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期的司马迁，由于父亲的原因便游历了祖国的很多地方，东方涉足鲁县（山东曲阜）；东南远至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湘江、沅江（均在湖南）；西南直至巴郡（今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中国土地的大半部分，这对于他开阔心胸和今后产生的写作热情，都有着很大的帮助。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逝世以后，他继任了父亲天文台长（太史）的官职，并接受父亲遗命，着手准备和撰写他与父亲都期望的《史记》——这是一部被定义为中国第一部传记式通史的著作。
史记被列为正史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这部巨著已完成了一半的时候，谁也没有料想到，大将李陵被俘，汉武帝刘彻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李陵就算是自杀也不可以做俘虏。大臣们纷纷谄媚武帝，火上浇油，也都认为李陵应该自杀。但是司马迁不这样认为，所以当武帝询问司马迁的看法时，这位正直而善良的太史官直言答道：
“李陵对士兵爱护有加，并以杀敌报国为平生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也是不得已的结果，而那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人，现在却在一旁落井下石、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甚至无中生有，这真的使人痛心。陛下，李陵以不满五千人的军队，深入沙漠与八万敌兵对抗，辗转数百里，身心俱疲、箭尽力竭，而我方支援不至，他们仍冒白刃反攻，全军上下同心作战，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人虽被俘，却也曾力挫强敌，他的所为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这次的忍辱投降，绝非出于本心，他一定是另有计谋，先忍辱负重保住性命，待到时机一至，定会奋起反击，报效祖国。”
在公元前81年，司马迁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当时武帝已死，在北海牧羊长达十九年之久的苏武被释回汉时，曾写信给李陵，并劝他一起回归祖国。李陵回信说：“在我被俘后仍坚持活下来，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等待时机，期望有所作为，再报被俘之仇，报效皇上。可是，壮志未酬，只听我全族被刘彻屠戮，连老母亲都不能幸免。我情何以堪？何须再回故土！”这番话证实了司马迁的猜测，但是已经晚了。
在当时汉武帝听完司马迁的话之后，更加愤怒，汉武帝既然已决心屠戮李陵全族来惩罚李陵的被俘，那么他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更加生气。于是汉武帝下令把司马迁囚入诏狱，官员会审的结果是司马迁触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应该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借贷到一笔赎金，使司马迁免于死罪，为他争取到了次一等的宫刑。
二、司马迁著《史记》
宫刑虽然使司马迁留住了性命，但是宫刑带来的痛苦更加羞辱，司马迁好几次都想过要自杀，但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懦弱，在残忍而不公的命运挑战下坚持站了起来，因为他还有一个精神支柱，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自己的心愿——他要完成《史记》巨著，他的苦心让今天的我们不能不感激。历经种种波折，坚持了十余年，终于司马迁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
《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初名《太史公书》，也被称为《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著《史记》
《史记》开篇起始于传说中的黄帝，完结至于汉武帝，记载了三千余年的历史。书中所述的史事，战国、秦、汉比较详细。根据《太史公自序》中的记载，《史记》全书130篇，其中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526500字。“本纪”是《史记》全书的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和政绩，兼录了各方面的重要、重大事件。其中，先秦的文章按各自的朝代成篇，对秦汉的记录则按帝王成篇。特别要提的是，项羽虽然不在帝王之列，但他曾一度主宰了天下，分封了侯王，所以司马迁把项羽也载入了本纪。《史记》中的“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复杂的世系、繁多的人物和重要的史事，脉络清楚，一目了然。“表”中还分列了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主要叙述各种制度改革，里面的内容涉及到礼乐制度、社会经济、天文兵律、河渠地理等。“世家”则记载了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资料，兼顾了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中主要是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还有少数篇章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一些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本纪和列传是《史记》中的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这些体系相辅相成，互融一体。
著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什么是“究天人之际”？就是说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书中客观地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论”，并以“帝王中心论”取而代之。那么什么又是“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就是对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进行研究，司马迁针对这一宗旨提出了“忠”——“敬”——“文”，这是司马迁认为的每一朝代更替中的固定公式。这种认识并不十分科学，但在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有时代的限制，现代人不能苛求。
《史记》取材丰富，其中对《左传》、《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多有采摘，而且还对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进行了利用，还增加了司马迁本人的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资源。司马迁在广泛取材的同时，还注意到了鉴别和选择材料。他严谨的著书态度，让我们今天看到了一本较为客观的史书。在《史记》的撰写过程中，司马迁注重“不虚美，不隐恶”，基本上做到了实事求是。
其实在汉代以前，也出现过很多种历史著作，但就各方面来看，不论是记事的久远还是内容的广泛，不论是材料的系统性或是史事的详实，那些著作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记》被称为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是当之无愧的。以《史记》为开端的史书纪传体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历代的“正史”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一体裁。《史记》中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简，使书中内容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影响很大。
在司马迁死后，知道《史记》的人并不多。直到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布于世，从此《史记》得见天日，流传天下。东汉时的《史记》已出现了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记录说《史记》缺少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总结后认为失去的十篇分别是《景帝纪》、《武帝纪》、《乐书》、《兵书》、《礼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和《傅靳列传》，张晏还认为在汉元帝及成帝时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龟策列传》、《三王世家》和《日者列传》。对张晏的这种说法，也有一些人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史记》有残缺。
如书中“褚先生曰”可能即出自褚少孙之笔，其中有些文字粗陋不可取。后代有不少人训释《史记》，如南朝的宋裴骃借以徐广的《史记音义》一书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的评论，并摄取前人成果，撰一书稿——《史记集解》80卷，这是现在所存的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关于《史记》的旧注。唐代司马贞采取了前辈各家的旧注作了《史记索隐》30卷，其中注音与释义并重，并提出了不少前人未提过的新见解。还有唐代的张守节穷尽毕生精力撰写了《史记正义》30卷，训释详备，书籍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而清朝的梁玉绳所作《史记志疑》，则侧重于考证《史记》书中的史事。就连国外的一些学者也作出过不少关于《史记》的著作，如日本的泷川资言所作《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不少前人的注释和考证成果；另一位日本作者水泽利忠也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用来补充《史记会注考证》。
《史记》现存较早版本之一的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史学学者认定为善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后将之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以及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质量比较上乘、流传范围比较广的刻本。清同治时期又有了《史记》金陵书局刻本，这个版本是张文虎在钱泰吉校本的基础上参考众多版本后形成的，相对错讹较少。在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方便人们阅读，它所依据的底本就是金陵书局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