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洁
《耀州知州冯时泰墓志》，志石青石质，长64厘米，宽58．5厘米。志文33行，满行36字，楷书。该志于1960年在长安县韦曲出土，1981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对此墓志的研究，有《元耀州知州？冯时泰墓志铭？ 考释》一文，其已就冯时泰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并提出了斯人墓志铭中可补史阙的几个问题。近读《元史》，就冯公墓志（以下简称《墓志》） 比照，拟从蒙元初年汉人出仕路径的角度再释读之，兼就《墓志》中详述的有关1261年宋将刘整以泸州15郡降蒙事件相关人物做粗线条勾勒，并从以《墓志》记载为信的角度而就此事件进行略考。《墓志》录文见附录。
一、汉人冯时泰“肆先业”、“中儒选”出仕路径的释读《墓志》中记录冯氏先祖“居秦之始平，五季时以避地涉渭而南，因家焉”，冯家本居于陕西咸阳始平县，至五代战乱时，因避兵祸南涉渭水落居銩稨县，并以其地为籍；冯时泰六世祖曾为銩稨邑薄，而后至冯时泰生父冯辰，以“贞进士，释褐太原宁化簿，就迁令”（冯时泰家族简谱附后图表）。
冯时泰“自幼养于叔父原”，“肆先业，后以兵荒，遂挈家从叔父东出关、北渡河，壬辰至太原，血族咸聚焉”，可知冯时泰作为金宣宗贞 （1213—1217） 年间进士、太原宁化令冯辰的仲子，自幼过继于季叔冯原，并因1231年四月蒙古大军攻破金凤翔府，冯原家为避兵荒从金凤翔路銩稨东出潼关北渡黄河，于壬辰年（1232年二月，金潼关降于蒙古）到达冯辰在任的金河东北路太原宁化州，自此得以“血族咸聚”。据墓志判断冯时泰生于1209年，当其时已23岁，之前“肆先业”，即为读书从儒学之业，至太原7年后于己亥年（1239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中儒选”，三十而立。
据《元史》记载，窝阔台汗曾于1237年八月，从中书令耶律楚材等人奏请，于次年初试儒生，“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任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
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史称“戊戌选试”。然而此时的“科举取士”后因为“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其诏书也并没有按照规定执行。
据《墓志》，冯时泰以儒学中选后至甲寅年（1254，蒙古蒙哥汗四年） 间，世事蹉跎，冯时泰一直默默无闻，在他人生已半的45岁时回到銩稨故乡，赖姚枢进言进策曰“重农桑”，始得机会初仕京兆路劝农官，后任三白渠副使。至中统元年，采用陕西等路宣抚司荐，钦受宣命，充规措军储转运副使。中统元年（1260），蒙古忽必烈汗“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忽必烈于1260年三月称汗，五月初建元中统，而后立十路宣抚司，应当说他在关中封王期间所采用的治术得到成功，得以推广于全国，而冯时泰就是在这种试验成功的情况下被宣抚司举荐并得以渐次提升。
甲寅年至中统元年间，冯时泰的京兆府劝农官只是在忽必烈藩邸关中时的下臣，沿用金的旧官名，务事而无品秩；三白渠深刻关系关中水利、农耕及赋税，自窝阔台汗伐金以来，“渠堰缺坏”，导致“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窝阔台汗用梁泰之言置司于云阳县，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及副使之职，但元的官制直至忽必烈正位大统之后才由刘秉忠、许衡等人制定初备，当彼之时仍无品秩。
中统二年（1261） 六月，蒙宋交战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宋将泸州安抚使刘整———因受宋权臣吕文德、俞兴等人忌诬，危不自保，以泸州15郡、户30万附蒙，其遣使持书诣西台请降，当时的秦蜀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商挺在尚未知虚实的情况下欲先遣使以探其诚信，冯时泰得到赵良弼的举荐担任了这件危险的差事，秋七月冯时泰至成都，而当此时宋将俞兴已围攻泸州。关于这件公案，《元史》卷149《刘元振传》中亦有详载。刘整密送款求降时，蒙军并不知宋廷内部出现了权臣擅专忌诬大将之事，刘整降书除了递于商挺处，时任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的刘黑马也得到了消息，刘黑马是蒙元初年声名赫赫的四大“汉人世侯” 之首，明悉蒙宋两国当时的战争局势，深谙刘整以泸降蒙对于蒙军利益的重要性，遂冒险遣子刘元振前往受降。据《刘元振传》记载，刘元振入泸州城与刘整会合后，宋泸州主帅俞兴率兵围攻泸州， “自正月至五月，城几陷”，则知刘整初次递交降书于刘黑马当在中统元年（1260）的年末，由于俞兴随即围城，刘元振与刘整被困城中，刘黑马处不得消息，而中统二年夏六月刘整请降之书方才递交到陕蜀行中书省商挺处，也才有了冯时泰出使探降之事。
《墓志》记载冯时泰至成都时又收到刘整密使的蜡书求援，这件事与《刘元振传》中的记载可以吻合，而此时驻兵在成都的蒙军主将昔力歹的初始态度却是“漫不之省”，在冯时泰“明陈利害、廓宣忠义”之下可能才认识到“刘整降蒙” 对蒙宋战争局势影响的重要性，于是“主将惶惧，即日以兵南下”，派出了解围之兵。一个月后，冯时泰至神臂山，泸州围解，冯时泰作为秦蜀行省商挺的代表与刘整会面，并实施抚恤之礼，可以说冯时泰虽未亲自参与泸州解围战，但其劝谕之功却不容忽视，在刘整降蒙事件中起到了一个微妙的关键链作用，若非如此，成都援兵迟滞不至或许会导致刘整降蒙的再三破折，刘元振也有可能“效死” 于泸州城中。及冯时泰不负使命回到长安，商挺喜而“劳之甚厚”，中统四年（1263）佩金符充顺庆阆州等路规措军储课税漕运使，至元二年（1265） 即“加奉直大夫，改京兆、凤翔、巩昌、延安等路转运副使”，又两年后“加奉议大夫，迁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都转运副使”，按照蒙元官制，奉直大夫为从五品文散官、奉议大夫为正五品文散官，制命宣授服紫；冯时泰终于在其56岁时加官进阶获得了仕途中的稳定地位。
然而作为一个大蒙古国时期无根脚无军功以儒为业的汉人，冯时泰的仕途并非从此坦荡。至元元年九月，中书省颁布了《职官新制》，通过此则制度，冯时泰于两年后快速迁转，但在至元七年五月，尚书省奏议使外任官吏迁转考课时间增加一倍，中下级汉人官僚的政治待遇明显降低。至元十三年（1276），冯时泰改知耀州， “秩满未浃七旬”而“杜门甘老，无复有仕进意”。寻找其社会制度根源，至元十四年《循行选法体例》的颁行，使汉人及以下等外任官员受到了严重压抑。冯时泰在其年近七旬之时已无再迁转高官之望，遂官止从五品。
剖析冯时泰的仕途，不难看出在蒙元初期作为社会地位相对底下的汉人“以儒取士”已成为前朝的回忆，蒙古统治者们为了战争的需要和战后经济的恢复，大兴水利农桑，学儒不如通晓农事，冯时泰虽应窝阔台汗时期的昙花一现的“戊戌选试” 而中儒选，通过考试获得了“儒户” 的身份，但仍蹉跎至15年后，方才以劝农、渠务、课税漕运、转运等杂职官近乎“吏” 的身份得到出仕资格，而后与大多数无根脚的汉人一样由吏入官，擢升缓慢。
二、1261年前后宋将刘整降蒙事件相关人物的粗线条勾勒刘整降蒙是蒙宋战争中的一个关键事件，而涉及此事的相关人物在《元史》中仅提到刘元振等人。现根据新出土墓志等材料，可进一步补充1261年前后刘整降蒙事件的完整程度，使这段时期的历史更趋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