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迷惑袁世凯，蔡锷深自韬晦，只见他纵情声色，饮酒狎妓，在八大胡同流连忘返。当时北京很快传出了他与一代名妓筱凤仙的桃色新闻。蔡锷对此并不辨白，处之泰然。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乐不思蜀的庸人姿态。与此同时，他还购置田产，用重金买下别墅，日夜监工修葺，宣称将“金屋藏娇”。并常出入于琉璃厂古董铺，购置名人字画、古玩金石，做出打算长住京城的样子。更有甚者，不久北京城内法庭上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即蔡锷与夫人口角，为的是蔡锷留恋妓院，有辱门风，不治家业，抛弃骨肉，因而闹到法庭要求离婚。蔡母也表示不满意儿子沉迷声色，于是和蔡夫人及子女一起，当即收拾行李，嚎啕出门，离开了京城。这使袁世凯大为得意，说：“我以前把蔡锷看成是英雄，现在看来，也不过是斗筲之器罢了。从此后，我可以高枕而卧了。”而在充分施放烟幕掩护之下，蔡锷曾极其秘密地潜出北京，赶赴天津，与先期转赴天津的梁启超等人密议了在云南、贵州策动起义，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告独立的计划。会议之后，又悄悄返回北京，继续担任他在政府里的职务。他与京、津反袁势力暗中频繁联络，与西南军政人士密电往还，被袁世凯的鹰犬探出了珠丝马迹。袁世凯立即派一伙武装军警，突然闯入棉花胡同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函件、电报，企图抓住蔡锷鼓动反对袁世凯的把柄，结果一无所获。对此蔡锷愤然责问、抗议，袁世凯只能枪毙几个肇事的爪牙来搪塞。
形势所迫，京城不能再逗留了。但蔡锷深知，在他的周围坐探密布，一举一动都受着监视，要脱离虎口，何其难耶！必须机智地运用谋略。于是他继续运用假痴不癫的计谋，用假象和韬略迷惑敌人，等待时机。恰好这时，他身患喉疾，于是他以治病为借口，先请假五天，五天后照常办公，但一面又向袁世凯呈请到天津治病，理由是病情加重，精力难支。袁世凯批准他续假七天，到天津治疗。这样蔡锷就名正言顺地公开离开北京，实现了南下去贵的第一步。蔡锷走后，有人就提醒袁世凯说：“蔡锷一去，无疑是纵虎归山。”袁世凯一听大惊，又后悔起来。立即派出密探赶赴天津，探听虚实。结果发现，蔡锷有时住进医院进行治疗，有时还出现在灯红酒绿的酒巴和妓院。蔡锷这种自损形象的痹敌之计再次奏效，蒙蔽了袁世凯。其实蔡锷在天津期间，不仅派人赶往云南、广西联络起义，并把自己的照片和指挥刀等物，一起寄给了已回湖南老家的母亲，抱定为捍卫共和制度而献身的信念。
下一步蔡锷开始计划如何从天津脱身。为蔽人耳目，也为安全起见，蔡锷不能直奔云南。于是他采用取道日本、香港等地，再转赴云南的办法。即使到这时，蔡锷还在与袁世凯敷衍周旋。一天，他经过化装，不仅改换了姓名，还换上了日本的和服，登上了日本商船“山东丸”，踏上了去日本的旅途。临行之前，他电告老友周仲狱，请周以他的名义，草拟续假三个月赴日本就医的报告转呈袁世凯。袁世凯看人已离去，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批准给假两月。蔡锷又给袁世凯上呈文，说：“锷病根久伏，不是旦夕间所能治愈。北京天寒地冻，孱弱之躯实难适应……近见日本天气温和，气候宜人，山水清旷，并且设有治疗胃病肺病的专科医院，这于治疗和调养十分相宜。这次航海东渡，实为病魔所迫，一旦身体恢复，就及早回国任职。”见到这份报告，袁世凯啼笑皆非，但事已如此，鞭长莫及，只得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要他调养痊愈，望早日回国。蔡锷在东渡日本的旅途中，为预防万一，把装有重要证件的行李箱，交同行的人携带，以便在遇到危险时设法脱身。在抵达日本后，避开新闻界，杜门谢客，表示此次赴日确为治病而来，决无政治目的。为提防在日本的袁记特务，蔡锷再次换装，离开东京到达横滨。为掩人耳目，他让他的朋友以蔡锷的名义住进东京医院。又为了继续麻痹、稳住袁世凯，蔡锷在横滨一口气写了许多信件，让朋友每隔几天就给袁世凯寄去一封，说明自己在日本的就医情况，衣食住行，以及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就这样，一面继续蒙蔽袁世凯，暗中蔡锷却早已离开日本，转道香港、河内、进入云南了。当袁世凯得知蔡锷已不在日本的情报后，立即指示在香港、云南的爪牙，责成他们拘捕、杀害蔡锷。但为时已晚。不久，由蔡锷等人策划、发动的“护国运动”，在云、贵地区蓬勃兴起，湖南、四川相继响应。在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革命洪流配合下，很快打破了袁世凯当皇帝的美梦。
为掀起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蔡锷不顾个人安危，进行了比真枪实弹更惊心动魄的智斗，又万里辗转跋涉，终于摆脱控制，逃离虎口，这神话般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与危险。在这过程中，蔡锷通过一系列韬光养晦的举动、假象来掩盖内心的抱负。以纵情声色，购置田产、与妻子离婚等等，来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先麻痹敌人，随后安全地把家眷送回了老家。他自己以极大的忍耐，甚至自损的牺牲精神，表面上屈从，暗中密谋起事，表现了他为事业而献身的大智大勇。蔡锷之所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正是他运用假痴不癫之计得当，以假象掩盖了真相，伺机而动的结果。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思想，在政治时机未到之时，善于拖延、等待、沉默、忍耐，甚至不得不做出违心的政治表态，这种缓兵待机的涵养，是政治人际交往中的高超艺术表现。蔡锷正是这样。假如他只知“壮士见辱，拔剑而起”，“大丈夫宁折不屈”，那蔡锷就很难实现他的远大理想，一切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6、康熙深藏不露，智杀鳌拜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20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耽耽，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部更是气焰嚣张，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忧虑了，在4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年纪大了病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却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州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对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
面对这种内忧外围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廷，必须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杀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当时，鳌拜掌握朝政，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时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
1667年，康熙14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了，但有鳌拜专政，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除掉鳌拜，就成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1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予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16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了，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顿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
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13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把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
康熙在从7～16岁这段时间中虽然因鳌拜专权而备受牵制和压抑，但他的少年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由和正常的。也许是满族人刚刚入关的缘故，他们还没有汉人皇族那样严格的礼教观念，也不像汉人那样严格地照规矩去生活，所以，康熙在少年时候还可以像一般人家的子弟一样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而不像以前的许多皇帝在童年、少年时代就造成了有一定畸形倾向的性格。据说，努尔哈赤及其许多儿子都目不识丁，只有第八子皇太极略通文墨，可见，满族人重武轻文，到康熙这一代，仍无多少礼教观念，然而，康熙毕竟生活在汉人地区。汉族的文化开始浸透到满族的贵族之中，再加上满族人从皇太极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族的文化，因此，康熙自幼年起就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文化典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