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身份制度。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多种多样的身份也是中国博物馆的一大奇观：干部—工人；正式工—临时工—合同工；全民—集体；铁饭碗—聘用制。面对这么复杂的称谓，不头晕脑胀才是怪事。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称谓的事，倒不算什么，要命的是这恰恰和管理息息相关。一方面宣传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把人分成各种身份。用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把正常的社会分工不同变成了具有封建意味的身份的不平等。如此，则期望工作人员人人尽职尽责，人人以天下为己任，岂可期乎？
第五，行政干预过多
来自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过多的行政干预还可以分成不同类型：发展经济型。这种干预多来自地方政府，如把博物馆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给予博物馆以超出其本身职责和能力的过高的期望，而忽视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的特殊社会职能，被眼前一点经济收入所迷惑，指望者博物馆把带动经济发展的重担勇敢地扛在自己肩上。应该说这种做法的用心是好的，只是和博物馆发展规律相去甚远。
过分关怀型。这种做法有一个认识前提：博物馆及其管理者水平有限，往往把事情办不好，似乎博物馆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事事越俎代庖。例如，每年的黄金周，政府往往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重视，安排了再安排，检查了再检查，省上查，市上查，区上查，街道查，主管部门查，安全部门查，卫生部门查，物价部门查，环保部门查……查得博物馆晕头转向，查得馆长六神无主。七天过去了最后才发现，黄金周没有什么特别处，只不过观众比平常多一些，难道还有什么工作，是平时可以忽略和不做而必须在黄金周认真对待的吗？
应该说，这种做法的初衷也是好的，只是关怀过了头，无端浪费了无数的行政资源。
行使权利型。上级管理下级，下级服从上级，不干预岂不失控？在这里，“管理”被简化为一个“管”字，至于第二个“理”字则被忽视了。唯此乃计划经济思维，对博物馆发展不利。专门在美国考察了博物馆管理的段勇在其专著《当代美国博物馆》中，这样介绍美国博物馆的管理体制：“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负责全国的博物馆管理，其唯一的国家博物馆系统史密森尼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会，但二者主要是在决定每年的财政预算时才打交道……各州的情况则互不相同，有的州政府设有诸如‘博物馆处’这样的专门机构，有的则是由教育部门统一归口，负责州内博物馆的审核、监督和服务等工作，其职责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主要是服务。”反观我国的行政管理部门，虽然“服务”
的理念也喊得震天价响，但实际如何，实在是未敢恭维。
第六，管理理论的缺位
据说，管理理论可分为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两大流派③，那么中国博物馆管理属于哪一派呢？我看哪一派都不是，只是政治压倒一切的信念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体。
管理理论的缺位，表现之一是宏观研究的缺乏。举凡中国博物馆的法律地位如何，中国博物馆的性质和职能如何，中国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如何，中国博物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等等，还缺乏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这是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角色尴尬的原因所在。
管理理论的缺位，表现之二是微观研究的缺乏。时下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恰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现有的研究博物馆管理的文章和论著中，对具体的博物馆进行分析解剖的少之又少，一谈到管理，都是笼而统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生动活泼的博物馆管理活动，更看不到活生生的管理者，有的只是抽象出来的乏味干条条。
例如，有谁研究过一个博物馆成功的经验是否适合其他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是公认的管理成功者，但是，是不是其做法其他博物馆均可效仿？发达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有何区别？东部和西部有何区别？省级馆和市县级馆有何区别？
专题馆和综合馆有何区别？城市博物馆和乡村博物馆有何区别？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依赖博物馆微观的研究是无法想像的。
管理理论的缺位，表现之三是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严重脱节。本文在开头就说过，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博物馆界也引入了一些管理理论，但收效甚微，除了体制的原因之外，就是与管理实践严重脱节。造成研究者闭门造车，管理者我行我素的奇怪现象。管理者多半奉行的是对上级负责的原则，用经验主义盛行和对管理科学的研究进展漠不关心来表述这一官僚原则，是最准确不过的了。
管理理论的缺位，表现之四是对管理者研究的缺乏。什么人适合做博物馆馆长？这对博物馆管理至关重要。就我国博物馆的现状看，博物馆馆长大致是由具有一定专业成就的专家和上级机关派出的行政管理人员两种人员担任，也就是所谓专家型馆长和行政型馆长。这两种馆长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那么理想的馆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对美国博物馆管理人员做了深入研究的段勇有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业务背景的馆长和商业背景的馆长，究竟谁适合于当今的博物馆，关键还得看他们所任职的博物馆当前最需要什么：是发展业务提高行业声誉，还是筹措经费解决燃眉之急？”
几点建议：
正如本文题目所示，如上所述的问题，除了管理理论研究方面博物馆可以有所努力之外，多半不是博物馆本身能够解决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尽可能地提出建议，借以推进对问题的研究、促进问题的解决。
立法到位建议尽快制定博物馆法，对博物馆的定义和职能给予明确的规定，给博物馆以明确的法律地位，以使其获得法律基础上的更多的自主权，依法生存，依法发展。只有这样，博物馆才能摆脱单纯依靠行政和政策发展的地位。
我之所以十分强调法律较行政和政策更为重要，是因为法律就其性质来说更理性，更关注事物的本质，更关注全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对来说，行政和政策有其局限性：往往更关注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具体利益。博物馆被经常性地要求服务形势、配合中心工作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就事论事地说，这似乎也没有错，但少了对本质的思考和尊重，究竟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
政府归位认为馆长肯定管不好博物馆，或者管不全面，如果政府不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掌控或协调，事情就会很糟的这种认识假定，实际上是政府及其部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任命一位博物馆馆长，前提应该是对其能力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和认定后才作出的决定。可是，一旦就任又觉得不很放心，于是事事关怀备至，恨不能以身相替。结果是不但出力不讨好，而且是毛病越惯越多：你没文件，我就没动作。所以，创造性工作的说法挂在嘴边，而墨守成规的官僚依然是岿然不动。进一步讲，如果事事都要政府出面才能办好，是不是正好是政府失职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归来吧！
政府的本职：选择一位称职的馆长、而不是代替馆长去干活才是你的本职。
文化复位我的意思是要纠正在博物馆认识方面的一些误解，使博物馆复归文化本位。这是一个理论问题，限于篇幅，只简单说几句。首先，博物馆是一种以展出收藏品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文化机构，虽然它本身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但绝对不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和学校的最大区别就是这种教育功能的实现没有任何强制性，也更多地体现了其潜移默化的文化特点。其次，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其中当然包括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提高人们的素质这样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博物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长远的，而不是立竿见影的。那种把博物馆的作用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的做法是庸俗的，是违背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其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范畴，博物馆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制约，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否则，博物馆就会受到歪曲。从我国博物馆历史上看，无论是“县县办博物馆”，还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万岁馆，都在不断提醒我们：博物馆不能作为政治的附庸，否则，受伤害的不仅是文化，还有政治。
监督补位博物馆的管理活动应向社会公开，以求得社会的监督。这种要求的理论依据也是十分充足的：博物馆管理的是全民的财产，是一个管家，而不是主人。主人当然要给管家以管理的自主权，但主人过问管家不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吗？而事实上，只要藏品不出问题，社会对博物馆的管理活动几乎一无所知，长此以往，不仅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博物馆管理者的不负责任。
一句话：各就各位。如此，则博物馆之内其乐融融，博物馆之外其乐洩洩，所谓和谐社会者，岂是之谓欤？
注释：
①李文儒、叶春、李耀申：《上海博物馆建设和管理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博物馆》2000年第1期。
②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③（英）凯文？穆尔：《博物馆管理》，宋向光译，载《中国博物馆》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