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从儿子的嘴里打探一点母亲的事，谁知问起，儿子是一无所知。我感觉好奇怪，四十五岁的儿子居然没有一点今天还健在的母亲的印象。我把它想成是格波塔不愿讲述的托词。为什么不愿讲？可不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而是一位朝见过那个时代的神明的母亲。格波塔要是能讲讲他的童年该多好。一个白马人的童年，一个与我同时代的童年，它包含了比我的童年要更为奇特、更为丰富的地理和民族因子。格波塔要是能讲讲他的母亲该多好，讲讲对她的印象，六十年代末还是一位白马少妇的印象，七十年代的印象，在寨子里忙里忙外的印象，在公社当妇女主任的印象……可是格波塔笑着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一点都不记得。
我有点失望。但没有办法。格波塔的腼腆、抱歉，包括一点点的傻，都是真实。格波塔告诉我，他的幺嬢在外面，她应该知道一些，她过去在人大上班。还特别强调，他的幺嬢就是他妈妈的幺妹妹。他的强调像是在一句话下面划上了着重符号，要我把思维的重心落在“血缘”这个词上。
格波塔出去，很快回来告诉我，幺嬢说她与妈妈的年龄相差太大，过去的事情也都记不得。这是我预料中的。我愿意把他们的拒绝看成是白马人本能地含羞和不善表达。
4.白马人是一个很奇特的族群，他们在人类族群中的价值是可以跟与他们共同生息在岷山腹地的大熊猫在动物族群中的价值等同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条上游叫夺补河、下游叫火溪河的河谷繁衍生息了多少年。保守地估计也在一千五百年以上。据史料记载，他们一度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周边地区，包括涪江泛滥淤积的江油平原。近四十年的研究表明，他们是古代氐人的后裔。历史关于氐的记载，到唐便嘎然而止了。今天岷山腹地的白马人自己也说他们是三国时从江油平原过来的，他们中了诸葛亮要他们让一箭之地的计谋。唐宋时汉人的疆界还只在今天平武的南坝（古江油关），就是南宋宁宗时王行俭从扬州过来做判官也还是住在今天江油的青莲。可以见得，江油关以西北的涪江河谷唐宋时候还是白马人的地盘。到明朝1386年筑龙州城，白马人才被完全赶至今天的火溪河。这之前的几百年，一直都是与汉人政权的对峙。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白马人才真正接受王姓土司的统治。之后的五六百年，白马人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状态，不隶属于藏人，只是在政治上隶属于汉人的土司政权。
白马叫白马路，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地理区间。雪山阻断了它与周边三方的交通，仅仅可以出火溪河下到今天的平武（古龙州、龙安府），而火溪河峡谷本身的险阻也保障了白马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王国。几百年里，只有白马人爆发的不多的“番乱”，土司的平叛，以及和平时代土司骑马进到夺补河流域的考察，构成了白马人与外界的交流。
时间在白马路永远是下雪和野花盛开两种状态。一种是冰冷的凝固，靠舒缓、悠闲的炉火烘烤，伴随着酸涩的青稞酒；一种是凉爽娇艳的飞扬，以潺潺的溪流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呈现，伴随着响亮、润湿的族歌。时间在白马路是一个封闭的圆环——不是有着巨大落差的夺补河，没有可以流逝的缺口，昨天逝去的人明天又会回来，元代逝去的人明代又会回来。逝去在白马路仅仅是饮酒过量之后的一个昼夜的睡眠，或者是一次远离家园的狩猎。
5.尼苏进来的时候我本能地站了起来，空出我坐的椅子，挪了挪，要让给她坐。我看见旁边都是矮板凳，担心她的腰。
“你莫管！”尼苏说。看也不看我，只顾自己找凳子。
尼苏进屋的时候，我已快速地打量过她。她穿了她们民族的裹裹裙，戴了毡帽，只是毡帽上没插白羽毛。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尼苏，与昨天下午在夺补河畔遇见的判若两人。昨天下午遇见的尼苏身穿体恤衫和长裤，手捧鲜净的牛奶子，是一位浪漫的少女，而此时坐在我面前的尼苏则是一位真正的老妪。不只是皱纹，不只是老态，还有那么一点点酸楚，一点点邋遢。我注意到她穿的长裙，很空套，从领子里看进去可以看见颈项以下的空阔。是一条旧长裙，布料和做工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就像后面她讲述的她的人生，看不出有丝毫的华丽、华贵。长裙的下摆已经有一点脏，像是糊了猪潲和饭粒。我的目光是不经意落进她的领口的。这个不经意除了带给我对她的青春岁月的遐想，便是对她的深厚的母爱的崇敬。躲在阴影里的下垂的它们，甚至可以是一个象征——这个尚未被承认的民族一直袒露的母性的象征。对于尚不为我知道的她的婚姻，在我的想象里，它们也是幸福的遗迹或者物证。
书归正传。我的第一个访谈题目是：“作为一个白马人，你对白马这个地方、白马这个民族都有着怎样的印象？谈谈你自己。而今回过头去看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这是我头天夜里睡不着拟好的题目。
没等我把几个问题一一说完，尼苏便开始说话了。我很高兴。只要尼苏开腔，一直说，我就很高兴。不管她说什么，不管她重不重复，在我看来，都是珍贵的，都是关乎时代、社会、政治、人性，都是关乎一个叫尼苏的白马女人的生命历程。
“我出生在1937年，一辈子经过了五个皇帝，啥子辛酸苦甜麻辣都遇到过。吃亏、受穷……共产党好，开会好，小圈子不好……”尼苏用这样不甚连贯的话开始了她的讲述。她的讲述一开始就不平静，就带了个人感情。刚开始，我以为尼苏也不过是毛时代遗留给邓时代的一个“怨妇”，如今天常见的那些新时代的失宠者。随着讲述的深入，我慢慢发现，尼苏的怨愤有她个人的家庭的失宠与不幸，更有她凭异族的直觉对时代、政治、人性的认知和评判；这种认知和评判，来自她血液里固有的或者说白马人文化中沉淀的道德感和价值观。
可以这样讲，尼苏的不幸首先来自她天生的美貌。从今天七十三岁的尼苏的脸上、身材和气质上，我依旧能看出一些美貌的痕迹。
一个女人天生的美貌往往可以提早决定她的一生。
尼苏最早是因为美貌，当然也包括美德，遭人妒忌。
“从小，爸爸妈妈的教育都是很严格，1958年开始在集体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到1961年10月。一锅饭，人人有份儿，包括地主、富农分子，我都是给留够了的。天天守着锅，但从没多占一颗粮食……”
二十一岁的尼苏没有接受阶级教育，照样拿地主、富农分子当人，这让我听了很感动。这种没有“阶级观念”的普遍的善良，与一位白马姑娘的内心是统一的。
因为勤劳、善良、美貌，自然引起了当时的藏区领导的注目，尼苏开始当选为公社和区、县一级的劳模，组织上也打算吸收她入党。这是荣誉，也是对尼苏个人自由的挑战。尼苏说：“漂亮不漂亮，做活路得跑在前面。早工、夜工，刮风、下雨、下雪，别人可以躲，可以装肚子痛，但尼苏不能。再脏再累，都要做；太阳再大，把脑壳晒得再疼，都不能溜边边逤角角。”尽管这样，尼苏还是没有落个好。尼苏落了组织上的好，便落不到每个老百姓的好了。
“有两个老党员，正事不做，一天这里呿呿呿那里呿呿呿，说我的坏话。1957年组织上就让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两位老党员不同意，说不准尼苏入党，说尼苏不爱劳动，说尼苏入了党对合作化运动影响不好……”
五十年过去了，尼苏讲起那段经历，伤心依旧。我毫不回避地几次打量尼苏，希望能从她老迈的身上发现旧伤的位置。
“1960年5月，我不想煮饭了，跑去背粪。”尼苏接着讲，“领导找到我，问我‘回不回去煮饭？不回去煮饭就把你的团员取消了’，我说‘取嘛取，不取也是做活路，取了也是做活路’。”由此可见尼苏的性格。一是为了入党，为了堵老党员的嘴跑到了第一线；二是看清了所谓荣誉、身份的本质，敢于与上峰叫板。尼苏讲到，不久，藏区的何书记叫她重新写入党申请书，她说“我不写，我不爱劳动，我怕脏……”
尼苏还记得何书记的名字，叫何华山。可爱的尼苏！申请自然还是重写了，公社讨论，12个人到场，10个人同意。那两个本寨的老党员还是没有举手。这很可能是尼苏最早接触到的冰冷的人性。
1957年到1964年尼苏上北京的这一段时光，应该是尼苏最美丽的人生。一个美丽的白马女人，从20岁到27岁，从少女到少妇，从女儿到母亲，该有着怎样微妙、丰富、美丽的体验！幻想的体验，理想的体验，荣誉的体验，爱情与身体的体验……包括对白马山寨的阳光、空气、溪水、月亮、灌木丛、杜鹃花等等的体验。然而我知道，这一段时光也正是我们的国民生存得最为艰难、最为痛苦的时候，历史沟壑中的三千多万副尸骨便是在这个时候塞满的。所以对青年尼苏的猜想，也只能是美好的猜想。美好很可能只在隐秘的本能，只在无知的幻想之中，而痛苦则是普遍而深刻的，像看不见的钉子钉进同样年轻的桦树，汁液如眼泪流淌。那是一个被政治高度抽象的时代，最基本的人性被遮掩或吞噬，篼着残剩的人性的人普遍被作为阶级工具调动。尼苏便是其一。
尼苏也没有吃早饭，刚坐下，儿子格波塔就为她冒了一碗米粉搁在面前。尼苏一直没吃，只顾讲话，不时用筷子挑一挑。我几次打断她的讲述，要她先吃饭，吃了再讲，可她总是把米粉挑在筷子上不往嘴里喂，放下筷子又讲起来。我知道尼苏已经动情，已经被记忆牵引，再叫她吃饭已是徒劳。说吧，尼苏。说吧，记忆！看着尼苏面前碗里越吃越多、越吃越干的米粉，我感觉很惭愧。用不着看时间，只需看看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便晓得已是什么时辰。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没了早先的迷蒙与昏暗，已经变得粗砺。
尼苏沉浸在她自己的记忆里，一点不照顾我的访题和倾听，像一辆倒回她青春时代重开的吉普。在我看来，一辆倒车多少有些戏份。低沉和她的白马口音，使她讲述的某些段落显得含混不清。我听不清，听不懂，无法速记。我又发现，尼苏并不是一点不在乎我的倾听和速记，她是在乎我的倾听和速记的，每每我停下记录，她的讲述都会有不易察觉的停顿，甚至有一点失落。她的失落很隐秘，只是从语调流露出来。
听不清的时候，我也不装出一副用心的样子。我取出照相机给尼苏拍照。她在继续讲述，手里还握着筷子，筷子上的米粉已滑落到了碗里。讲到激动之处，她开始比划，身子也前俯后仰，令我迟迟无法按下快门。这个时候，我不再听她讲述了，尼苏变成一个逼真的客体，我开始思量、赏析她。她离我是这样近——她的白色的羊毛毡帽，她的左脸，她的左脸泛出的光泽，她的吊在左耳垂上的银饰……都是伸手可触。目光触摸过了，还要留在镜头里。从一个少女、少妇演变过来的面貌，每一处细节与尼苏消失了的那些时光都是衔接的；从任一细节出发，都可以回到她过去的瞬间，包括1964年10月5日下午她个人最神圣的时刻。我注意到她左耳垂上的银饰，一枚小银圈，套着一枚凿有五个孔的圆形银器，做工粗糙而质感很新，不像是见证过那一时刻的私人宝藏。
6.该说说那一时刻了。尼苏的讲述完全变成了自动，我知趣地收起了我的访题。不管尼苏承不承认，不管尼苏怎样感受，那一时刻都是她生命中的镀金，一生的镀金。这个镀金有荣誉的一面，更有改变她世俗命运的一面。因为那一时刻，尼苏才为人知晓，尼苏才成其为尼苏。当然，或许尼苏个人并不明白这些，至今也不明白，从27岁到73岁，一直把它当成一件平常事，神圣化的仅仅是他人和社会。
关于那一时刻，1964年10月5日下午，在地方史料和网络引用里有很多个版本。我想知道，哪一个版本是真实的。自从以讹传讹从庙堂政治流泻至江湖媒介，我便开始重估真实的价值。1997年版的新编《平武县志》大事记1964年一条，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10月1日，白马公社藏族社员尼苏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参加拍摄纪录片《光辉的节日》。10月6日，尼苏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合影。”1990年8月县政协印刷的《平武县历史资料选辑》一书里有尼苏口述《尼苏谈毛主席接见的实际情况》（肖猷元整理）一文。那一时刻的时间也是10月6日下午。尼苏的上一次口述是1989年7月3日，与这一次相隔了整整二十年。网络引用的版本，时间是10月1日，地点是天安门城楼。
尼苏告诉我她是两个月前得到去北京的通知的——尼苏1989年的口述是9月初。是牛瓦通知的她，原话是“9月底去北京见毛主席”。尼苏自然高兴，甚至可以说是“提前幸福”。不过尼苏也有忧心——上半年她刚生了儿子（格波塔）。“娃娃咋办？娃娃能不能带？”尼苏问组织上。组织上告诉她娃娃不能带。娃娃不能带，多少减去了一点尼苏的幸福——牵挂娃娃。原话是“欠娃娃”。过去的资料里没有这个细节。
这一次，尼苏口述的那一时刻是10月5日。我原以为是她上了年纪，记错了。后来在网上《民族工作大事记（1964）》里查到“10月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接见了各少数民族参观团”，才信以为真。甘肃省裕固族人索彩英回忆的，也是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