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江市的革命造反派也在一夜之间，将市委的领导权给夺了，称之为1·30夺权。但全市分成两个大派别，一是“红旗派”；另一个是“红革联派”。夺权的一批是“红旗派”，这一派事实是“保皇党”，是保旧市委的人，是整理广大革命群众黑材料，以便日后作“秋后算账”的一批“老保派”。这一“老保派”也包含了当时的“主义兵”，这些主义兵以自已是保卫毛主席为头等大事。当然，“红革联”（即红色造反派革命联合组织的简称）是极力反对这批保皇党。于是一方称：“1·30好得很”，而另一方说：“1·30是反革命夺权”，“明为夺权，实为保皇”，要来重新夺权。于是两大派整天吵闹不休，在全市大街上，或市政府大门口附近、或市委及各重要机关附近，都卦起了大的高音喇叭，整天在播放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除此之外，就是每隔一段短的时间来一次互相骂战：““1·30好得很”，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杆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一革命行动，好得很。
现在革命政权落在我们革命群众手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路线万岁！”
但对方的喇叭也即时以更高的声调高声叫：“1·30的夺权是反革命夺权，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保住其反动路线，实行制造“假夺权，真让权，将手中的大权拱手送给了红旗派，他们不是夺权，而是让权……”
双方的喇叭声音整天就这样的吵吵闹闹。
在每个一单位，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也存在着“保皇”的与“革命”的。但他们却都是异口同声地说自已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杆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对方是“反革命”的组织。于是，每一个单位，也分成两个大的派别，这两大派别分别参加了市的各自相同观点的一派。全市逐渐地分为两个大的阵营，互相对立。每个单位内的小“战斗队”
或甚么兵团之类的组织，也参加到他们各自认为对的观点的一方去了。甚至有些家庭，夫妻不同观点，父子不同观点，各自参加不同组织，互不相让。这样子，不同的观点整天在斗争，在骂战，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人们在嘈吵不堪中慢慢适应。
阳关医院处在蓬江市的郊区，相对较为安静。大街上的高音喇叭虽然放到尽，这些声音也向广阔的河边吹去，加上，医院环境宽阔，这些高声喇叭完全不影响它的宁静。
“我看，你们也要迅速来一次夺权。你们不夺，给红革团那批人夺了，就不得了。”张付顺眼看市委的夺权行动成功了，他也担心夺权行动一旦被红革团夺去了，他的权也真的没有了，于是催促谭永富等人，即时夺权。他也好在“夺权”中，把权、把全部“整人”的“黑材料”让给红旗兵团那邦子人的手上。
否则，如果被“红革团”那批人“夺去”了，他们会全部“烧毁”黑材料，就会全功尽废！
所谓“夺权”，就是夺取一切行使大权的印章、人事档案、大字报鸣放所收集的资料、上级的委任等等有效文件。
“我们应该迅速夺取张付顺那小子的权，他不是好人，应该夺他的权，烧毁黑材料，将夺得的权，交回到李青定手中，将李青定作为“革命干部”，掌握应有的革命政权。”马文斌也在这时召开勤务员会议，商量夺权之事。
“对，我们立即夺张付顺的权。”卢汝英立即附和说：“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夺权好得很，可以夺权，夺权之后，可以让一些通过检查、乎合的革命干部，重新掌权。我们可以安排李青定作一次检讨，就让他“上水”，当回我们的革命领导干部。”
这次勤务员会议中，除马文斌之外，还有卢汝英。她的丈夫是中山医学院讲师，血液病专家，她本人是护士学校专职教师，是一个有胆色、有魄力、敢作敢为的女性，而且口才顶好，在群众中辩论时，有条有理，但可惜出身不太好，是小地主。不过，她不把这些放在眼里，因为她没有辫子被人抓，因此，照样冲刺；另外一个是医院的图书馆管理员陈子焕，家庭成分贫农。他是中山大学毕业，是有名的“文胆”，是医院中一支有名的笔杆子，红革团的大字报，十之八九出自他的手，是红革团的一名参谋总长兼军师；再有就是王河清，外科医生，华侨学生；另一个是李子彬，是退伍转业军人，学生出身。解放初期，他是广州市一中的高中学生，参加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办的“军政大学”。50年初，解放军曾在广州大量招收年青学生参军，进行思想改造教育，成为军事及地方行政干部。他转业后，就到了阳关医院，成为一名行政干部，他为人正直。可惜他的爱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心功能不全，因此他除了要工作之外，还得照顾爱人。他的爱人也是在医院工作，因病受到照顾，只做轻工。还有一个梁得耀，他是总务科中的一名工友，“以工代干”（工友的身分、人工，做干部的工作），出身是城市贫民，有点像“水浒传”中的李逵，为人讲义气，好管不平，行事正直，但正直中鲁莽，说话声音洪大，外形看起来似个“打手”，但他从不打架。他的爱人却是内科医生江少嘉。
红革团（后来在医院中同很多小组织一起联合，改名为“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为“红革联”）即时决定了夺权。
由于医院职工95％以上，都是住在同一个医院的职工宿舍，这是一个很大的宿舍大院，住上一千几百个职工及其家属，鸡犬之声想闻。红革联一下子就可以动员大部分它的成员出来参加夺权行动。
但是红旗兵团那邦人却先走一步。事实上，红旗兵团的人马预先由张付顺将院党委的重要材料、印章、及人事档案全交到红旗兵团中的黄学长、李贾善、谭永富、甘涌、黄生晖……等人手上。当红革联一大队人马抵达党委办公室时，红旗兵团那十多人还未走，还在清点党委办公室的文件。
红革联的人一见红旗兵团捷足先登，登时群情凶须。红革联人多势众，将整个党委办公室里里外外三、四层包围个水泄不通。
“红旗兵团不能单独夺权！”马文斌带头喊出第一句口号。
“单独夺权就是反革命夺权！”卢汝英随着喊出了这句口号，群众跟着大声喊。
声震方圆四五公里，将整个医院大院吵个鸡犬不宁。虽然那时已是夜深12时多，但是，整个医院宿舍区每一幢大楼还是沸沸腾腾，连小孩子也在探头看着外面发生的事件。
“为甚么你们这几个人单独来夺权？”陈子焕质问黄学长。
“革命群众就有权夺权！”黄学长也不甘示弱地回答。
“你们这几个人不能代表医院的革命群众，快将党委的印章交出，由我们红革联掌握。”马文斌向黄学长咆哮。
“打倒保皇党！打倒保张付顺！”梁得耀喊口号，群众跟着喊。
“谁是保皇党？保李青定的人才是保皇党！”张付顺的老婆何国芬也混在人群中，邦助她的丈夫，大声地喊，但人们的声音比她大得多，她的声音显得细弱无力。
医院不少其他的人，站在远远的草地上、花圃旁、小路上，在观看热闹，在助威，在七咀八舌地指手划脚谈论开了。有支持红旗的，也有支持红革联的。于是，支持红旗的人反驳支持红革联的人，支持红革联的反唇相讥红旗的，形成一组一组外围辩论。就这样整个医院大院也好、门诊候诊处也好、大门附近停车场也好、草地也好……都有一堆堆的人在围着辩论、讨论、议论着医院夺权的事。而这些辩论，支持红革联的人多，支持红旗的人少，每一小堆人，都是由红革联的人将红旗的人围在圆圈内面，争个面红耳热。谁也没有睡意，谁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去睡。
院党委李青定书记也站在自已家门，观看这一场闹剧。他不能参加，他的权被夺了，他只有“看热闹”的分儿，可他的内心在痛苦：“几十年的革命战争，难道就这样吵吵闹闹地被“夺权”吗？张付顺明摆着将权交给他几个亲信，这样对吗？”他自问自的想，他也弄不清谁对谁错。
何金水也不敢在前面围观，只能站在远远的草地一旁观看，他也不敢同别人谈有关夺权的事。本人虽是红革联的一份子，其实参加红革联，他也是被形势所逼：不参加，话你不革命；参加了，又恐怕话你“混进”革命组织。因此，虽然参加了，也不敢过于张扬。所以，关于夺权之事，只能静观其变。
其他几个科室的主任、出名的医生、平时有头有面的医务人员，没有一个站在这些“革命派”内与人争斗。因为这类人，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中，都是“被人革命”的人物。自身难保，还谈甚么夺人家的权呢？如果你不自量，参加了夺权，会被对方反咬一口：“反革命在夺权”！那个时候，看你如何摆脱！
马文斌等人与谭永富等，两大派别，互不相让，互相嘈吵。由大声的骂叫，到声嘶力竭，各不相让都说只有自已才是真正地在杆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都说只有自已的组织才是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最后，黎明了，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太阳要露出来了，终于，双方有了结果：联合夺权。党委的大印、医院的大印交由两个组织共同组成的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掌管。有甚么事都要由“联合委员会”共同商议商定，凡未有两个组织商量过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运用医院党委及医院的公章。
“人事部的权也要交出！”马文斌最后提出这一点，他也知到这是关系到医院多少知识分子的命运。因为人事科掌握了大量知识分子的“黑材料”。
“不成！人事科绝不能交权！”黄学长坚决拒绝。他不是当权派，马文斌不能逼他交权。
“对，人事科的档案，绝不能交出！”李贾善也坚决地说。
红旗兵团的人一起鼓噪，坚决不交出人事大权。
不久，全国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医院也成立了，马文斌被推举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而另一个转业军人，原是行政人员，红旗派的周致成，也被选为革委会的副主任。他是共产党员，是一个肥肥胖胖，不出声，却满肚坏主意的人，他的爱人是妇科医生杨因凯。两个副主任，没有正主任，正主任要留待工人阶级进驻医院、或解放军进驻医院时才由他担任。在没有正职时，两个副主任互相签署一切医院的文件。
文革初开始时，毛主席提倡“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因此都是用口、用大喇叭、用大字报、小字报、最多用到“批斗”，开斗争大会。但是从夺权开始，两派的斗争续渐升级。人类脾气忍耐的限度往往会因人而异，亦会因争吵的事情而异，更会因群众的情绪而异，总之由文斗升格：“起则口角，继而动武”，于是开始有“小”的动粗。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给他的爱人、中央文革小组长江青一封信：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
毛主席的信，以及人民日报六七年元旦社论，变成了在此之后的“打倒”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最高指示”。也是全国武斗、打人、杀人的最有力的圣旨。
毛主席的爱人，江青的文革小组有一个班底，这个班底的重要骨干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他们是文革期间最有力量的人物。一次，当江青视察群众组织时，曾谈到“可不可以武斗”时，她说：“文攻武卫嘛！”这句说话，又一次给红卫兵小将及一切革命者下了一道最直接了当的“手谕”，因为“连江青同志都说可以用文攻武卫的办法嘛！”这意味着可以动武。
聪明的中国人，聪明的革命小将们。由于江青同志的一句话“文攻武卫”：但凡用武的，都是“武卫”，都是用武力来保卫红色的江山，用武力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线。因而一切动武的，不管是打人，或是被人打而还手，都可以解释为“武卫”。因为谁都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è中央！”为甚么不可以打它个希巴烂呢？
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是学生们使用暴力的讯号，它是这样的：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要敢想，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于造反………。”
“我们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
于是武斗掀起了。武斗之火点燃了，就像星星之火，迅速地漫燃开全国。有些地方的武斗场面之大，晃似一场战争。
“湖南“湘江风雷”在长沙市进行大武斗，杀死很多人！”
“广西梧州市武斗剧烈，爆破筒、手榴弹真的一地起投向对方，烧了几条街！”
“四川重庆是全国武斗最激烈的地方，动用到全部军工生产的武器，除了飞机之外，包括机关枪，大炮，装甲车，进行猛烈炮战，死伤不可胜数。”人们议论纷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