当人们的目的过多地被现实的、眼前的功利目标蒙蔽眼睛和心灵时，甚至于一些生命成了某些外在目的的奴隶，从这些外在目的的拉力中解脱出来，有时反而会解放生命的活力。杜马哲迪尔曾说过，休闲能使人通过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在超越现实的世界里自由地补偿自己命运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我尊重、挑战、自由、成就和地位等。
第三，在休闲和游戏活动中内生出秩序和规则意识。
席勒说，每个人有两种本能，感官的需求，秩序的需求（理性），二者对立，不可调和。幸运的是人类还有第三本能：游戏的本能。社会秩序几乎一定会压制个人的感官需求。而游戏创造秩序，为社会交往提供形式，又不压制感官的本能。一个人自愿地、愉快地接受了游戏中的秩序，这是他接受社会秩序的铺垫和先导。游戏能帮助我们获得社会品格，帮助我们建立社会。游戏不仅帮助儿童少年建立规则意识，还促进了儿童少年的社会成长。大部分游戏都具有社会性，这就必然要求人们彼此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时刻对其他人的情况加以考虑。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之间期望的游戏不会发生。任何一种游戏或竞赛中的竞争关系，首先需要的是共识与合作。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命令、约束、规则和奖罚都为整个活动提供了一种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
皮亚杰认为，人类的人格、自律、公正、协约等德性的发生，与儿童对游戏规则的体认与互动密不可分。在游玩中儿童心灵深处由此烙下了追求人类尊严特有的美德。他进一步说，早期儿童的游玩还处于他律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当儿童们以一种真正协作的精神应用这些规则时，他们对规则就有了一种新的意义，规则变成了可改变的东西。在这种协作中，儿童不仅将发现区分自我与别人的界线，而且也将学会理解别人并为别人所理解，所以协作是产生人格的根源。规则既是组成人格的因素，又是人格所产生的后果，于是他律之后就继以自律了，人的道德尊严得以圆成。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7页。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闲暇与游戏在人的成长、道德生成和全面发展中的功能。伴随着经济、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休闲活动不再是一小部分人、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全体人民的权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何有质量、有情趣、有道德或最少不妨碍社会和别人的状态下去度过闲暇时光也是一门学问。对于如何在学会有意义的休闲，如何在好的外部性状态下，使自己在闲暇时间里体验到生命的美好、自然的神奇，进而养成高雅的生活情趣，养成自尊、自爱，同时也尊重他人、敬畏生命、热爱自然、和谐地与人相处的情怀，这在后物欲时代来临的背景下更显得重要。好的闲暇活动和高雅的情趣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忽视闲暇教育。事实上，从本原上讲，闲暇与教育密不可分。“闲暇这个字眼的含义，在历史上的发展始终传达着相同的信息，在希腊文里……其意思指的就是‘学习教育的场所’；在古代，称这种场所为‘闲暇’，而不是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校’。”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那时候，教育是休闲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应该重视闲暇教育，帮助青少年培养好的生活情趣与技巧。进而帮助他们减少、化解无聊，驯化物欲，抵御奢侈，防止犯罪。通过闲暇教育提高他们的人生境界，进而达到道德人格的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