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勤生在报告中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江南仪表厂产权制度改革的全过程。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当苏南模式在发展中碰到种种困难和问题时，袁勤生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勇敢地站了出来，进行所有制的又一次革命。他善于学习，勤奋工作，孜孜不倦地从多方面吸取营养，紧密联系农村经济工作的实际，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创新的精神，勇于开拓，有所作为。每一个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在听完袁勤生的报告后，都觉得十分内疚，对照袁勤生感到自己的作风是多么的浮躁，自己的目光是多么的肤浅，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袁勤生在比较固定的高校、党校、干部学院授课的同时，经常被邀请去全国各地，为行政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的干部、师生上课，足迹遍及北京、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其中为上海、南京、南通、盐城、宁波、嘉兴等地做千人以上“以人为本的开明管理”专题报告50多场。苏州大学和常熟理工学院还安排主会场、传媒分会场，组织全院师生听取他的报告。苏州市机械、轻工、纺织、丝绸、公交、商业、供销、宣传、组织等系统，金阊区、平江区等，都邀请袁勤生前去做大会报告，受众面在苏州几乎全覆盖。
江苏省南京市委、南通市委、浙江省嘉兴市委、河南省商丘市委，都让袁勤生在他们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分别做报告。其中商丘市还让袁勤生分三次为县处级干部、科级干部、中青干部、粮食系统干部“开小灶”。常熟市委曾召集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听取袁勤生“四改一渗透”的报告，二招礼堂安排不下了，特地借用常熟市机械总厂能容纳1500余人的一个大礼堂，让袁勤生分三次为这些党员上课，听者总数近5000人。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苏州人民广播电台、常熟人民广播电台，均多次邀请袁勤生作为特邀嘉宾走进直播室，和听众做专题讲话。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还开通听众与袁勤生直接空中对话，讨论以人为本理念和企业管理的有效方法。
从1986年到2005年的20年中，袁勤生应邀去各地做“以人为本的开明管理”专题报告390多场，听者25万余人，其中有1万多名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干部，如此广泛的演讲和大量媒体的报道，为“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奠定了基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着名作家何建明在洋洋50万余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的天堂》中，对袁勤生有如下记述——我认识袁勤生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那时的袁勤生已是有七八年“教龄”的大学教授了，而且不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的派头十分大，比真正的大学教授的派头要大得多。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教授仍属于没有富起来的一个阶层。但“袁教授”不一样，他不仅有几个大学教授的头衔，而且有自己的几千万资产，出门是林肯车，身边还有一两个秘书——他的讲演和课程被排得满满的，如果没有秘书帮忙，他是绝对忙不过来的。这种状况在当时也只有大学校长和着名教授才可能有。有一天到他办公室，“袁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五个大学的教授聘书给我看。真的，一点不假，而且都是名牌大学。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
上海人把种田的农民叫“乡下人”或“阿乡”。“阿拉”和“阿乡”只差一个字，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则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这乡镇企业发展了，“阿乡”不仅受到了“阿拉”们的另眼看待，而且还居然被邀请到大上海来为他们在大学里念书的儿女们上课……没听说过吧！然而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个。他这个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这是看得出来的。“我觉得脸上蛮有光彩的。农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着‘大林肯’到大学去教课，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会惊呆的。”袁勤生这样得意地说。关键的问题是，袁勤生不仅当上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课程广受欢迎。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一个月里最多有近20天被请去讲课。
“你的企业咋办？”我有些担心。
“我的企业有一定规模，一年有近千万元的利润就行了。没有刻意要做到全国第一、世界前茅。但我有经验，特别是管理方面可以形成课堂教案的案例。这是其他乡镇企业家可能少有的，所以我用一半时间去当教授，一半时间用在管理企业上……”袁勤生说他没有因为当教授而影响了企业发展。
这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乡镇企业家。他说能把自己的“农民办工业”的经验和学问搬到大学讲堂，比办企业本身更有意义。
袁勤生做报告有个特点，不管是报告会，还是研讨会，不管在什么场合，无论什么对象，从不使用讲稿，而且不重复内容，不打官腔，不空谈理论，而是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说理透彻，举例生动。
整个讲课谈笑风生，精彩生动。
2002年3月的一天，王庄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袁勤生是主席团成员，他代表主席团宣读一份大会决议，是照本宣读的，这是他唯一一次看着稿子讲话。作家范万钧在以袁勤生为主人公的《情义无价》一书中开头就说：“神州大地，能干的企业家很多，能干又能讲的企业家也不少，而能干能讲又能写的企业家却屈指可数了。”
1991年3月28日，南京大学文科楼热闹非凡，该大学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受聘仪式在这里举行。江南仪表厂厂长袁勤生接受了该大学经济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的聘书。聘请乡镇企业家担任特邀研究员在南京大学历史上尚属首创。受聘以后，袁勤生分别在南大文科楼和逸夫馆向该校管理系、经济系毕业实习生和研究生做了有关企业管理、企业改革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单元的讲学。他来源于实践的生动的讲课，再次引起大学生们的极大兴趣，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
袁勤生此次讲学，是继1987年6月后第二次为该校学生讲课。
在那一次讲课中，他也是为经济系和管理系这两个系的师生发表演讲。他着重对乡镇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进行阐述。他认为，办乡镇企业除了发展生产等目的外，应该十分重视乡镇企业这个阵地，不断地、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和思想素质，以适应在中国大地上1987年6月，袁勤生在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首次为师生讲课。
不断深化着的经济体制改革。他还就乡镇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等方面介绍了做法。
此次演讲后，南大管理系周三多教授、龚理民教授分别将他们编制的《工业企业发展的新趋势》和《企业家成功之路》赠送给袁厂长，并表示愿意帮助江南仪表厂将微机应用于企业管理。
对于袁勤生此次受聘南京大学商学院特约研究员，新华社分别于1991年5月13日和14日，发了国内和国外新闻通稿。
新华社1991年5月13日的国内新闻通稿说：
农民企业家袁勤生被南京大学商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袁勤生是江苏省常熟市王庄乡的一个乡办厂的厂长，他撰写的经济管理专着《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着作系统地阐述了袁勤生的“开明管理”经验，在企业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所谓的“开明管理”，其核心就是让工人当家做主，树立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工厂要把工人当主人，另一方面工人也要把自己当主人。
袁勤生的管理方法取得了显着成效。他领导的工厂——江南仪表厂成了江苏省“明星企业”，盈利比10年前增长25倍。联合国企业管理专家和美国、日本等国的教授、学者慕名来到常熟市，对袁勤生领导的工厂做了深入的考察后，称赞这个仅有300多人的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新路”。
“乡下人”征服上海“阿拉”
上海是座国际大都市，国有大企业鳞次栉比，各路英才摩肩接踵，却有那么多人偏偏青睐偏僻乡镇的企业，偏偏对袁勤生这个“乡下人”感兴趣，真是不可思议。
1990年10月5日。袁勤生应邀为上海交通大学部分系科的教师做报告，当他得知台下是80多位正副职教授时，心中不免有些慌张。自己后来虽然拿到一张函授大专的证书，其实充其量只能算个初中生，一个初中生在名牌大学众多大教授面前讲课，这不是班门弄斧是什么？然而他一讲到自己10年来在企业中的具体做法和他这些年来改革的体会时，就滔滔不绝。他注意到，那些教授从开始时的心不在焉，到后来的全神贯注，到再后来的掌声四起。那时他心中就有了底气。
他觉得“敲锣卖糖，各涉一行”，你教授学者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可我袁勤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结束后，竟出现了竞相自购他刚刚出版的《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并排队要他签名的感人一幕。
1991年11月25日，袁勤生应邀前往上海，在冶金工业部举办的全国各大钢铁公司和钢厂的党委书记、厂长两个培训班上讲课。他讲课的题目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法”。参加听课的有宝钢、太钢、包钢、攀钢等全国23家大型钢铁企业的厂长、书记。袁勤生照常谈笑风生，充分发挥他的极佳口才，将他的“真经”传授给级别极高的全国顶级企业的领导者。
但也有一次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的情况。
时在1992年9月27日，袁勤生应邀来到上海图书馆做讲座。这是上海图书馆针对上海企业界人士举办的一次专题讲座，事先通知各家大型企业前去领票，听者大多是党委书记、政工干部和车间、工段长以上干部。
袁勤生在前一天就被上海图书馆的人接到上海一家高级宾馆住下。这天上午8时半，他在图书馆负责人陪同下前往位于上海汉中路的交运会堂。其时，听报告的人鱼贯而入，大门口台阶两侧竖有大型欢迎牌，上书：“热烈欢迎常熟市江南仪表厂厂长袁勤生做报告！”
几个醒目大字。袁勤生在台阶上正兴味盎然地拾级而上，一旁行走的听报告人都不知他就是报告者。只听到有人用上海话问旁人：“今天做报告的人是谁呀？”答者说：“你看呢，欢迎牌上不是写得很清楚，是常熟一家乡镇企业的厂长。”问者说：“噢，是常熟乡下人！”说话的语调，完全是那么不屑。袁勤生不禁一怔，心想，看来一些上海“阿拉”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