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8月22日-28日）很快，“从王公到平民百姓”，所有的中国人都参观了礼品展。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所有文人以及所有没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都蜂拥来到圆明园”。他们和两个世纪前利玛窦遇见的中国人一样，惊奇地发现地球仪上的中国是如此之小，以致怀疑这些“红毛人”有意把中国缩小了。他们看了很反感，便很快就转身走开了。
天文学家把这种反应看作是幼稚：“他们像小孩似的，很容易满足，但同样也很容易厌倦。”的确，从那以后，许多旅行家，甚至一些中国人都谈到中国人的“孩子气”。
鲁迅认为：“政府像对待孩子似地对待大人。”他们之所以像孩子，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社会的指挥系统强迫他们停留在儿童状态吗？这同盆景的栽培者强迫树木不长大，小女孩的脚被裹脚布缠得永远娇小不是一样吗？
弑父弗洛伊德也许会同意丁维提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会长大成人。如果一个孩子只能“杀”
了亲生父亲才能成人，那么在忠孝作为必须遵守的集体品行和礼仪的情况下怎么“杀”父呢？这种对皇帝和祖辈的崇拜共同构成一种尽善尽美的父权主义。毛几乎没有减弱人们对祖辈的孝道，但增强了对皇帝的忠诚。直到今天，这种双重崇拜仍构成所有中国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毛使中国人都犯了一种与他们的排外主义以及拒绝新鲜事物混成一体的精神幼稚症。正如德日进神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口众多，由于惰性和讲究实际的缘故，本能地敌视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来华向中国人建议变革，而中国人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禁止自己做任何可能使祖先不快的事，这就等于拒绝新事物。
皇帝的3个孙子每天来看展览，他们的到来使示范表演中断。其中一个有一块镶有首饰的英国搭扣怀表（伦敦卡明制造），这块表已有好几年不走了。经过使团一名工匠的清洗后，这块表马上又走了。另一名皇孙讲话盛气凌人：“英国人一定是为他们的科学知识十分自豪才摆出那些机器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双方各自坚定地认为自己优越，相互傲慢地嘲讽对方。这两个都自认为是世界且最强大的民族，本该因此而相互钦佩，可实际上远非如此……而这种钦佩之情正是马戛尔尼以为他所可以指望的。
只要生下来就行巴罗还是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的见证人，它把英国贵族和天朝官僚分隔开来。在礼品中有3卷英国贵族精英的画像。皇帝让人在每幅画像下用汉文与满文写上人名。
干是，如何译音这个老问题又产生了，它使中国书法家感到为难：DucdeMarlborough便写成了杜克马博罗、英国人听了哈哈大笑。巴罗向中国人介绍每个人的爵位。当他介绍到贝德福德公爵的肖像--画家雷诺兹画的一个孩子--时，巴罗称“Ta-gin”，“大人”，中国人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以为巴罗是指小孩的父亲，想象不到小孩会被称为“大人”。巴罗努力解释说，一个英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要成为议员，他只要生下来，又死了父亲就行了。“他们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听说在我国只要生下来就成了议员，而在他们国家里，需要苦读许多年才能当上最低级别的官员。”
中国人的笑声使英国人意识到世袭公职的荒谬。他们对中国人突然发出的笑声无言以答。他们看不到世袭权是抵御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道屏障，他们也看不到在唯才主义后面还隐藏有官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觉得好像被人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似的，他们很聪明，知道自己的社会不对。
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变得西方化了，而西方则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化与中国靠近了。在欧洲各国，甚至在传统主义的英国，贵族的特权被取消了；会考制度普及整个西方。这是简单的趋同吗？不，作为楷模介绍的中国模式大大加强了“唯才主义”在欧洲的地位。
这种家族与权力的结合是否使中国人感到困惑呢？马戛尔尼一共带了7名年轻的贵族，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亲戚作了介绍。皇帝命令徵瑞进行了解：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亲属关系？小斯当东是否有正式官衔？皇帝出于对这些夷人习俗的尊重，还是送了些特殊礼品给这7名年轻人，尽管按英国礼仪他们只能排在乐师的前面。
皇帝与车夫除了乾隆，还能有谁比路易十四更理直气壮地说：“肤即国家”？可是，由君主代表国家的观念现在被一辆四轮华丽马车给破坏了。马戛尔尼坚持要展示浮悬弹簧马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他吃过坐中国马车的苦之后，这个想法尤为强烈。斯当东又梦想向这个广阔市场大批出口英国马车（西方的梦想没有改变：出口马车变成了出口轿车）。
但是，人们的注意力不在弹簧上，而是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一群官吏围着车夫的座位来回乱转，揿揿柔软的坐垫，摸摸座位的布料。由于车夫的座椅外套饰有月牙形花边和许多琢磨成玫瑰花的小钻石，特别是由于这座椅位置很高，因此中国人觉得这座椅颇有居高临下之势，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坐。那么马车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经过对车门、车窗和遮帘的仔细研究，他们最后认为车内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
当巴罗先生向一名老太监指出他们弄错了时，这位太监回答说：“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就像卖牛奶小女孩的奶罐打得粉碎一样，英国人向中国出口四轮华丽马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从此，由于事先未作市场调查便草率出口而造成的失望时有发生。已经交货的火车头以及为上海设计的地铁方案最近就这么被拒绝了，因为法国标准不符合中国的要求。）统治机器丁维提和巴罗要比马戛尔尼更加感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在圆明园，他们处在第一线。正当他们集中力量准备一次旨在震动整个朝廷和全城市民的示范表演时，突然间他们接到一道命令：“立即送交一切贡品，包括那些尚未安装或拆箱的贡品。”头脑清醒的丁维提知道他们在北京呆不长了。
他站在无用的天体运行仪前痛苦地感受到这场科学较量已经失败，甚至这场科学较量会干脆被取消。同样，他也预感到那即将进行的外交较量也会失败。您如果问他们发明如此出色的机器的人是不是优等人，他们会回答说：“那些东西很怪，可有什么用呢？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因为在中国有一种统治国家的艺术，甚至可说是一种科学。这些统治国家的艺术和科学同社会制度混为一体。30万满族人之所以能成功地统治多1000倍的中国人，只是因为他们夺取了一个未作变更的机器--天朝官僚制度，该制度控制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
难道这不是一部绝妙的机器吗？难道这部机器不比丁维提的天体运行仪设计并装配得更加巧妙吗？各司其事：皇帝负责统治，内阁负责管理，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一环扣一环，咬合得很完美，而且人人满意；那些不满意的人就必定“挨竹板”，被戴上枷锁或被砍掉脑袋。难道这不是一种杰出的统治艺术吗？
天文学家写道：“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天文学家已经得出--他是所有到过中国的第一个人--在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也是50年后西方得出的结论：只有用战争才能打掉中国人如此高傲的气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