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国混淆的做法，让清朝看起来就像一个家族企业，而清朝最优秀的皇帝康熙，则可以视为中国家族式管理的样板人物。
树立权威，控制决策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力范围，真正做到各司其职。有些时候假如越出了自己的范围，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引起别人的不满。要是故意越俎代庖，为自己谋取利益，那就可能引发更大的争端。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皇位是宝座，它把人变成神。皇位又是魔椅，它把人变成鬼。
为了皇位上的权力，曾酿成了无数悲剧，也因此使之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流血的，有不流血的，有的甚至引起国家大乱，政权覆亡。因此如何掌控好权力，是每个帝王都关心的问题。
假如康熙朝是个公司
有一句话是形容帝王情谊的，颇为经典：共患难易、共享乐难。用在诸多家族企业家身上，则是：共创业易，共成功难。创业者到守业者之间的转换，让主、臣关系发展成为了微妙的瑜亮情结。一般来说，创业阶段的功勋员工最后的结局无外乎有三种：继续做家族企业的奴仆；另立山头；取而代之。纵观中国家族企业史，后两个结局发生的居多。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一山不能容二虎。
对于许多家族企业来说，应对功勋员工的挑战与威胁是自己在商场上的最为险恶的硬仗。而康熙与权臣鳌拜之间的斗争，就是家族企业管理者与功高盖主的员工之间的斗争。
在孝庄太皇太后宣布不参加清朝这一家族企业的日常管理之前，成立了由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组成的四人决策委员会。这是鉴于康熙年岁尚小而订立的一套管理体系，其目的在于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达到管理决策的相对平衡。它是具有浓重大清烙印、独特的管理体系，规避了许多重大的决策失误，制约了盲目投资和多元化的扩张。更关键的是，它避免了权力集中到某一个人手中，保持了大清集团的完整性。显然面对功高盖主的野心家，通过互相掣肘的方法，可达到平衡的目的。
“水，既可载舟，又可覆舟。”大凡贤明的企业家，都会用此方法来管理人才，既利用之，又掣肘之。孝庄、康熙与其孙乾隆，都是熟稔此道之人，甚至他们就是这场权力游戏的始作俑者。康熙早期的鳌拜与索尼、苏克萨哈之间的明争与后来的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暗斗都属于此。乾隆更甚，对和珅与纪晓岚的争斗，他不仅作壁上观、听而不闻，甚至点火煽风而不亦乐乎。在企业界流传这么一个不成文的定论：经理层斗争越厉害，老板就越开心；经理层越团结，老板却越揪心。
老板不希望器重的人才过于亲密，其原因无外乎有二：
一、每个老板都不希望自己比下属差，这点感觉很重要，老板的自信心是维系企业发展的重要动能。如果所有下属意见全部与老板意志相悖，老板该如何做？这无异给老板出难题。长期以往会对老板们超强的自信心产生些许阴影。
二、每个老板都不希望人才功高盖主。即便是能干的下属每次提出的见解都精辟可行，老板也巴望着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有人反对，才能显露出这见解并不十分高明。老板们也好作出总结性、睿智、乾纲独断的判断，这样才能显示出老板们的高人一筹。
所以，大凡卓越的企业家大都不会重用一个能人，而是两个或更多。对于人才的运用也是因势导之，取其长而控其短。四人决策委员会中，鳌拜果敢、勇猛，但为人骄傲欺主；索尼老谋深算，但年事已高；遏必隆老成持重，但不够胆略；苏克萨哈正直敢言，但不够老辣，孝庄因势而制，将四人构成了一张动态平衡的权利之网。
在大清集团的四人决策委员会中，鳌拜是执行总裁，主管销售业务。从一个背着挎包走街串巷的业务员，到年回款5亿元的销售公司老总，鳌拜有足够骄傲的资本。但在鳌拜担任执行总裁期间，大清集团的经营业绩锐减。这与鳌拜的领导风格不无关系。在决策中，鳌拜更习惯于自己的“感觉”，实行的是“拍脑袋”决策。许多重大的失误都是鳌拜一个人拍脑袋所造成的。鳌拜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攻击”的能力，在诸多投资中，他的这种“攻击”倾向更明显。毫无疑问，鳌拜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领袖，对他而言，规模比增长重要、增长比成长重要、成长比风险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鳌拜是一个创业型的人才，而非守业型人才。
康熙的未来就在这四人手上，如何平衡这四个人的关系，成为了最为微妙、最具智慧的谋略。笼络权贵，最常用而最有效恐怕是“联姻”。孝庄先后为康熙安排了两次联姻，一次是与索尼孙女；一次是与遏必隆之女。而对鳌拜等野心家，孝庄与康熙则采取绥靖政策：你鳌拜不是要决策权吗？可以先给他！这并不是一味的退让之举，而是睿智远虑的权谋之道，因为骄奢乃失败之本，所以康熙对鳌拜采取纵容之策，甚至故意营造懦弱的假象以迷惑鳌拜。
在早期，康熙不得不依赖于鳌拜这样熟悉公司、独当一面的人才，也不得不对他的不臣之心有所防范。事实上康熙继任董事长后，一直在培植效忠于自己的核心护卫团队，并巧妙地将他们安排在各关键部门，例如销售公司、市场策划部门。虽然销售公司的头头们都是鳌拜的门人，但是执行层的中坚力量却由魏东亭为首的大区经理把持着。与此同时，康熙如蚕食般慢慢吞噬鳌拜的团队，淘汰几个、争取一批。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进行的。
所以康熙在突然发难时，鳌拜的倒台并没有对企业产生多大的损失，康熙的准备工作早已做好了。在应对鳌拜的过程中，康熙彰显了他独到的权谋与智慧。
被管理层掣肘的少年董事长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死，其第三子玄烨即位，他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康熙皇帝。因为还是个孩子，不能处理朝政，顺治死前留下遗嘱，任命自己最信任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康熙，执掌朝政。索尼感到责任重大，立即代表四人宣誓：“索尼等誓以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偏私亲戚，不计怨仇，不求不义之富贵，不听兄弟子侄之私言，不接受贿赂，不结党营私，只以忠心报答已故皇上信赖之恩。”
四大臣信誓旦旦，忠心可嘉。可是没过多久，鳌拜就把誓言忘得一干二净。鳌拜平时专横跋扈，居功自傲，盛气凌人，朝中文武官员多半都怕他。他一受“顾命”，就利用权势迫害和他意见相左的人。顺治帝死后留下的四大辅臣中，鳌拜位列最后，但他的野心最强，为了达到独揽朝政大权的目的，他竟使出种种鄙劣的手段去剔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索尼是四朝元老，资历最深，列辅臣首位。但他年老多病，管不了多少事，对鳌拜无可奈何。遏必隆明哲保身，凡鳌拜所为，都一一默认。只有苏克萨哈不服，经常和鳌拜争论。为了进一步擅权，鳌拜首当其冲要清除的便是与自己素不相合的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顺治时，因战功卓著授牛录章京世职，晋三等甲喇章京。后升至议政大臣。顺治帝临终，受遗诏辅政。虽与鳌拜有姻亲关系，但两人遇事常常意见不合，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感情上的怨恨。鳌拜常因苏克萨哈与之抗争而心中不快，苏克萨哈则对鳌拜的日益骄恣不大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为调换旗地事，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八旗兵初入关时，曾一度争相圈占土地。鳖拜属镶黄旗，他看中了正白旗的土地，竟提出互换。负责办理调换旗地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及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三人，认为此事不可行，请求停止圈换。鳌拜大怒，立即下令将苏、朱、王三人逮捕，交刑部议罪，并提出应处以死刑。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坚决反对调换旗地，不同意将苏、朱、王三人处死。康熙感到此事复杂，不便马上作出决定，没有同意鳌拜的主张。事后，鳌拜竟假托旨意，到底把苏、朱、王三人杀掉了。因这件事，鳌拜转怒于苏克萨哈，动了杀机，伺机下手。
康熙六年（1667年），苏克萨哈乘“皇上躬亲大政”之机，请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愿意前往守候先帝陵寝。苏克萨哈在此之前也曾多次表示要归政于皇上。当然，鳌拜对他的不断威胁而使他自己深感处境危险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苏克萨哈想以退为攻，自己辞退下来，归政皇上，也迫使鳌拜放弃辅政大臣的权力。
但苏克萨哈未能料及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未能制服鳌拜，相反却恰恰重重地刺痛了鳌拜，激起了鳌拜的怨愤。他恶毒地进行反扑，居然纠集了遏必隆以及班布尔善等一群党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24条大罪状，诬陷苏克萨哈“不仰体遗诏，以尽忠诚，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貌主上”，“不笃行为政，任意乱行”。拟将苏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处以残酷的磔刑，余子六人，孙子一人，兄弟之子二人，还有同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得等一律处斩。
康熙深知鳌拜等怨恨苏克萨哈多次与他争是非，积以成仇，因而没有批准鳌拜这个要求。鳌拜上殿，当面与康熙争辩，康熙仍不同意。鳌拜急了，挥拳强辩，疾声厉色，康熙被迫批准了鳌拜的全部要求，只将苏克萨哈的磔刑改为绞刑，算是对有功之臣的一点儿微小的照顾。鳌拜为铲除政敌，绝不善罢甘休，竟然勒逼康熙依允，甚至“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
害死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班行章奏，自列首位。遏必隆甘居其后，事事都听鳌拜摆布。康熙八年元旦，鳌拜率诸臣上殿贺年，身穿一黄袍，式样和质料俨如皇帝，所不同者，只是帽子上打了个红绒结，而康熙戴的是一颗东珠。
越权管理与权力侵夺
康熙虽已亲政，但朝廷实权仍操在鳌拜之手。鳌拜大肆结党营私，大力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把其党羽包括兄弟子侄都安插到朝廷各个部门，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六大部的首脑几乎全是他的人。
一些卖身投靠，阿谀奉承之徒，都受到鳌拜的重用和提拔，并妄称其才能，强行推荐到要害部门供职。即使有些作恶无赖之辈，也得到“姑从宽免”的庇护。从中央到地方，鳌拜无不安插其亲信。这批实力雄厚的党羽，是鳌拜强有力的支柱。因此鳌拜才敢于擅权跋扈，专横无忌。
这样，鳌拜便牢牢控制了政局。每有大小事件，如任免官员、实施政策等，诸臣都先到鳌拜家里议定，然后再通知康熙实行，这等于把康熙置于傀儡地位。康熙很恼火，但一时也没有办法。他还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们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
德国人汤若望精于历法，崇祯年间在钦天监供职。他曾参与徐光启编制的《崇祯历书》。后来，汤若望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新法。汤若望深得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的赏识，“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法，颁行天下”。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事，赐号“通玄教师”。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汤若望的工作极为关注，曾24次亲临馆舍与汤若望进行较长之晤谈。
杨光先依附鳌拜，顺治十四年（1657年），曾著《辟邪论》攻击新法，指控汤若望，曾被礼部驳回。到了鳌拜一上台，杨光先再次发动反对运用西方科学和历法的活动，捏词陷人。康熙四年，他乘机对汤若望大肆攻击，极尽诬陷之能事。杨光先提出“西洋新法，非宜所用”。先前被革职的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也大肆喧嚷说，“汤若望推算历法不准，舛谬三事”等等。大有把汤若望搞垮并取而代之之势。
后来，经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院部大臣一起，登上观星台实地测验，证明汤若望的推算并无差错，而吴明炫终以诈而不实获罪。
在鳌拜的支持下，康熙五年（1666年），杨光先又进《谪谬论》斥责新历十谬。在鳌拜一手操纵下，议政大臣会议作出了偏袒杨光先的错误决定。指控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关重大”。又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其居心叵测是显而易见的。最后，对汤若望以历法的荒谬，中国蒙羞的罪名进行判决，除了汤若望因得到康熙老祖母的庇护不死外，其余有关参与编修历法的主要成员都被处死。
新的历法被废除后，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负责天文历法工作，他仍用“大统术”治历，结果造成气节不应，错误百出。当时，朝廷深知杨光先学术不胜任，遂改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副。南怀仁上台后，使用汤若望新历更定历法，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鳌拜辅政期间，不仅残酷地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也能成为他害人致死的理由。内大臣费扬古因与鳌拜有隙，费扬古的儿子侍卫倭赫和侍卫西住、折可图、觉罗塞尔弼等，同在御前供值，碰到鳌拜时，未能表示格外的敬重。鳌拜为此事常常怀恨在心。一次竟借口侍卫倭赫等以擅乘御马及取御弓矢射鹿为罪名，将倭赫等四名侍卫斩杀弃市。事后，又以费扬古冤望将其定为死罪，其子尼侃、萨哈莲也都惨遭不幸，没收的家产全部分给了鳌拜的弟弟穆里玛。
清入关以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不得不吸收汉人建立联合政权，使更多的汉族人有机会参与政治。这一政策不仅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促进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满族封建制度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以鳌拜为首的满族贵族顽固守旧集团，却打着“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反对改新，力主复旧，竭力抵制“汉俗”。借由他们篡改的遗诏，拒绝接受汉族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清初本来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内部清障：管理权回收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骄纵无法，丝毫不知道收敛。
康熙对鳌拜的这种行为早就厌恶，他不愿充当傀儡皇帝。康熙目睹鳌拜的横蛮暴戾，也深知他的党羽在朝中盘根错节，在各部身居要津，已经是羽翼丰满。因此鳌拜才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常在皇帝面前大喊大叫，甚至挥动拳头。
康熙亲政后，决定收回大权，并准备取消辅政大臣的辅政权力。这一措施使鳌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鳌拜与康熙帝早已存在的矛盾就更趋于激化。
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紧张。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鳌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机智应变，都可以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