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1168—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县童逊里人。少受业于同邑“考亭高第”吴稚门下，受朱熹的考亭学派（又称闽学）影响很深。学习到理学家格物致知、反躬实践的治学精神；凡事讲求实事求是，探求真理。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中了进士，初任江西信丰县主簿，绍定元年（1218）转为郑性之幕下参军，绍定四年升福建长汀知县。嘉熙元年（1237）任绍武军通判，嘉熙二年调剑南州通判，嘉熙三年任提典广东刑狱，第二年转任江西提典刑狱兼赣州知县，这是他第二次任司法刑狱官。淳祜元年（1241）任知常州军事，淳祜七年任直秘阁提典湖南刑狱，第三次主管司法刑狱。淳祜八年直宝谟阁奉使四路，“皆司臬事”，这是他第四次主管司法。次年升直焕阁知广州、广东略安抚使。淳祜九年（1249）在广州任上，忽患头眩之疾，3月7日逝世，第二年7月15日归葬福建建阳。
宋慈居官清廉刚正，体恤民情，不畏权豪，决事果断。20余年官宦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与刑狱方面有关，深知“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认为检验乃是整个案件“死生出入之权舆，直枉屈伸之机括”，因而对于狱案总是审之又审，“不敢生一毫慢易心”。发现吏仵奸巧欺侮，则亟予驳正；若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决不率然而行。综观宋慈一生，多次任知县、知州等地方长官，又四次任司法刑狱，检尸验犯，洗冤惩贪等实践，积累了法医学经验。他从淳祜元年开始整理审案检尸的经验，至淳祜七年（1247）完成《洗冤集录》的编写。
《洗冤集录》的初刊本已失传，现传最早版本是元刊五卷本《洗冤集录》。元刊五卷本保存了宋慈原书的内容。元代以后，致力于法医学的人对《洗冤集录》进行了大量的增补，虽使医学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但已经渐渐失去了宋慈之书的原貌。特别是清代《律例馆校正洗冤录》已掺入大量明、清、两代的内容，必须注意加以鉴别，不能一概写在宋慈名下。
宋慈原书为五卷，其内容第一是法律条令、总检规定、疑难验例；第二卷是初验、复检规定，检妇规定，检妇婴尸注意事项，尸体四肢腐烂情况、洗罨，验已埋尸、烂尸的方法等；第三卷是验骨、验自缢，区别真假自缢与真假自溺；第四卷是各种杀伤、火死、汤泼死、病死、毒死的检验；第五卷是验罪死囚、受杖死、跌死、塌压死、塞口鼻死、雷击死、虎咬死是验罪等等的尸检，并附有辟秽和急救的方法。它包含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它不是零散的记载方法和事例，而是系统地阐述法医学的试题检查方法与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所见，说明了它是最早的系统法医学做作，而我们的现代法医学正是在此书开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一部广泛地总结尸体外表检查经验的法医学著作，对现场检查、尸体检查、尸体现象、窒息、损伤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科学归纳。对法医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包括尸斑的发生机制与分布；缢死绳套的分类、缢痕的特征和影响的条件；勒死的特征与自缢的鉴别；腐败的表现和影响条件；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系；溺死与外物压塞口鼻死尸所见；棺内分娩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刀伤的损伤特征、生前死后及他杀的鉴别；防御性损伤的发现。上述十项并不能包括《洗冤集录》对法医学的全部贡献。例如，致命伤的确定，窒息性玫瑰齿的发现，有关未埋尸、离断尸以及火烧、临高扑死等各种死亡情况下的具体现场检验方法等等，都是对法医学的重要发现和实际运用。
《洗冤集录》在我国法医学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奠基性著作。它不仅继承了以前法医学的尸体检验成就，而且成为以后历代检验书籍的祖本，也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欧洲法医学奠基人佩尔写于1575年的《外科手册》中，开始有法医损伤学方面的论述。1598年（一说1602年）意大利的菲德里出版了《医生的报告》一书，它是欧洲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前者比《洗冤集录》晚351年。《洗冤集录》先后被译成日、法、英、荷兰、德、俄等国文字，为世界法医学做出了贡献，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海潮论》
北宋著名科学家燕肃在越州、明州等沿海地区任职期间（约1014—1024），对海潮进行了10年之久的实地观测，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并在研究古人潮汐理论的基础上，对海潮规律这一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于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在明州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著名的《海潮论》。这是我国古代潮汐学研究的扛鼎之作，比西方国家整整先进了700余年。
燕肃为什么要写《海潮论》呢？
爱民思想是燕肃致力于科技的基石。燕肃“少孤贫”，生活在社会底层多年，深知民间疾苦。40岁以后才做官，一直关心民瘼。爱民思想把他引向了科技之路。他长时间地在北起绍兴，中经宁波、潮州、惠州、广州、恩平、雷州、化州，南到广西合浦，绵延几千里的海岸诸州县为官。这里的百姓多数以船为家，靠海为生，穿行于风浪里，生活于波涛中。研究海潮、气象和天文，这直接关系到渔民的身家性命。《海潮论》和莲花漏正是他进行潮汐和天象研究时所产生的一对孪生兄弟。
闸口盘车图爱国和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正是燕肃致力于海潮研究的动力。宋政府在燕肃做官的会稽设立灯塔，指引航船；宋政府派船出航，除使用官船之外，还雇用民船。而潮汐对航海、造船、港口建设、百姓生命财产都有直接关系。出海远航，必识潮候；港口建设必知潮位；海船入河，必知潮汐时差。爱国恤民的燕肃正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保护百姓生命财产，才长期致力于海潮研究，矢志不移，十载如一。
燕肃的《海潮论》在史上有巨大的成就：
第一，燕肃明确地提出日月的作用是海潮的成因，他朝着正确的结论——日月的引力形成了潮汐，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唐代的卢肇虽然首次提出了潮汐与日月有关，但却认为是太阳落入大海激水而成，这是完全错误的。而燕肃认为“日者众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曰也。月者太阴之精，秘阴类，衣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胎于朔望，消于魄，虚于上下弦，息于辉肭，故潮有大小焉。”虽然他像前辈一样从阴阳五行出发，来阐述日月与潮汐的关系，但他却是第一个正确提出潮汐的起落是依附日、月的人，只差没说出“引力”二字了。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古人，在这一点上，他达到同时代入所不曾达到的高度。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沈括是中外敬慕的，但沈括只是批判了户肇的日落激水成潮的谬说，在阐述潮汐成因时，并没有达到燕肃那样接近真理的程度；世界瞩目的科学家伽利略17世纪时，还反对月球影响潮汐的理论。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出生活于10世纪的燕肃是何等的超群出众。
第二，他是潮汐研究史上第一个提出具体潮汐时差数值的人。他说：“今起月朔夜半子时，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附于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迟速消息之小异，而进退盈，终不失期也。”在上述引文中。应肯定两点成就：他首先提出了大尽“三刻七十二分”，小尽“三刻七十三分”的具体潮汐时差；唐代窦叔蒙的潮汐时差50分28秒和封演的潮汐时差小尽51分26秒，大尽49分30秒。虽然比燕肃的准确些，但都是今人替他们推算出来的。其次，他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肯定了潮汐涨落的规律。书中告诉我们当初一小时潮水依附太阳而转向西，当月亮在子时或午时接近上中天时，肯定会达到最高的大潮；当月亮在卯时（上午6时）或西时（下午6时）上中天的时候肯定是最低的小潮。上述的规律，在时间上可能出现快慢进退的小差异，但整个的潮水涨落和大小是不会错过固定的时间的，燕肃写出了天体对潮汐的影响，写出了精确的潮汐涨落规律。
第三，他通过长期反复的观察，绘制了一个宁波的潮汐表。他在《海潮论》中说：“朝夕观察潮汐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用心，颇有准。”《宋史·燕肃传》说他“在明州（今宁波）为《海潮图》，著《海潮论》”。可惜他的《海潮图》失传了。
燕肃以后，仍有许多人研究潮汐，如北宋的邵雍、张载；南宋的马子严、朱中有；元朝的郑思肖、刘基；明朝的宣昭、陈天资；清朝的周亮工、屈大均等等。他们都没有超越燕肃的水平。所以，我们说燕肃的潮汐研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独占鳌头是一点也不过誉的。
他还发挥自己绘画的才能，通过详尽细致的观察，绘制了宁波的潮汐表和《海潮图》，《海潮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详细的宁波潮汐表组成的。燕肃的理论对海潮的形成原因作了详细的论述，对宁波沿海每日潮候推算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精确度，正确地提出潮汐的起落依附于日月，但主要与月亮在时间上有对应关系，即“盈于朔望，消于且出魄”，朔、望潮大，上弦、下弦潮小。所以后来城中的月湖要比日湖大得多。潮时逐日推迟，时间有大尽、小尽（一个月30天和29天）之分，将一天定为100刻，大尽3．72刻，3．73刻，具体在时间上可能出现快慢进退的小差异。但整个潮水的涨落和大小是不会错过固定的时间的。这一精确的时刻值，令西方学者惊讶。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对此评价说：燕肃当时显然已经注意到天体的影响，他的表述已经同“万有引力”这类术语表述相当接近，观测精密到如此，令人难以置信。
黄道婆与纺织
黄道婆，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祜年间，约1245年，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东湾村）人。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她的公婆以及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里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最后流落到海南岛的崖县。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妇女流落异乡，人生地疏，无依无靠，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十分同情黄道婆的不幸遭遇，接受了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并且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把他们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
当时黎族人民生产的黎单、黎饰、鞍塔闻名内外，棉纺织技术比较先进，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从当地黎族人学会了运用制棉工具织崖州被的方法，并且融合了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在当地大受欢迎，并且和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黎族地区生活了将近30年，但是黄道婆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元朝元贞年间，约1295年，她从崖州返回故乡，回到了乌泥泾。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龙凤纹绦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一边教教家乡的人“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如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等等。“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见《南村辍耕录》）黄道婆传授的棉纺织机具和技术，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虽然她回乡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但她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黄道婆以前，“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指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谈到木棉时说：“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可知就是棉织业较发达的江南也还是用手或铁铤去籽，只有线弦竹弓或小竹弓、小纺车之类的工具。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根据元代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记载：“待子粒干取下，用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擀饼杖，用梨木板长三尺，阔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遂旋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拈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除了铁杖、木板再无其它工具。因此当时效率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
黄道婆跟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这种新式纺车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在淞江一带很快地推广开来。黄道婆除了在改革棉纺工具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以外，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絮花”等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因此，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都“灿然若写”。黄道婆之后的纺棉工具有搅车，就是踏车，用它去棉子，代替了铁杖；弹弓，长四尺许，比胡三省说的“长尺四五寸许”大了几倍，提高了功效；以竹为弓，以绳为弦，比使用线弦的功率也更大些；卷筵，以无节竹条擀棉成筒；纺车，比过去的大，比纺织苎麻的小，可纺成三绽；拨车，将纺完的棉摧放在稀类糊盆内度过，稍干就拨于车上；纫车，用它分络棉线；线架，用它将线导于车上。元代的棉织机就是用麻织所用的投梭布机，有杠、杼、卷车轴的装置等。
黄道婆使用了提花织机，她的纺织的品可以“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足见工具之先进，技术之复杂。一时间“乌泥泾被”不胫而走，附近上海、太仓等地竞相仿效。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受欢迎。很快淞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经历几百年之久而不衰。16世纪初，当地农民织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乃至19世纪，淞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其中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