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动词用得最多，对事、对人、对物、对比、对敌、对抗……曹操“对酒当歌”、李白“对影成三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等，“对”皆动词。
古时文人雅会常以出句求对进行比才斗思。如果把文人们的对仗较量看成竞争，那么为了保证公平竞争，制联技法就是双方必须遵守的比赛规则。归纳起来，可用“四同两异一自由”概括。
何谓“四同”？一是字数相同，投放“兵力”相等；二是词性相同，“兵对兵，将对将”，不可越级；三是结构相同，主谓对主谓，偏正对偏正，“枪对枪，刀对刀，赤手对空拳”，互不占便宜；四是节奏相同，也即音节相同，好比分几个战斗小组出击，每小组人数必须一样，倘甲方“白日---依山---尽”，乙方则“黄河---入海---流”以对。排兵布阵，双方透明。
何谓“两异”？一是言义相异，你说山我说水；你说红花，我说绿柳，哪怕近义词也不可，如大海与沧溟，长泽与清溪等，才能避免人云亦云，否则称为“合掌”，在对抗中有“通敌”之嫌；二是声调相异，双方在相对应位置的字之平仄相反，不可随声附和。
何谓“一自由”？是以景对景或以情对情，可以自由选择，犹如高手过招，可以刚对刚，也可以柔克刚，惟胜是求。
这些规则的制定，既确保双方对立、对称和对抗性，又能够促进各自充分发挥水平。显然，首先要求双方必须是以强对强，势均力敌，才能互为对手，对得出色，比得精彩。
析“联”
“联”作名词专用于对联、楹联、春联等。有些群众团体的“联合会”用简称，如妇联、青联、残联等，也具有名词属性。
“联”在常态下应作动词使用，联合、联系、联络、并联、串联、互联……应当指出，凡用“联”的，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两个以上的对象；二是对象之间具有相关性。所以，对联也必须符合这两个条件。
“对联”分上、下两联，首先符合第一个条件。但上联与下联是否有相关性，则往往未被人们注意。以前有几个文人聚会饮酒，酒令是用古句集对，对不出者即罚酒一杯。有人出句：“白发知公老”（土地庙句），另一人脱口而对：“黄河入海流”，对仗工整，众人拍手称赞。
但是，这样工整的两句虽符合第一个条件，却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因为这两句并无任何相关性。所以，只叫“对”而不是“对联”。凡只能对而不能联的，叫做“对开”。清康熙年间进士车万育著有《声律启蒙》一书，对后代影响很大，但其重在声律对仗，叫“对仗歌诀”更合适。
再说“对联”
“对联”就是既要是对，又要能联。即可“一分为二”，又可“合二而一”。恩格斯说过：“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恩格斯的话恰好阐明了对联文学艺术形式的本质。所以说，对联上、下联虽分离对立，却又为所描写的主题而相互联系和存在。它们的对立不应有胜败之分，而是“两岸青山相对出”，要为共同的主题而争奇斗艳，力争“双赢”，在对立对仗中成为“并列冠军”。
“獭窟”地名絮语
獭窟地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地形而名；一是因“水獭常在海边礁石洞中出现”而称。卑见认为前者正确，后者谬误。
勘地相形是堪舆学“峦头派”形象、形法、形势三大法之一。所谓形象，是将山川的地形地貌用各种动物或其他物种以神态比拟而加于赋名，如龙穴、凤穴、犀牛望月、天马腾空等等，不胜枚举。许多城乡村落也都在堪舆家的眼中获得神似的地名或别名，如泉州又名鲤城，惠安又名螺城，安溪又名凤城，永春又名网城……獭窟之名正是因形而得，清嘉靖《惠安县志》在“关隘”一卷中记载：“獭窟澳城，在县南海中，距县治四十里，四面皆水，中竦一山，形如獭，故名。”同样的说法在洪昆的《獭江新考》中也述之：“其名獭窟者，不知始于何代？传闻父老之口，则曰堪舆家登高俯瞰以地形象獭故名焉。”古代堪舆家登高俯瞰，今日我们则可通过航拍或其他方法进行观察。我手头就有一张卫星拍摄的獭窟地图，是福州大学地质系教授、乡贤张狮先生送的。从图中可见，獭窟岛犹如水獭凫海。獭首在西峰，獭颈在前澳与后澳相邻处，獭背在三台山（主峰为石井山），獭足为大澳（前澳）和小澳（澳仔）之岬角，獭尾则是东山东北之三山尾。故“獭”乃由地形神似而得，绝非看见水獭出没而名。否则四时鸥鹭翔集海鹜栖居，何不取而为名呢？
为了给因水獭出现而名作佐证，有人还说常见水獭到船舶旁边觅食剩饭残羹的谎言。岂不知水獭习性栖于水边，日隐夜出，产地广布于欧、亚和非洲北部，以觅食鲜活之鱼类、蛙、蟹为生。我国几千公里的海岸线和江河地带都有水獭出没。獭窟并非特有，也不多见，更不像猫狗鸡鸭吃残羹充饥。
毫无根据的杜撰之说可能是滥用顾名思义，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尤其被一个“窟”字所惑，故将獭窟谬解成“水獭之窟洞”。其实，窟字并非单泛指洞穴一义。
查阅《辞海》，窟更有“土室”和人众聚集地两义。《札记·礼运》：“地高则穴于地，地下则窟于地上，谓于地上累土而为窟。”“地下”指低洼之处，须填土隆起成窟才能居住，可见窟并非地下洞穴，而是地面上之土室。
古代汉语中还将“窟”用作众人聚集的地方，如宋代大堪舆家郭璞《游仙诗》句：“京华游侠窟”。今人闽南方言中仍保存此义，如许多人在一起，说是“做一窟”。现在，人们习惯将高处称为丘、岗、陵等，而把低处称为谷、壑、窟等，也与洞穴之义不同。古人凭高眺望，见岛浮于碧波之中，形如游獭，人烟聚集，于是称之为獭窟，即翔实又典雅，焉有半点土气呢？
至于獭江之称，有人说是因为清代《獭江新考》作者洪昆之先祖洪钟号为“獭江先生”，所以才有獭江之称，这又是一大错误。事实是在宋代以后，各地将淡水之“江”用之于海，把许多小海峡都以江作为雅称，如温州之瓯江，汕头之鈟江，澳门之濠江，港九之香江，厦鼓之鹭江。獭江毫不例外，从獭岛引申而名之。洪钟不可能自诩为“獭江先生”，因为“先生”乃尊称，外地人尊称其为獭江先生，他却不能以先生而自号。古往今来，凡自号者用谦称，如东坡居士，八大山人，白石老人，湘江钓叟等。将牵强附会，本末倒置之说载入所谓“文史资料”将误导后人。
一个地方的地名往往由时代或隶属关系的变化而不同。纵观獭窟在历代曾有几次变化。宋天平兴国之前隶属晋江东乡，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拆东乡16里设惠安县，成立三乡十八里三十四都时，獭窟属崇武乡守节里二十六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惠安县取消乡、里，全县共设六十八铺，獭窟铺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实行户籍保甲制后，獭江作为一个保先后归门头联保和青山乡管辖。解放后则以浮山乡的名字隶属惠安第四区（崇武）。人民公社时期，獭窟名为七一大队。“文革”后改为浮山村，隶属张坂镇至今。综上所述，历史上不论是都、铺、保、乡、大队或现今之村，改变的只是建制和隶属关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时，獭窟还被过往船舶称为“外渚”。现就以“浮山”而言，国内名叫浮山的地名也不只一处。惟“獭窟”之称乃古代先辈所赐，是自古蜚声海内外的地名。我们必须知其深刻的含义，切不可认为是“土名”而妄自菲薄，更不可以讹传讹，贻误后世。
獭江古史人物四考
考一慧远
传说唐光启间灵隐寺僧慧远建浮山寺，成为开獭第一人。这一说法，首见于曾枚《獭江所知录》：“慧远，灵隐寺僧，善相地。先是獭江四面皆水，洞深莫测，人未有问津者。唐光启间，慧远以衣钵渡之，谓是上方真脉，乃鹫岭飞来，将于此建丛林焉。既而登东皋以望，慨然曰：‘非我缘也，后有居者，族姓其藩乎’竞袖拂归。或别，建寺于东山之麓。”
《所知录》成书于光绪乙亥年（1875年），其所记述显然源于传闻，并未经考证。且记述中，慧远是否建寺也不作定论。或自感无缘而拂袖而去？或临别时建寺于东山之麓？给后来留下问题。岂料，从曾枚之后，人们不取“竞袖拂归”而取“或别，建寺于东山之麓”，所以认定浮山寺乃灵隐寺僧慧远建造于唐光启年间，从而引申自他建寺之后，獭岛才有人问津。獭江乡史也被认为从887年迄今，大约1120余年。
其实，《所知录》之记述有诸多不实之处，不妨考证如下：
第一，法名慧远者，据《实用佛学辞典》记载只有二人，一为晋代庐山东林寺僧，另一为隋代扬州净影寺僧。以后则未有知名和尚袭用“慧远”之法号。
第二，晋代慧远“居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寺，送客以虎溪为界”。显然此僧从不远游。隋代慧远在开皇十二年寂，寿七十。此僧生活的年代为522---591年。比唐光启早了近三百年。他袈裟百衲云游四方。
第三，灵隐寺在杭州西面灵隐山之北高峰，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寺前有鹫岭，即灵鹫峰，又名飞来峰。相传东晋时印度僧人慧理见此山叹曰：“此天竺灵鹫峰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多仙灵所隐。”遂在峰边建寺，名灵隐。可见，有僧慧理到过飞来峰，却未有僧慧远出自灵隐寺的记载。也许獭江之先人将慧理说飞来峰移植成慧远说獭江。于是以讹传讹，陈陈相因，谬误至今。
第四，倘浮山寺确建于887年，那么，在此之前泉州港早已相当繁荣了。查泉州历史，唐开元六年（718年）设立州制，在州治设立前，海外交通已很发达。“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兴起，在这相应的时期内，即700年前，作为泉州港船舶必经之地的“外渚”獭窟岛，不可能还是荒无人烟，“人未有问津”。
从上述问题中，或许可作如下推论：
一、倘真有慧远衣钵渡江，最有可能的是隋代扬州净影寺僧慧远。而他莅獭时间不在唐光启间，而是在522---591年间。其时泉州港尚未兴盛，獭窟岛仍然荒寥，被称为“无人问津”。
二、慧远只身渡江，登东山四望，察地观形，抒发一番感慨，然后拂袖而去。他不可能独自登岛，欲别时却能在未有人问津的荒岛上建造起颇具规模的丛林，那岂不是天方夜谭吗？但他既善相地，也就深谙自己无缘参禅于獭江，却能预测将来獭岛必是族姓繁衍之地。
三、自从隋僧慧远拂袖别后，随着泉州港的日益鼎盛，经过二百余年，獭江已是人烟稠密、渔贸昌隆之地了。依据禅宗大乘出世入世。渡己渡人的教义，创建佛刹十分必要。于是在泉州开元寺创建（738年）一百多年后，在887年獭江也建造了浮山寺。开寺祖师不知法号，但其时已无须再烦劳远地之僧了。
如果以上推论无误，则獭江乡史应从始于唐光启上溯到始于隋开皇，也即从迄今1100年提前至1400余年。
另，《惠安县志》记述獭窟“形如獭”和《獭江新考》记述的“堪舆家以地形象獭”，此所谓“堪舆家”者很可能是善相地的隋僧慧远。倘若是，他虽然没有建造浮山寺。
却使“獭”之赋名扬播千秋。
考二道询
道询是宋代獭窟桥的建造者。诸多志书对其生活年代和建桥年代记载不一，务须加以考证。
一、清嘉庆《惠安县志》卷十一“庙桥寺观”记述：“灵应寺在玉沙铺白沙乡，宋天禧间（1017---1021）道人王道询建。障白沙海濡为田，坌其高处为庵，曰真阳。”“？为潮所档，道询以扇麾之曰‘海于天地间最大，岂不能以尺寸地兼容耶？’潮立退三尺，以泥塞其冲，而？遂固。淳癸卯（1243年）埭成，乙巳（1245年）庵成。”“改名头陀寺，敕道询为灵应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