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是喜欢谈论政治
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喜欢思考政治、谈论政治和从事政治，梁晓声就是其中的一个。强烈的政治意识，是梁晓声性格结构中的一个突出特征。
并不一定是走上从政之路，并在其中摸爬滚打又左右逢源的人，才算有所谓的政治意识或是政治头脑。梁晓声虽然从事的不是专业性的政治，而且也可能感觉不到自己身上充满着“政治细胞”，但他总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在自己的领域内从事政治。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
至少在两个方面，梁晓声饶有兴致且卓有成效地“从事”着政治：一是在他的创作和言论中，显示出很强的政治兴趣和深厚的政治思考；二是在他的社交圈子或是在他的社会活动中，他有一种天生的政治凝聚力和政治才能。
在梁晓声的创作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
在一个社会中分析各个阶级、阶层，或是在一个阶层中分清各个阵营，或是在一个阵营中分清各个派别，等等，是一个骨子里有政治意识的人的惯性思维。分清阵营、派别、同党、对手、或朋友，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职业生涯中的头等大事。
从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当然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甚至在结构和语言上也有些许的瑕疵。
但枝节性的问题，没有削弱本书的现实力度。总体上，仍可以看出作者一眼洞穿的政治眼光，以及不一般的政治勇气。在当代中国，各个阶层似乎是无处不在而且很显性的，实质则是不透明和诡秘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算是中国政治学的深水区，尤其是十几年前。
因此，对于资产者、“买办者”、中产者、当代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民、农民，以及当代“黑社会”等等这一揽子范畴，虽然好些人都能说上一说，但像梁晓声那样有魄力、有信心并把它当作系统工程一般来下笔，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写了几十年小说和杂文的人，身体也因此落下一身毛病，但依然完成这一本与他本“专业”有较大距离的着作，着实不容易。
而且，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出现这样一本书，其争议性是可想而知的。
你可以想象，什么作品是可以争议一下的呢？大致上无非是性和政治。里面无性，只有政治。通过性而产生的争议，其风险程度，是要大大小于因政治而产生的争议的。即使有着这样的兴趣和天分，若没有敢作敢为的气魄，也就是说缺乏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也是不能够写出此书的。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学教授未必能办到或者未必愿意办到的事。有些政治学教授的着作在结构和语言上无懈可击，但他们的政治勇气和才气，却与梁晓声相去甚远。可以推测，对于这本书，梁晓声虽然“很是纠结”，但还是“乐此不疲”的，他对完成此书可能会有一尝夙愿的感觉。
其实，梁晓声虽是着名作家，但对人物丝丝入扣式的描写、对人情世故细致入微的观察，似乎并非其真正的长处。他的各类作品，体现着较多的宏观上的东西，比如充满沧桑的历史感，比如深厚的社会学情怀。因为本性使然，梁晓声其实是自然而然就转型为政治学者或是社会活动家的。作为小说家，他似乎已经“过气”。
而他对社会需求、社会心理、社会矛盾等宏观的政治性问题，却有着较高的智商。在他的智力结构中，政治思维是比较突出的。梁晓声的智力结构，让他转型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那是注定不成的。
这就如对于在智力结构中数学思维能力超群的大数学家陈景润，你让他不从事数学研究而从事数学教学，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也许就不足以使他成为出色的数学教育家。
因此说，梁晓声之所以产出了诸多带有明显政治痕迹的各类作品，主因是其自身“人性的质地”和“心灵的细胞”中所拥有的政治天性，促使他做了他喜欢且擅长的事情。
一个人思考的方向和形式，总是与自身的本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政治思维触角，在他的各类型作品中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的。他的脑海中的政治神经是如此活跃，有时会产生有趣的现象。比如，即使在主旨是揭示性爱问题的作品中，他的政治惯性思维也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在《（廊桥遗梦）：中国性爱启示录》一文中，他写道——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的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是的，在我的存在范围内，在近十年里，很滋长起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妇女。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中产阶级正在中国悄悄形成着。
这真是个有意思的片断，他利用惯常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有关性和爱的社会基础，虽然显得有些“宏观”，但“手法”
自然而纯熟。
他的政治细胞是如此活跃，以至他把自己的政治分析兴趣和技巧延伸至几乎所有要涉及的话题，但却没给人一点牵强附会和故作高深的感觉。达到这种境界，只能说明他的政治思维异常纯熟，流于笔端以至无形了。
拥有政治意识，或政治头脑，或政治兴趣，并不是贬义的。
很多时候，政治意识和兴趣，也会转化为一种改造环境乃至社会的动力。对梁晓声来说，这种欲望更甚。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民财富欲望开始大规模涌动的气氛中，梁晓声这种政治上的追求，准确地说对社会公正正义的“早熟”思维，尤其显得另类。在《93断想》中，他写道——我知道别的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是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玩什么使命感啊！
在当时来说，这多么无奈啊！从这段文字可以体会到，作为一个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他所秉持的政治追求和愿景，使他给自己套上了精神的枷锁。
枷锁虽重，却是他的精神出路，也是他的创作出路。作为一介书生，却对政治有如此的追求，梁晓声就像是个自我套上精神枷锁的理想主义者！梁晓声虽然不是所谓的领导干部，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在梁晓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个团体、或界别、或阶级、或社会中，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志士，是不行的。梁晓声在他的活动领域内，他的言行有着不容易“内敛”的冲动和欲望，他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要在他的社会活动领域内留下强烈的“政治影响力”。
韩小蕙女士在其《解读梁晓声》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这种文学笔会的活动中，晓声最风光的时刻，是在会场上发言，也包括晚上大家聊天时的神侃。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但若赶上他兴趣的话题，能像做报告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上四五个钟头。
所谓他感兴趣的话题，其实只是一个，就是“兼济天下”一类，用过去的话说，叫做“关心国家大事”。婆婆妈妈的话题不属于梁晓声。
实际上，在梁晓声的内心深处，他何尝不希望他那“兼济天下”的言论，能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呢”？梁晓声式的发言气势，就像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编外政治家”，有点老一辈文艺战线的政治家周扬的那种做派。
在他的很多作品和行为当中，都让人感觉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知识分子的情怀！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些这样真诚地“爱自我表现”的知识分子！因此，“梁晓声式”的过头的情绪表现，或言论表达方式，都是可以原谅的。
梁晓声身上浓厚的政治意识，在他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在梁晓声的社会交往和活动中，他也有着天然的政治性人格。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朴素的政治凝聚力，或者对于一些推崇他的人来说，他还有一种天然的（笔者注：这区别于组织任命而产生的）团体领袖的魅力。
大小政治的核心，其实都是做人的工作，处理与人的关系，为团体或阶层的利益做工作。优质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能力，就是能团结人，能交到朋友，能服务于团体，能推动阶层的利益，更高的境界是推动民生和民主的进步。在这方面，梁晓声这一介书生，却能发挥出一个政治家的作用，不在标准意义的政治位置上（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应该不算标准意义上的从政），却发挥了过人的政治作用，这是很让人佩服的。这或许可以说是梁晓声身上的“政治细胞”在无形中起了作用。
对此，韩小蕙女士在《解读梁晓声》中写道——（梁晓声）越敢言朋友越多。也怪了，连我们的民族古训都说是“话多必有失”，可晓声越敢言，他的朋友越多。从执政党、民主党派的高级官员，到家门口卖菜的、修鞋的小贩，从文坛的男女老少作家们，到居区的老少爷们儿，从老相知到新朋友，从陌生人到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远亲远戚，大家都很喜欢他，人人都把他视为朋友，愿意把知心话跟他说。
梁晓声在自己的活动领域，或是由于“自愿多管闲事”而拓展的社会活动中，不在其位却谋了不少的良“政”。而有些投机钻营之士，有手段谋得了“位”却没有本事和心思谋优质的“政”，在其位上，根本没有为其施政范围内的老百姓谋得多少利益，解决多少问题，更谈不上在其施政领域内留下什么精神财富。这种人也许很有所谓的政治头脑，但他们拥有的这种政治头脑，或者是一种擅长于人事揣摩获得上级赏识的机巧，或者是一种擅长于“作秀”捞取政绩的手段。
梁晓声喜欢对时政发出声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让人感觉到是真诚地喜欢参政，而不像有些政协委员就是摆设。他确实有这样的“野心”，他总是迫切地渴望他的建言献策取得实效乃至影响。这对于梁晓声这个具体的人来说，是不容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