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即平易笃实，是一种看似平淡、实则难持的性格特质。曾国藩认为，为人一要平和，二要求实。平和不仅可以养德，而且可以保身。“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求实就是要“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对一些文人士子的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言过其实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他用人时，比较偏爱用“乡气”重的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
曾国藩天资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恒所致。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多卷；勤于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使晚辈桃李成荫。
谦谨，即谦虚恭谨。怎样识别谦与不谦？曾国藩指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谨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面色。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之欲要谦谨，必得言语温婉。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宜慎，用词宜圆融，不要口气太大。四是随员。为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曾国藩文化性格特征的形成，在湖湘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湖湘之地由于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地僻民穷，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楚人倔强、执著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近世湖湘士人勇于任事、敢于牺牲的坚韧性格即由此而来，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曾国藩出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经过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理学观念的艰苦修炼，遂又体现出儒雅的、圆融的、高度教化的一面。曾国藩将两方面不露痕迹地融会在一起，于是就有了适应当时特定环境的儒雅的“血性意志”和性格特征。
游刃有余的为官之道
政治秩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犯了忌讳，所以，只有时时刻刻都十分勤勉注意的人，才能避免因为违反政治秩序而引来祸端。
“小心使得万年船”，对没有野心而只想好好过一生的人来说，不冒进，不抢镜头、不乱表态，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只能做老二”，不管最大的掌权者是否在场，自己都不能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而是要时时摆正自己的位置，让自己没有逾礼的表现。
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自然是近年来一直被人们所称道的晚清名臣曾国藩，而他隐忍的性格、有预见性的谋划和为了严守政治秩序不惜放弃一切的作风，都是他人所不及的。
最明显的，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解散湘军的行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建立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
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为统帅，总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
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
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
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
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躲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
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
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
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给这些前来驻防的八旗兵发给全饷；
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
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
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
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
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
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曾国藩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能审时度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策略，赢得了一个忠臣的美名。
最容易的事：政坛“不倒翁”的箴言
对于关注历史的后人，李鸿章总是以无能的“卖国”者面目出现的。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李鸿章，就是那种用才气换取官职，用阅历巩固地位的职业官僚。在他看来，是非、荣辱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成为政坛上的“不倒翁”。
学“完人”之道
李鸿章曾对人说：“别人都知道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是老师提携的，好像说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这是不明白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都因我老师一句话的指点。”
李鸿章所说的老师，就是曾国藩。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就开始师从曾国藩，而且其父李文安又和曾是同年的进士。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既是晚辈，又是学生，这种双重身份的亲密关系在曾对李的栽培提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鸿章本身的才气与学识也得到了曾的赏识。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曾国藩为李鸿章提供了诸多方便和机会，这是李发迹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曾围攻金陵牵制了李秀成的军队，使其疲于奔命，给李鸿章在江浙提供了可乘之机；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做了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则以两江总督的身份，为其保障后勤供应。而李鸿章一生立身行事、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治军驭将的方略，无一不是得自曾国藩。因此梁启超说：“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李鸿章半生处理外交事务，而他的外交原则，也是学自曾国藩。
在处理著名的“天津教案”之前，李鸿章到了天津后，首先就去拜访老师曾国藩。曾国藩问他：“少荃（李鸿章的字），你现在到了这里，是外交的第一个关键所在。现在我国国力很弱，外国人合力对付我们，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会贻误大局。你来同洋人打交道有什么打算？”李答道：“学生也没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样，我只同他们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调）。”
曾国藩听后正色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感动人。我想洋人也一样有人情。圣人说，忠信能通于野蛮人之中。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没有实在力量，任凭你如何虚假造作，人家总能看得出来，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同他平心静气地说理，虽然占不着便宜，或许也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讲信用，总是能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跌跟头也不会过，想来比‘痞子腔’总要靠得住些。”
李鸿章听后，连声答道：“是！是！门生一定按照老师的话去办理。”此后，李鸿章的确把老师的话当做了办外交的准则。他晚年曾说：“我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什么差错，而且还有收大效的时候。”
正是因为学着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李鸿章才得以在曾国藩慢慢淡出政治舞台之后，成为晚清政坛上一支独秀的“不倒翁”。但是，他自己深知并没有学到曾国藩做人艺术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