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动机是可以预测的，研究人们的需要动机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就能透彻地掌握思想情况，及时发现思想苗头，主动开展工作，有目的地疏通引导。做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合理也要合情，以满腔热情去帮助对方，感化对方，我们平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授之以知，导之以行’，就是说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晓之以理’就是耐心讲清道理，让别人清楚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讲清为什么；‘授之以知’是在讲道理的过程中传授哲理和知识，使对象受到教育；‘导之以行’就是身教重于言教，首先作出样子，为人表率。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再次要求真务实，讲究方法。
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充分发挥民主，还有赏罚严明，树立典型，抓住两头着眼中间，表扬为主，鼓励上进。坚持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办实事，求实效。我在实践中体会到，事实是最能说服人的，真话最有感召力，道理有理有情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凡是做到了这些，思想政治工作就有成效……”
段君毅听了连连点头，说：“看来基层的同志比我们坐机关的人看问题要透彻，所谓‘实践出真知，万事要躬行’，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如何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袁勤生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进行反复深入的思考，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思路。1994年4月8日，他在第7期《政工研究动态》上发表题为《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探》的署名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获得国内思想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和吴庆彤对话
吴庆彤：“对，按时发工资应该成为厂长的一条纪律。”
1988年11月16日，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吴庆彤一行，由省市有关领导陪同，来到江南仪表厂考察访问。
吴庆彤早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冀野战军旅机要科副科长、第一野战军兵团机要科股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历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室主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担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他是在担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期间访问考察江南仪表厂的。这位国务院高参，对袁勤生积极倡导并在企业认真实践的“以人为本”开明管理十分赞赏。在吴庆彤来厂访问的半天时间里，袁勤生与他探讨了如何化解社会矛盾等一些问题。
袁勤生首先介绍了江南仪表厂规定发工资期限的一些做法。
袁勤生说：“我们厂虽然是乡镇企业，但规定每月10号发工资，这是雷打不动的一项制度。资金富余时我们做到，资金紧张时我们也坚决做到。记得那是1985年2月10日，我们的企业还在困难阶段，这是一个规定发工资的日子，劳资部门由于工作拖拉，到下班时还有几十名工人的工资没有发掉。于是，他们擅自同职工打招呼：‘今天要下班了，你们的工资明天来领吧！’被打招呼的职工也都同意下班回去了。这件事被我知道后，马上把财务、劳资部的人召集起来，同他们讲明，今天不给全部职工发清工资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没发到工资的职工都同意回去了，但我认为这是你们贻误了工作，违犯了纪律。
我早就明确过，给职工按时发工资，与要求职工准时上班一样重要，你们看对这一事件该如何处理？其中一个同志提出，让我们连夜把工资送到每个职工家里，以体现给职工按时发资的纪律。我同意了，当即就决定由有关人员和其他干部共10多人，分东南西北各条线路送工资。最远的赶了五六里路才把工资送到。有的职工已经上床睡觉了，厂里干部敲门送工资，职工感到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这么紧张？’送工资的人说：‘这是纪律，又是厂长的命令，今天是发工资日，一定要把全部工资发到职工手中，否则就是我们失职。’这位职工赶忙起床，边点钞票边对送工资的人说：‘现在刚过11点，再过1小时，就是你们失职了。’”
吴庆彤听了，也笑了起来：“你们办事真认真呀！”
袁勤生说：“当时，上级不是强调每个乡镇企业必须按时发工资，有的地方还鼓励乡镇企业到年终一起支付，平时只发工资的20%作为伙食费。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解决流动资金困难的问题。可我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乡镇企业实行年终分配，这是沿袭了农业生产春播秋收的传统，农业生产是到了秋收以后才能进行结算，而工业生产一般每月核算成本，得出盈亏。如果企业不是按月给职工发工资，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工业成本的正确核算。俗话说：‘钱在手头，蚀在口头’，把工资留在账面上，很容易被盲目铺摊子、扩大消费投资等挤掉，到年终有的企业打白条，这样会挫伤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企业发展不利。另外，现在职工手头的经济还是很不宽余，有的职工是算着日子用钱的，你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不发工资，会造成一些职工的重要活动不能参与，原约定的亲朋好友聚会会无钱办理，有的甚至理个发也要待发了工资后进行。不给职工按时发工资，必然打乱职工的生活安排，这样势必带来不良情绪。我们有些干部常讲要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却没有认真地想一想职工在什么情绪下才有积极性。我强调限定时日发工资，是考虑职工的利益，也是让职工能更好地精打细算，有计划地安排开支，现在我们虽然不搞计划经济，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要好好地计划经济的。”
吴庆彤说：“袁厂长，你说得对，领导说话应该算数，定立的制度一定要坚决执行。现在社会矛盾很多，有的地方还在激化。当然，出现这些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和部分干部作风粗暴、思想品质低下有很大的关系。”
袁勤生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突破时期，全党工作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企业里厂长经理的权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更应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吴主任，你刚才来到我们工厂时，看到厂门口画廊里有‘坚持以人为中心，推行开门管理，实施激励工作法，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标语吗？上个月，我市一位人大副主任来厂看到这条标语时，十分关心地对我说：‘袁厂长，现在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提出坚持以人为中心，是否矛盾？’我对这位主任说：‘这并不矛盾呀！我们企业就是直接搞经济工作的实体，但如何搞好企业，依靠的是全体职工，只要职工的积极性和素质提高了，经济就能搞上去。’所以，我们正在逐步完善‘以人为本’的各种激励方法，目前贯彻实施的已有十多种，按时给职工发工资，也定为厂长必须执行的纪律。只有把它作为一种自律，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管理措施，才能在平时资金使用安排上把职工工资列为重要的生产开支项目。”
袁勤生娓娓道来。吴庆彤掏出笔，不时地记下袁勤生的讲话要点。
末了吴庆彤说：“要是各级领导和每个单位，都像你袁厂长准时发工资那样对待我们的人民，那我们的社会就安定得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也会顺畅得多！”
和郑必坚、龚育之对话
郑必坚：“你说得很好，改革不是移植。”
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和着名理论家、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一起，于1989年5月31日来到江南仪表厂考察，和袁勤生就改革开放的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郑必坚系中国知识精英的旗手级人物，“猫论”、“特色论”、“国情论”的全面论证者，中国和平崛起最兴奋的倡导者，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助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袁勤生首先向郑必坚、龚育之汇报了江南仪表厂这几年坚持“四改一渗透”的情况，并说这一做法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认可，来厂参观学习的很多，真有点应接不暇。
郑必坚说：“我是你们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过来的，你们的经验很宝贵，大家对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还在一片茫然之中，你却已经做了深入的探索，真的不容易。你走在众人前头，是个了不起的开拓者。听说你们厂虽然工人不多，却是江苏省的工业明星企业。”
“是的，是改革的成果。我们搞‘四改一渗透’，是根据企业的实际而定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系统配套的企业改革。改革不能心血来潮，也不能‘羊头上搔搔，狗头上摸摸’，必须深思熟虑。
改革是一场新旧交替的革命，会产生一些阵痛，所以在改革中要渗透思想政治工作，而思想政治工作也不能老一套，要有根本的转变和创新。最关键是要创新实践，思维上创新，制度上创新，体制上创新，措施上创新，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活力。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地方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袁勤生又在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郑必坚说：“对的，创新才有话力，不改革，不创新，顺着人家的思路思索问题，沿着人家走过的路前进，是没有出路的。”
袁勤生接着说：“上次我向省里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们现在搞改革，有些领导到国外考察一次，回来后按照国外某些方面的成功经验，不结合我国的实际，照搬照抄，这算不算是改革？我认为，这不是改革，这叫移植。移植的最大问题是水土异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它既不同于东欧国家，也区别于西方国家。我们国家的特色是什么？我认为：13亿人口，几千年的传统历史文化，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封建残余侵蚀渗透，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在这样特色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两手抓：一手抓创新改革，一手抓继承发展。我们共产党人善于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切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也是凝聚力所在。我们的中小企业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下生存发展，不仅要自觉适应这种制度，还应充分发挥我们制度的独特优势。”
“是呀，这叫适者生存，其实适应环境，也有创新的成分在其中。”郑必坚插话。
“乡镇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市场竞争主体的类型趋于多样化，面对更多的竞争对手，优胜劣汰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我们乡镇企业如何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除了借鉴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外，我认为，在企业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做好人的工作是我们独特的传统优势，这一点也是我们的国情，是社会主义大国搞市场经济的特殊需要。做好这一点，也是我们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势和长处。
“但是，我们的一些企业以往在做职工思想工作中存在着‘左’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的浮华虚伪，有的成了平均福利，有的成了增加生产成本、失去竞争能力的特殊负担，因而苍白无力，失去凝聚力。我们只要分析一下现实情况就可以看到：一些垄断性行业，盈利好的企业和国家包办的单位，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多一点，花的精力也不少，难道真的是由于职工思想宣传工作的出色，而使这些企业产生了效益吗？不是的，它们的效益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它们有钱搞形式主义，有专人去搞形式主义，如果照此下去，我敢直言，这些企业在垄断优势失掉进入公平竞争以后，这种东西反而会变成顽疾弊端，影响企业的竞争。”
龚育之说：“现在我国不是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吗？中国一旦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将进一步开放，贸易和投资进入门槛也会逐步降低，国内企业会面对更多国外企业的竞争，在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增强的形势下，我们的企业必须加快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对我们原有的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切实的改进和提高。”
袁勤生说：“我们搞改革这么多年，思想工作的改革没有很好地触及，要么搞形式主义这一套，要么干脆放弃这个武器。我认为，仍然照原来一套搞，它必然成为企业的累赘，削弱市场竞争能力。另一种更危险的倾向，目前已经十分严重，那就是：不少企业的领导已不再相信职工思想工作的作用，彻底地放弃了这个传统的优势，这等于我们在参与全球竞争中放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传统优势和唯一法宝，靠完全学习人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人家竞争。这样，要达到后来居上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既学习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又保留改进和创新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那我们确立、制定赶上和超过人家的理想是有科学道理的，我们可理直气壮地树立在当今世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建设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好的，你说得很好，说下去。”郑必坚鼓励说。
“这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在你这个大理论家、大思想家面前，我是‘班门弄斧’呀！”袁勤生想，人家当过胡耀邦的特别助理，有着很高很深的学养，我也不能太放肆了。
“你不要谦虚，你虽然在基层，但比上层一些人还看得远，你尽管说，不要有什么顾忌。”郑必坚笑笑说，十分和蔼可亲。
袁勤生想，既然你让我说，我就按自己的想法说下去了。
他说：“人民当家做主，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大的不谈，我就讲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真正意义上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倾听职工意见，也不能做一般职工的尾巴。
我是厂长，用一句行话来讲，是人民的公仆。我一直讲我不是公仆，1989年5月31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时任中央社科院副院长的郑必坚和着名理论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一行，专程考察江南仪表厂。
也不是一般的主人。我们的厂长经理是主人的代表，是职工的代表，主要体现在管理上。其实，管是厂长权力的体现，理是厂长能力的反映。管是一种简单劳动，诸如以权代管，以罚代管。理是一项细致、复杂的思想工作。诸如理好关系，如企业与职工、干部、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理顺情绪，化解各种矛盾，理清思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不切实地改进我们的‘理’，不在思想工作方面创新，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只有大胆地改进、改变和改革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才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优势，才能激励大家满怀信心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龚育之说：“老袁，你说说你在企业中是如何做的？”
袁勤生说：“好的。我们在企业里，实现了‘三个转变’和‘一个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依靠组织号召逐步转向积极的鼓励和引导；从强制职工全体参加逐步转向吸引人们自觉参与；从占用劳动时间开展逐步转向占领业余阵地进行。把职工思想工作与企业的经济管理紧密地结合起来，渗透在一起。通过这种鲜活有力，全新感受的职工思想工作，达到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全面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实现企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持续发展……”
不知不觉，袁勤生已汇报了两个多小时，此时已快下午1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