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是人们用话语在一定场合下进行交流的方式。它是言说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口头语言和态势语言等综合性方式对受众进行传播。早在古希腊时期，演讲就诞生了，那时称之为“诱动术”，即讲演人在公共场合就某个问题发表见解，向公众说明事理。中国的演讲也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总之，这项古老的口语活动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它属于人类现实活动的实用性语言表达艺术，是一种高级的单向传播的口语语体，同时又是一个人语言综合能力的体现，因此完全有理由可以将它称为“知识实践的最高形式”。
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容与形式构成，只是为便于研究，人们经常将形式和内容进行分解，来探讨哪一方为矛盾主体，从而揭示这一事物的规律、形态的特点。演讲也不例外，仅从“演讲”两字的组合就可以看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演”是“讲”形式，“讲”为“演”的内容，不过这是一个偏正结构，中心词还应落在“讲”上，因此，一般情况下演讲还是当把言说内容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这几乎与所有的阅读文本的特点相同。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认定演讲的内容决定形式，忽视其形式的特殊性。比如，当它与阅读文本比较时，形式与内容的权重关系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此时演讲就多了一道语音形态，演讲多了一个“演”的形式的要求，这包括了讲演者情感、语音、语调、肢体语言等等。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演讲中，并将之列为评判优劣的标准之一。由于听觉语言转瞬即逝，不易回复，因此还要求演讲稿必须写得简单明了和尽可能的口语化，演讲时必须口齿清晰，从这些方面判断，我认为，演讲比阅读更需要讲求形式的要素，特别是文本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演讲的形式则可能变得相对重要了，这时人们关注的不仅是你说什么，更是你怎么去说。如果我们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不对演讲者表达是否有吸引力这个形式因素计较的话，那还不如把听众召集来之后直接把演讲稿发下去阅读。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演讲传递信息的特殊性所致；本质上它是文字性表意的，但表达上又诉诸视听，也就是说，它要有文字脚本为言说依据，但观众（听众）在接受这个文本时不是阅读而是“听”言说者的讲话，同时“看”言说者的表情动作。这个特点决定了在某种情况下，演讲形式的重要性上升了。
然而，不能因为演讲有诉诸听觉的这一特点，就将其视为与音乐一样是一种注重形式的艺术。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音乐主要以音符、节奏构成旋律表达人的感觉情绪，不需要有明确清晰的内容，我们听一首乐曲，更多是受到某种情绪的感染，使我们能够自我反省，调整心境，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说出这首乐曲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内容。歌曲虽然也有歌词这一文字内容，但与曲调相比，视觉文化研究者豪厄尔斯语认为“通常显得微不足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的唱词中一段，认为写得“非常平庸”，“尽是吹嘘、喘息和感叹号，读起来就像一部拙劣的浪漫小说中的场景”。但是这并不妨碍“观众在乐队演出最后一个音符之前踮起脚尖全力喝彩”，为什么呢？因为“该选段的情感不在内容，而在形式中，正是形式是我们喜出望外”。（［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28．）演讲当然不能追求这种效果，如果想依靠外在的表演形式——语调、演说节奏、普通话的标准度来吸引听众而演说的内容苍白无力，甚至听众听完你的讲演还不知道所云，那肯定是失败的演讲。所以和音乐相比，演讲决不能靠语音形式取胜。
演讲也有视觉效应。演讲者的形体动作、面部表情、着装甚至相貌，都会成为帮助观众解读其内容、感情、内心状态的辅助符码和视觉感受。在古希腊，听众甚至对演讲者的形体规格都有严格要求，只有肌肉强健者才能走上讲台，这表明，观众不仅要听思想，还要演讲者用身体带来视觉的愉悦感。当今演讲没有对体型有苛刻的要求，可演讲人的着装打扮还是会给观众以视觉感受，影响评委的打分。但是，我们仍不能把它和视觉艺术的形式相提并论。视觉艺术也是形式为主的艺术门类，甚至有时是形式决定内容。豪厄尔斯曾对绘画做过这样的论述：“有些时候，形式实际上在两者中更显重要。另一方面，形式使得题材相形见绌，最终导致内容与其不相关。”（［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的确，如果我们面对着一幅抽象画作比如俄国的“色面画家”马克·罗斯科1949年创作的画《无题》，那么，想要“在这些画中寻找题材是徒劳的，对罗斯科的作品……寻找他们的意义会一无所获。”（［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这幅画作的形式的特点，就足以让人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绪上的感染。而作为演讲人，不管其动作多么夸张，面部表情如何强烈，这些视觉表象都是为传达演讲内容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仅此而已。若抽出内容或不听演讲者在说什么，单独审视这些视觉信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就是说，视觉信号一旦离开了演讲内容就没有单独的存在价值，它完全从属于内容的表达。完成了上述的比照，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认识演讲这门口语表达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点。本质上演讲应归结为文字性的表义系统，因为它主要要传达言说者的思想感情，但在表达方式上，它是用话语而非文字，这就涉及表声系统。随着人体发声学的不断普及，如今对演讲者语音包装要求越来越高，一个成功的演讲少不了良好的语音形象；当然演讲不仅可听，也可看，使它又进入到了表象系统，由演讲人的发出的视觉信号也是有表征意义并可以解读的。文字可以默读，音乐可以倾听，绘画可以凝视，而演讲却不是这种单一方式的接受过程，它是一个跨越了三个系统的综合性文本模式。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放弃其内容的主导地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演讲自诞生之日起似乎就肩负着重大的时代使命。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演讲的出现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并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比如，在中国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怀着入仕梦想的演说家以自己的政治见解或实用主义策略到各国进行游说演讲，希冀统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而名扬青史，在这场闻名遐迩的百家演讲较量中，最终是以“合纵说”战胜了“连横说”，从而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当然，演讲在春秋时期也不都是去策动战事，墨子的“非攻”就是一个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演说。五四时期，爱国青年以一场场慷慨的演讲欲激发起国人对社会变革的愿望。在西方，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就已经形成较开明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当时各种施政纲领的提出、各种政治见解的较量都在一场场的演讲和一次次激烈的论辩中完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些著名的演说家以他们睿智激情的演讲为大众启蒙开智。还有当人类面临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社会变革等重大事件时，演讲总会以鼓动家的身份现身于公众面前，或引导人们树立信心、同舟共济、战胜灾难，或号召公众投身变革、创造崭新时代。由于这些演讲不仅当时效果卓然，也垂范后世，演讲在人们的印象中就逐步树立起一种特殊的概念——它源自意识形态血统，是特定时期政治宣传的有效工具。
这当然不意味着在和平安定时代演讲就马放南山，我们今天仍旧可以看到演讲四处不断活动的行迹，只是它的威力和效用大不如前。我们当然不能抱怨是当下所处的不是重大的历史时代，更不可能因为要重现演讲昔日的辉煌而希望社会坠入动荡不安，本文想探讨的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氛围，演讲是否还应续演它的历史角色，是否还应检讨一下现行的演讲存在着怎样的角色偏差。
从新中国成立至“十年动乱”前，中国内地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演讲在那一个时期可以用“影影绰绰”一词来形容它的存在。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动乱”，文化遭劫，经济受阻，社会动荡，但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时代，各种思想都归于沉寂，各种声音都无法发出，演讲反在那个不安的年代里彻底地销声匿迹。一直到1983年，全国各个高校首先恢复了演讲活动，当年就举行了首次全国高校分片区的演讲比赛。由于历史的隔断，起初，大学生对这虽耳熟却陌生的活动知之甚少，不知当站上讲台该如何完成自己的讲演，一些人甚至不知演讲稿应怎样去写，其效果当然乏善可陈，也没有什么优秀作品流传下来。随后每年举办的全国性的大学生演讲赛，优秀演讲者，好的演讲稿不时冒出一些，只是这些演讲都是关在校园里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不大。随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加上校际之间、学校和社会之间交流增加，一些教师、学者、作家也到各地开办演讲，演讲才走出象牙塔，变成了稍有影响的社会文化活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演讲人有北京大学教师李燕杰，作家刘心武、蒋子龙、梁晓声等。他们的演讲或是为青年人树立人生价值观，或是对“十年动乱”进行较深入的反思，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开智的作用。
当20世纪80年代高校的演讲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开的时候，那么由各地政府、行业、单位组织的全民性演讲活动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我认为，这恐怕不是值得书写的一笔。众所周知，每当一个重大的纪念日、节日、活动出来时，演讲似乎也跟着出台。比如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国庆50周年、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澳门回归、2008年的奥运会、改革开放30年、建党90周年等纪念活动。在这些纪念活动前前后后，几乎全国各地的行业、单位、学校都会配合形势举办这些主题性的演讲，遗憾的是，这些演讲都少有成功的范例。因为演讲人都不是这些重大事件的决策者、经历者或见证人，所获取的信息资料又都是官方钦定，因而这样的主题性演讲就出现了内容上严重的同质化，普遍表现为一种“国家叙事”的单一风格，内容空洞、感情不实成了所有演讲的通病。而评委人员在这种“千人一面，众口同声”的演讲面前，最后的评判的标准往往导向了形式方面，谁的普通话标准、谁音色动听、谁情绪激昂、谁“演”得好，谁就有可能获取高分。于是，大陆现行的群众性的演讲中，形式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几乎成了普通话和朗诵的比赛。
解答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容易。如前所述，由于历史不断证明演讲一直在为意识形态服务，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这使我们对演讲有着天然的定性。当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期仍带着这种观念操作演讲时，势必产生不相匹配的现象，内容空洞、大话连篇就在所难免。若将这些演讲稿转换成阅读，肯定不忍卒读，由于演讲还可以在形式上有所作为，于是，内容的不足就更要强化形式来弥补了。很多演讲之所以不会“散场”，很大原因是观众在“看演”，而不是“听讲”。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样的演讲主题，否定演讲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而是需检讨这样的效果。
演讲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被深深打上了道德教化的烙印。利用演讲对大众进行道德宣传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它在劝善上还是很有感化力和积极作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它设定为唯一目标，用道德眼光来看道德，就又会走入绝对化、同质化的死胡同。这些年各个行业，部门都举办过职业道德操守的相关演讲，大都演变为形式主义的抒情格式。因为道德宣传容易煽情，抒情而不是说理是最便捷的选择。道德似乎有着天然的标准，无须进行复杂思维考证，只要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都会形成对善恶基本的判断。比如诚实为善，欺骗为恶。几年前，演讲与口才杂志社和湖南某地方政府就连续两届连续举办了“东山杯全国性演讲比赛”，讲题为《诚信与发展》。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比赛中，论点是不用质疑，价值无须判断，善恶早已明辨，所不同的是选手各自寻找了不同的证明诚信和不诚信的案例进行说明，自然，“演”的形式又上升为评价的主体。通过观看获奖的视频我们看出，标准的普通话、饱满的情绪、自如的讲态、流畅的语言是选手们获奖的关键因素。
我们并不是要放弃演讲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的责任，但假如能在更广的视阈来定位演讲，以多元维度来释放它的能量，可能会大大提升这种宣传交流的有效性。就以上述的《诚信与发展》讲题为例，除了召集演讲人向公众进行劝善外，如果从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诚信和欺骗（或谎言）这一对矛盾体。从一般的价值判断看，诚信为好，谎言为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种简单的判断容易将这对矛盾对立起来推向极端，陷入片面和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哲学告诉我们，矛盾不是静止的，任何事物都处在永远的运动中，而运动着的矛盾体在一定条件是会相互转化，此时，矛盾的主要方面会降为次要性，而矛盾的次要性则上升为主要方面。将这个辩证法用在讲题上，我们会发现，诚信并不绝对是好是对，谎言也不是绝对都错，在一定的条件下，善、恶可能就发生了逆转。比如，当一个人罹患绝症而不知情，此时医生有可能使用谎言来帮助病人度过生命的关键时刻，同时病人家属也会与医生合谋来“欺骗”患者。这种称之为“善意的谎言”表面是欺骗隐瞒，本质上却是道德的，此时讲真话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还显得不道德。还有在商业上，我们的确不能放弃诚信的原则，这是众多的演讲不断重复的话语，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在生意谈判中一些属于本公司商业机密的东西，比如价格、进货渠道等，如果坚守诚信，在对方要求说明时，若毫不保留，和盘托出，那这就算诚信吗？至少可以说，你对他人诚信了，而对自己公司不诚信。从这个角度分析，诚信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是生存策略和生活技巧。通过这样的分析演讲，我们不仅对道德意义有了更深广的认识，也获得了思辨的快乐。遗憾的是，在诚信为善，谎言为恶的绝对化声浪中，这种智性的声音是根本听不到。以道德的眼光看道德和以智慧、思辨的眼光看道德，路径不同，效果迥异。这更证明强化形式表演不会是解救当今演讲空洞化、雷同化病症的良药，反而愈加走向形式主义的泥淖。
我们需要在今天这个时代为演讲重新定义。演讲在和平时期完全不必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完全不必在重大欢乐日子来临之际总去背负着“国家叙事”的沉重而严肃的话题。演讲也应当“除魅”，应当走下政治的神坛，褪去道德教化的重彩浓妆，以素面形象走到公众中间。它可以用更具温情、低调、知性、智性的脸谱来面向听众，换演成一个充满人文关切、和颜悦色的角色。它应当让演讲者站在讲台上用真理、真情与听众交流，而不是去扮演一个不合格的布道牧师。唯有此，演讲朝着形式主义方向的偏轨才会得到很好的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