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天水有一镇，叫甘泉镇，去过好几次，好像每次都是琐事缠身，以至于和镇里的甘泉寺擦肩而过。终于有得闲之日，遂专程去了这座小镇，可以说是冲着甘泉寺去的——之所以说是冲，是因为甘泉寺里有三绝：齐白石的真迹、一眼甘泉、双玉兰树。寺内有一座坐南朝北的佛殿，其匾额上的四颗字——双玉兰堂——是齐白石的真迹；寺内也有一眼泉水，因水清味甘，便直呼为甘泉，后来镇以泉名，也就叫甘泉镇了。我猜想，给此泉命名的人，必是当地的村民。如此朴素的名字和如此简单直接的命名方式，似乎只有心地纯真不事修辞的村民们才能想出来。唐朝诗人杜甫路过此地时曾经写下一首诗：《太平寺泉眼》——甘泉寺在唐代的名字就叫太平寺——可见此寺也有些历史了。所以，即便今天，你漫步在甘泉寺内，总觉着有一个苍凉的影子在身后闪动着。
要是在附近村民没来挑水的黄昏，尤甚。
杜甫在《太平寺泉眼》里写道：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看来，这眼泉在唐代就已经担负起寺内僧众与寺外老百姓日常之用的重任了。我这么说，是因为“十方僧”里想必也包括寺外的老百姓吧。想象中，唐朝太平寺的早晨是多么的美丽迷人：晨曦中衣着朴素的人、晨阳、木桶以及整个寺院联合构成一幅动静相融的春晨图，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相生——动的是挑水的人和一对木桶吱吱的声音；静的则是沉默的寺庙。
在这样的清晨，要是佛殿门前两侧的玉兰树的花儿盛开，就更美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想，一方水土也养一种树。玉兰树基本上生长于淮河以南，属南方乔木，却于北方生存下来，且长得极好，这就像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团。在天水，我发现，有点南方特质的树，一为南郭寺的卫矛，一为甘泉寺的玉兰树——听说，甘泉镇的华阳村有一株紫玉兰，树龄更老，但这里略去不说。我发现，这两棵树有两个共同的生存特点，即树生之处皆在寺院，即南郭寺和甘泉寺，也都有一眼名泉——南郭寺的是北流泉，甘泉寺的是甘泉——这两眼泉的共同之处是唐朝诗人杜甫公元759年流寓天水时都被他记录在案，一首是《北流泉》，一首是《太平寺泉眼》。所以，我不免冒昧地会揣测臆想一番：这两眼清冽之泉一定为这两棵树的存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吧。
南郭寺的卫矛这里不说，单说这甘泉寺的这两棵玉兰树吧。
我总觉着，这两棵玉兰树就像是从南方流落到北方来的一对患难夫妻。她们因爱而走到一起，即便背井离乡，依然相亲相爱，在这座北方小城生活了下来；每年春风后开得极盛的花，就是他们颠沛生涯里的爱情结晶。兰花于我，是个伤感的话题，经常避之不谈。但我还是极喜欢看到这两树玉兰花有清丽样子，清明前蓓蕾初绽，有淡淡的香味，朵朵玉兰花像是落在古铜色枝条上的朵朵白云，小小的，煞是好看。
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穿裤子的云》，在我看来，这两棵玉兰树真像是穿着云朵的树，繁枝细叶上点缀的朵朵玉兰花，它使我想起了远方江边一个穿着洁白真丝裙的人——她的名字叫兰花，她有一颗高洁的心，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去惦念她。但我一直不解的是，这一树兰花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一处破败的寺庙，难道是宿命，像远在江边的她的命运一样。
拣几瓣随风落下的玉兰花，带回家，与茶同饮，清香，也能让我六楼的居室散发出佛的点点气息来。（2003/06/10）
书香的遗址
——记陇南书院
书院之史，始于唐代。唐玄宗在长安设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以校刊收藏经籍。大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至唐宪宗元和年间，从事教学活动的书院之风，蔚然兴起；至元代，各路州府皆设书院；明清时期，兴建书院之风仍然大兴。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天水老城，正逢陇南兵患、百姓流离失所之际，于此艰难时势里兴建的陇南书院，无疑为当时状如一潭死水的天水教育，激起了点点可爱的浪花。
其实，在陇南书院之前，天水有文昌书院，在岷州道署之侧，同治间书院尽毁于兵火，此后10余载，无力复修。直到1876年，陇南书院的创立，要算这一年天水老城的一件大事了。
早在1872年，刚刚到任巩昌府（府治在今定西市陇西县）、秦州、阶州（州治在今陇南市武都区）的巡道董文涣就以兴建书院为己任，多方奔走，呕心沥血，并在多次实地考察后选定丰裕仓为书院院址。1875年3月，书院终于动工，历尽一年零三个月后，即1876年5月，陇南书院竣工，开门收徒。
陇南书院的规模，可从《董文涣陇南书院落成示同舍诸生》一文中看到：
讲舍周涂塈，学斋思栋宇，中可容百人，互以东西序，覆簷颇深邃，井灶粲可数，有竹左右之，绿阴敷庭户，于焉列生徒，休止除风雨。
寥寥几句，已足见当年书院的大致风貌。
百年已去，陇南书院的旧貌犹存。走进陇南书院的旧址，其古旧风貌，亦能让人俗虑尘怀爽然顿释。临大街，有坐北朝南的正门三间，进门，是一巷道，俗称“砖巷子”，两侧之墙，青砖砌成，典雅朴素。东为东斋房，西为西斋房，东西斋各有坐北朝南的斋舍五排，每排有房五间，让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要是每间住学生五人，恰好是百人，与董文涣所言相符。斋门东三西三。门楣上有董文涣所书“含英”、“茹实”、“研经”、“敷文”等横额。砖巷子北端有一月门通内院。月门两边也有董文焕所书的“前列生徒”“门多桃李”横额。进入正院，门柱上有“有民人焉可与共学，非吾徒也不得其门”的对联，亦为董书，厚重，亦有一股书生气。院凡三进，中院有会讲厅——据说，在陇南书院变为天水中学时，门上曾悬有江苏南通张謇所书的“真善美”匾额一块，可惜今已不见。
天下寒士对读书之地的梦想，大抵是一书桌一青灯，则足矣。而陇南书院竹叶飘然，绿阴垂户，窗明几净，十分雅致，实乃一处绝好的读书之地。于斯求学的诸生们不像蜗居在钢筋水泥里青灯一盏的当代书生，他们真是幸运的——他们更为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任其昌。
任其昌，字士言，晚清天水人。幼年丧父，家贫，但聪慧好学，于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考取进士，授户部主事，居京任职。客居京城的九年官宦生涯，让他亲眼目睹了晚清的丑恶与腐朽。于是，他于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放弃了京城的富贵生活，告假归里，回到了家乡天水。可以说，是任其昌内心的书生品性让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回到书桌的人生之路。两年后，陇南书院建成，董文涣即敦请秦州进士任其昌为书院山长，总揽书院的教学、管理等一切事务。从此，他开始了长达20多年寂寞而宁静的教书生涯。在他主讲陇南书院的二十多年里，先后在他门下受业的学生约有千人之多，刘永亨、哈锐、丁秉乾、杨润身等天水晚清历史上的不少精英，均出其门下。而任其昌以他的仁爱和智识，以他的努力和坚韧，使已遭毁败的陇东南教育事业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秦州的学风和文气也为之一变。
据《清史稿》载，任其昌“其教人先通经史，旁逮古文，尤以躬行为本”。事实上，陇南书院因任其昌而兴，任其昌因陇南书院而荣。至今，天水西关有士言巷，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乡人将其故居所在的南巷子有意而改称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天水，当时任其昌的长子任承允正在京任职，音讯皆无。任其昌既忧国伤时，又思念儿子，最终悒郁而死。任其昌去世后，他的长子、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进士任承允秉承父志，继续主讲陇南书院。
就这样，任氏父子成为陇南书院历史上绕不过的关键词。
但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就像在陇南书院的发展史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巩秦阶道的姚协赞，虽然对书院做出了重大贡献，却鲜有提及，寂寞身后。如果说任其昌以他诗人的才气和渊博的学识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的话，那么，姚协赞就是一位善于管理的“教导主任”。他在出任官职之际，目睹了当时陇南书院的学生不读经史只读腐烂功利求学的现状后，不免一声长叹：
古人读书唯恐不成圣贤，今人读书唯恐不成科第。后之读书者不知向上平居，但取腐烂时文极力揣摩，不唯圣贤教人之心一毫不知，而于四书五经亦遂茫然不解，遂谓为取科第之秘钥……即偶有幸得科第者，而于临政处事，治己理民，每多颠倒任情，优柔不断，致局外之人，遂讥儒生之无用，不学无术
这是我从《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里读到的一段话；而这篇文章，也正是他针对当时陇南书院不良的学风而写的。他在此文里给陇南书院诸生立定修习课程，一是“立品”，即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二是“穷经”，即熟读儒家经文，务求烂熟于心；三是“读史”，即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等修习课程，希望学生们通过在陇南书院的学习，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姚协赞身为地方父母官，他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地方教育当中，其心之切切，意之拳拳，令人顿生敬意。尽管他身处末世，无力挽回书院的大局，但我们依然能够从斑驳的历史缝隙里获取这样一条信息：姚协赞既是地方官员，又不失为一位深谙古代教育之精髓的教育家。当代的官员们，真该学学姚协赞啦！
已有100余年历史的陇南书院，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一瞬，仿佛弹指一挥，但它却经历了几多变化，从1901年遵从清政府将各省书院改设为学堂的下诏令而改成陇南中学堂到如今的政府部门办公的官府之地，陇南书院犹如一位经历了风云际会的沧桑老者，见证着这座古城的变迁。
所以，我总是像探望一位长者一样，谦卑地漫步于陇南书院的旧址，像是寻找和捡拾一个遗落的旧时之梦。可惜，每每踏入，但见秦州区机关里的办公室里，粉刷一新，崭新的联想牌方正牌电脑的显示屏闪着亮光，打印机吱吱作响，随之而出的是一些格式相同内容也差不多的各类公文。尽管如此，天水老城因了这座书院曾经的存在，总有一股淡淡的书香飘荡在它的上空，而且，淡淡的书香同样让人感到温馨，让人能真实地触摸到这座城市古老文脉的律动。
这么一想，我又觉着，自己的置身其中，像是在书香的遗址里穿行。
（2005—10—13）
游石莲谷小记
素有“东方雕塑馆”之称的麦积山石窟，像是天水人手上的一张名片，逢人便会塞一张；而仙人崖呢，虽然其多建于高耸峰顶或凸凹飞崖间的寺观、庙宇、洞窟，精彩绝伦，却更像天水深藏闺阁的一位纯情女子，知之者就少；而深藏于仙人崖深处的石莲谷，就如同这一纯情女子压于箱底舍不得穿的一件崭新旗袍，更无人知晓了。我居天水五六年了，除了在手头上一些关于天水文化和旅游的书籍中碰到过有关石莲谷的零星文字外，也未曾一去。所幸，我在仙人崖景区工作的诗人朋友苏敏，是一位极具诗人眼光的旅游部门的管理人员，他觉着石莲谷有意思，好玩，多次邀我，遂有今日一游。
——一个有着薄雾、阴雨绵绵的秋日早晨，我拜访了石莲谷。
对于一处谷地，说成拜访，似有不妥，其实不然。在我看来，似乎只有这个词才能较为准确地传达出石莲谷的隐者风范。古代的隐者，非寻即拜，古诗里就有寻隐者不遇的诗句，可见隐者之难寻。而我的拜访，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仙人崖一带曾是隐士王了望的论道之地。所以嘛，我自我宽容一下，拜访也无妨啦。在朱家前川和后川的分路口上，有两条溪流于黄家峡口交汇成河，激流入谷，谷中遍布白石，状如莲花，故有石莲谷之称。这是一条幽深的峡谷，弯弯曲曲近十里，流到了东柯谷。
东柯谷者，杜甫侄子杜佐的居处。
公元759年的秋天，杜甫弃官从西安来到天水，就是想在这里和他的族侄杜佐度过余生的，尽管他最后走了，但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不过从他写下的诗句看，杜甫还是挺喜欢这一带的风景的。他在一首诗里曾经这样写道：“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这里的崖，指仙人崖，这里的谷，当是石莲谷了。现在的石莲谷里，偶尔可见有小鱼腾挪游弋。听附近的村民说，前些年，常常有水獭大鲵出没，这几年，随着生态大环境的恶化，基本上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