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式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影响之一：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大量隐型失业和农业“过密化”—人多地少情况下单位劳动投入增加而效益（产出）递减。背离初衷的后果是对国家工业化的不利影响。
影响之二：城乡差距不缩反扩。表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重新扩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
据世界银行1997年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0．28，1995年为0．38，90年代末为0．458；全世界无另一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大。2002年已经达到0．46且还在继续扩大。樊纲提供的数字：2000年底中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其中国有资产26%；国内居民拥有57%。金融资产约20万亿元，其中政府、企业、个人分别拥有18．6%、31．7%、49．7%。个人金融资产中80%为城市居民拥有，其中近半为占总人口6%的阶层拥有。另据媒体披露，至2001年，中国大陆有将近2万人一共持有超过10万亿的财富。其中一些人就是靠以各种名义从农民手里强行圈占、“征收”来的大片土地而暴富的。
农民的抵抗：消极形式是“退出”（Exit）—包括大呼隆时期“出工不出力”、包产到户、撂荒、拒卖农产品等；积极形式则是有组织的抗争。
影响之三：乡村企业的兴起和亿万“农民工”的形成。
二元结构是乡镇企业兴起的原因。前身为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是在城乡户籍管理和就业用工分割体制下、在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农民（或乡镇干部与农民共谋）不得已而为之的“创造”。分田到户使农民（实为农户）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乡镇企业则表现出农民自发的进入工业化潮流，并且给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打上了烙印。
中国乡村企业的兴起与西方的“原初工业化”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西欧乡村“小屋工业”的兴衰可为借鉴。所谓“原初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即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是封建的欧洲农业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出现城乡对立和城乡分工，随后工业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受到行会垄断、原料和劳动力缺乏的障碍，商人资本于是把工业生产转移到农村，第三阶段即工业革命）；一种面向跨地区甚至国际市场的乡村制造业（大宗工业品生产）活动的扩张，与乡村经济组织的变化相伴随；其劳动力基本上是能够忍受“自我剥削”的农民（有地和无地的）；早期现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它创造原初工业化与市场的可能性，农业商品化又使随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可能；原工业化创造的利润形成建立工厂的资本，同时导致人口增长；原初工业化使农民面对作为一种生活体验的工业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经验使农民接触到工业生活的某些特征，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原初的“小屋工业”在18世纪大工业兴起后萎缩。失败的原初工业化则导向非工业化（并非不可逆的、单线的发展到工业化）。
四、消除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平的增长”
中国式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主要是体制造成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消除二元结构的过程同时也是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过程。改革和创新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比如家庭承包制就是农民自发的创新和改革。
在政府方面，要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的转换，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各地已经陆续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立法的各项条件已基本具备。要尽快完成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的转换，就必须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力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不仅要农民工出入城自由且主动，又要使城市企业、资金能出城发展。
在社会方面，从“现代企业”的角度看，乡镇企业一开始就在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优化配置和对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等许多方面，存在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自己寻找门路外出务工，动摇了原有的体制和格局。“异地打工经商进一步敲开了工农等行业间的壁垒，跨省流动打破了区域间的分割，进城居住并谋职更淡化了城乡间的界限。这样，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外出务工，中国农民就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自己闯出了一条实现非农化的道路。”
五、乡村城市化与上下结合的和谐社会建设—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城市化道路：我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统计数据显示的城市化率已由1999年的30．4%上升到2001年的37．7%，两年时间就提高了7.3%。这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原因是改变了统计指标口径，将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也统计为城镇人口。
城市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目标之一，但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由于资源环境的限制，我国许多大城市继续扩大规模的潜力有限。因此，除了发展现有中小城市，还应允许农民自主建城。在既有比较成功的乡镇企业基础上，将已经工业化的乡、村发展为城镇建制，逐步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带，使市区—郊区—乡村融为一体，应当是中国城市化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费孝通和黄宗智都注意到了农民自办工业化和乡镇城市化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意义。
在城市化问题上的似是而非的意见—将城市化滞后和“道路选择的失误”归咎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流行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城市化思路：由于乡镇企业天女散花般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现象。因此要积极发展大型城市，加快大型城市特别是上海、北京等国际性大都市的建设。
当然，城市规模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否则会带来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负面影响。又要有选择性地发展一批小城镇。对于小城镇，不能盲目投资，必须考虑其资源或地域条件，应当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还要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在我国县级城市中，超过25万人口的仅为10%左右，不能充分发挥城市资源的积聚效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中等城市应该是今后发展的重点。考虑可谓面面俱到。问题是：谁来选择？北京上海的扩张是否已经超出其资源、生态、交通等条件所允许的限度？谁最可能盲目投资？—统筹城乡发展，仅靠政府和官员是否可行？
新乡村建设—首要任务应当是解决土地使用权归属问题，让农民真正成为农地的主人，而不必担心农地被随便低价“征用”：城市里工商业部门多种经济成分的繁兴和农村农业部门固守单一的所有者含糊不清的“集体所有制”，将形成另一种新的“二元”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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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沐.中国乡镇企业的奇迹—30个乡镇企业调查的综合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秋季卷.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关键：构造服务型政府
智士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政府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服务者，在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此，政府必须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自己的角色，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首先构造服务型政府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是一种管制型政府模式，它是从农业社会政府管理模式传承下来的。在农业社会中，由于“巨大的社会公共工程需要集中大量的社会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而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东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剩余劳动产品总量极为有限。要举办和维护社会公共工程，只有动员和集中全社会有限的剩余劳动产品。既然靠社会（村社）本身难以做成这件事，那么，强制性征集巨大的社会资源的职能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政府的肩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上论断道出了东方专制国家的政府行政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国家至上理念（社会事务国家化）、全能政府模式（政府职能庞大）、强制行政方式（强制性征集资源），即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实施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就是比较典型的管制行政的“范式”。
如果说这种政府管理模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其存在的理由，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那么，在当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沿用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其弊端日益显露：政府权力过大，社会权力过小，导致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腐败由此产生；而无限膨胀的政府职能，使政府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又势必造成政府效率低下；特别是，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被淡化了，官本位、政府本位代替了社会本位、民本位，民众仅仅成为被管理、被管制的对象，主仆地位颠倒。
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它“要求政府不再仅仅表现国家的意志，而且也需要更多地表现‘公意’”。也即要求政府依据不断变化的公共利益需求来重新为自己定位和调整职能，由重管制向重服务的职能转换；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的价值转换；从人治向法治转换，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总之，必须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学者在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根据我国国情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首创的一个新概念。其主要特征，一是以公民为本位、社会为本位，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二是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三是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四是依法行政，廉洁廉价。按照这样一些特征，重新构造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同时也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廉价政府和高效率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