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餐
1982年，我到师大求职并被接受。其时，内人已经在福建中医学院任教，有一小套住房。大学的课不多，每周两次课，加上周三的“学习”，一周到校不过两三次。骑自行车上班，即便12点下课，1点钟之前也可以到家吃饭，所以绝少在学校买饭。如果是周三上午有课，下午“学习”，中午就胡乱吃点东西，午后跑到学生那儿聊聊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一两年后，学校分配给我一间午休房，在22号楼。22号楼南边，紧挨着的是教工食堂，实在方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至24号楼都是“筒子楼”，住24号楼的中文系教工比较多，汤化、启庭、建煌等老师都住在那儿，偶然我也到他们那儿聊天喝茶。一琴老师住在23号楼，他是前辈老师。一琴老师从当系副主任起，一直到当副校长、校长都住在23号楼（我到师大来之前不知道他住那儿），两间单间打通，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没有厨卫之类。
教工食堂原本是教工用膳的场所，后来引进竞争机制，也对学生开放，师生同一餐厅吃饭，挺热闹的。用餐的师生并不很多，排个队最长也就那么10来个人。文科楼离餐厅近，我的住处离餐厅更近，下了课把讲义往宿舍一抛，端上餐具直奔过来，其时就餐的人还不多。但是，如果碰到学生问问题，或稍许拖上一两分钟课，就得老老实实排在队伍的后边耐心等待。一琴老师办公地点在校部，通常来得比较晚，不是我已经买好饭菜他才来，就是隔着好几个人排在我后边。我在餐厅用餐，他则提个饭盒带回宿舍。排队买饭菜，有时很揪心，骑了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站在讲台前讲了一上午的课，望着前边热气腾腾，菜香饭香扑鼻，胃口被吊得难受。最让人气绝的是，在只差两三个人就轮到你的时候，突然有学生夹生，偶然也有学生很有礼貌地回过头来冲你笑笑，说声我有急事；有时夹生者还呼唤他的一个或几个朋侣，笑笑闹闹地在那儿点餐。即便这个时候，一琴老师仍然很有风度和雅量地站在队伍中等着，还借此间隙和我聊上几句。
断断续续在教工食堂用了几年餐，也断断续续在餐厅遇到一琴老师，这样，我们除了师生这层关系之外，又加上“餐友”的一层关系；这样，说话也就随便些。那几年，每月都有校长接待日，偶然也会在文科楼大厅的接待室见到一琴老师，或许经常“接待”的原因，有时接待者也就闲着，我也趁便溜进去说几句闲话。
一琴老师从校长的岗位退下来数天，给我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或者到我的古籍所点校古籍，做一个项目；或者回古代教研室上一门课。一琴老师到学校工作之前在系里教的是唐宋文学，他到学校任职那一年，我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后来又兼古籍所所长。他从校长位置退下来，跟我“报到”，让我给他“安排工作”。我说，你也可以带研究生呵！他说，还是教教本科生吧！一琴老师到学校工作后，全部精力都投入管理工作，既不带研究生，也从不申请项目或申报奖项。就这样，当了多年的副校长、校长的一琴老师又重回他久违了的讲堂，又重新让许多学生叫他陈老师。
21~24号楼前几年已经拆除，教工食堂改建成为招待所，我住的22号楼成了停车场。想起若干年前在餐厅与校长一起排队买饭的情景，恍如昨日。
分房
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的住房政策，大学教师是按职称高低来分房的，后来又规定，副高110平方米，正高130平方米，又加上当了5年正高、年满55岁者可以享受乙级医疗保健，一时间，一些读书人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以为自己享受了“正厅”的待遇。撇开他们的心境不说，公正讲，当年福建“知识分子政策”还是落实得不错的，不少比福建发达的省市，即便“老正高”也住不上130平方米，或者享受不到乙级的医疗保健。在项南主持福建工作期间，还下发过一个文件，说大学应该按多少比例给副高以上的知识分子配车，我相信，这一创新思路肯定走在全国前列，即便后来思路无疾而终，但毕竟有过地位很高的领导想起学校里整天奔波的教书人。
1986年，我上了副高。按当时规定，可以架一部校内电话。我向时任中主系副书记的郑一书反映，一书副书记马上和后勤部门联系，不到一周，我22号楼的午休房就有了一部电话。早几年我太太在中医学院已经分到一套新落成的二类房，心满意足了。过了几年，儿女长大，便开始期待一套三类房。刚好和我同时上副教授的同事，学校给他调了三类房，于是我又向一书副书记反映。一书副书记的太太曾美英老师在外文系教英文和世界语，我在中学教书时的一位华侨老师郑先生，也推行世界语，我到师大工作，郑先生让我向曾美英老师转达问候，所以到过一书副书记的家。一书副书记说：等我了解一下房源。大约也是过了一周或10天，一书副书记说，操场边上有一套三类房，你要不要去看看，不过是旧的。我说看看也好。于是，他便带我去看房，记得看的不止一处，转悠了大半天。那套房在二层，木结构，上下楼梯木板咯吱咯吱响不说，又没有厨卫，房间虽然多一间，面积也大些，但很难中我意。（刚好中医学院调房，我们顺利迁入一套旧的三类房）
房子虽然没有分成，但是多年来，我对一书副书记一直心怀感激。他不推诿、说办就办的办事风格，给我带来长年的暖意。当我在校外一些部门办事（无论公私）受到白眼或漠视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分房这件小事，想起中文系有过一位叫郑一书的副书记为教师的小事奔忙。
我在师大分到公房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叫做集资房。集资房是不完全的福利分房，住房建筑的一切费用都由住户分摊，虽然比完全的福利分房多不少钱，但比从房地产商那儿购房却省了不少钱。（卖给住户时也就是和你当年集资的钱大体相当）房子的地点不错，面积略略超过130平方米，是当时师大所有公房最好的一座。报名时，我不免心存侥幸，因为如果新旧校领导出来竞争，恐怕绝大多数教授是住不进去的。这方面的先例，国内多得是。学校决定校领导一律不参加，14套只留一套给有老干部资格的一位教授，其他13套全部拿出来分配。分房采取“积分法”（办法由教代会、工会制定），基本分是职称职务分（教授的基本分比处长高得多），加分的项目有：工龄、国务院特贴、国家或省级专家、博导、正处副处、双职工、博硕士学位、台籍、省级以上政府奖（公章有国徽者），按高分低分顺序挑房。结果我也入围，在14户中，户主的年龄我排在倒数第二，申请的老教授都顺利入住。数年后，当房价一涨再涨，想起老一代校领导仍然住在校部那几座只有居住权而不能购买的老房子时（四层以下公房不能出售），不能不心存敬意。
评职称
1985年，停顿数年评定职称的工作恢复了！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是试点单位，这几所大学的老师们比其他高校多了一次机会。这一年，解决了1966年以来积累下来的“欠债”，一大批50多60岁的老讲师在熬白了少年头之后终于获得高级职称，他们的心情一下轻松起来。接下来，几乎每年一评（其中1989年和1990年停了两年），个别年份还有两评。20世纪80年代中级职称已经了不得。如果你已经是讲师，那么配偶和子女就可以迁入你所在的城市，并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如果配偶有正式工作，还可以得到适当安排。评定职称需要交代表作2~3篇，由专家写出评语，再回过头来经由系职称评定小组、校职称评定委员会、省学科组、省高评委逐级投票，如果这几关都过了，最终由省人事厅发下证书，高一级的职称也就获得了。
职称评定，参评者的自身条件自然是最重要的，评定条件的规范和各级评委的评审，都有一整套的评定程序。评定条件除了政治条件和教学工作量的要求之外，就只有科研条件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评定，没有项目或得奖的要求，唯一要求的是论著。论著评审人和各级评委，“生杀予夺”之权就在他们手里。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太有人去打听论文送到谁手中，评委又是谁，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去“走关系”。1984年，俞元桂先生从系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如果我没有记错，从1985年恢复职称评定，到1994年，他都是系及省中文学科组的召集人，校、省两级评委，俞先生以他的学术水平、非凡智慧和独特的亲和力主持中文系的职称评定工作，他尽可能地照顾“老人”，也尽力扶持年轻人，使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中文系逐渐走向稳定、和谐的局面。萧规曹随，继俞先生后任中文系主任的郑松生教授，稳健作风和把握大局的能力，也赢得众人的尊重。
1985~1994年始终参与职称评定的还有一位陈祥耀教授（祥老）。1984年，祥老不再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据我所知，他的学术兼职也不是很多，不外是中国韵文学会理事、省诗词学会副会长等三数项。不必讳言，自1985年开始建立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一般由校领导、与教学科研有关的部处长和系主任组成，委员是17或19名。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领导林立（当然也都是教授、副教授）的委员会中，没有行政职务，也没有很多头衔的祥老是怎样被吸纳到评委会来的？祥老的学术水平的确足以代表福建师范大学的水平。我参加国内或出境参加学术活动，同仁问起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最多的要数祥老。今年3月，台湾成功大学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前成大文学院院长张高评先生对我说，他在读博士班时，祥老的论著对他影响很大；祥老研究宋代四六文的论文，至今无人可以取代。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校研究生职能部门试图要改革研究生的考试方式，学校召集部分导师开会。祥老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闭卷考试，还谈什么研究？校领导当即表态：中国古代文学不能闭卷。（若干年之后又采取闭卷考，已经是后话了）我相信，校学位委员会很看重祥老的学术威望，也许，还很喜欢听祥老独特见解的评论。至于祥老多年参加省中文学科组的职称评定工作，固然是学校的推荐，也不能不说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评定职称行政化的色彩还不是那么浓厚。
1992年上半年，我参评教授。这次评审专门为优秀中青年教学科技人员而设，省里专门给“名额”，因此在年龄、年终“评优”次数等方面都有所设限。教育系统的外语考试既没有参考书，也没有范围，是历年最严厉的一次。中文系包括我在内，至少有3个人资格审查获得通过，允许参加外语考试。中文学科全省参加考试者坐了满满一教室。本次评审，参评者都必须答辩。4月底，学校通知我，某个下午到吕振万楼后头的专家楼答辩。福建省职称评审举行答辩，自此次评审始。学科组成员：俞元桂教授（组长）、周祖教授（副组长）、陈祥耀教授、陈钟英教授和郑松生教授。周先生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前副主任，早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受业于浦江清教授。钟老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出任过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当时是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副院长。高校系统参加答辩的只有两个人——我和闽江学院的黄高宪先生（评副高），说明外语考试合格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另外，社科院的张帆（评正高）、杨健民（评副高）两位，也委托高校的学科组答辩。学科组提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一位论文评阅专家对我的论著某一点存有疑问，要我解释陈述。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如果我的论著有明显错误或漏洞，我不能答辩，说明我的水平还不太行，可能就不一定能通过；如果我能解释陈述清楚，对我的论著也是一个补充；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专家没有看清我论著的本意，甚至曲解，那我也就有申辩的机会。我答辩时，其他3位回避，我第一个答辩，答辩完毕后离去。在文科楼下取自行车时，碰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谢逸灼老师，谢书记问我答辩的情形，我说几位先生都很和蔼，我回答完问题，他们也没有进一步追问。谢书记听我一说，似乎也比较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