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陈平早已按计划指使负责典掌皇帝符节的襄平侯纪通，手持信节，诈称皇帝有令，由太尉周勃接掌北军，又强令与吕禄关系友善的郦寄劝吕禄交出北军将印，离京到赵国就职。周勃进入北军，对大家说：“帮助吕氏露出右臂，帮助刘氏的露出左臂。”众人都露出左臂，这样周勃控制了至关重要的北军。周勃控制北军后，丞相陈平又命朱虚侯刘章辅助周勃夺得南军兵权。周勃请朱虚侯刘章严守军门，同时令干阳侯曹窟转告统率宫门的禁卫军卫尉，不允许相国吕产进入殿门。
吕产虽然知道灌婴与齐王联合对付诸吕的消息，但还不知道吕禄已交出北军兵权，还想要做最后一搏，准备入未央宫发动政变，却被禁卫军阻止在殿门前，很快发觉事情不妙，转身要逃。周勃令朱虚侯刘章带领1000多士卒，追杀吕产，同时派人四处逮捕诸吕，捕杀了吕禄，其他吕家人也不分老少一律处斩。显赫一时的吕氏家族费尽心机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平定了诸吕之乱，齐王率军回到封国，灌婴也率军回长安。闰九月，经诸大臣谋议，迎立年长稳重的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文帝。由于陈平、周勃、灌婴等人的努力，诸吕之乱顺利平息，使西汉开始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二、汉平“七国之乱”
汉平“七国之乱”是指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西汉平息以吴王濞为主谋的吴王濞和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昂、胶东王雄渠七国的诸侯发起的叛乱。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的矛盾。而直接导致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准备削弱王国的势力。
齐王刘肥
王国势力威胁中央是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形成的隐患。刘邦认为秦王朝短命而亡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大力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前后分封了同姓九人为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辖地广阔，户口众多，拥有的权力很大，可以自己铸币，征收赋税等。高祖时期，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对维护中央集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还不突出。
高祖死后，吕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扩张吕氏的势力，孝惠帝死后，又封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刘氏子弟，控制很严，有些诸侯甚至被折磨致死。齐倬惠王刘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连他也不肯放过，齐倬惠王几乎忧虑至死，担心自己不能生离长安。听从谋士的建议，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极力讨好吕后，这才得以保住性命。这个时候，诸王还没有能力威胁中央。
吕后死后，诸吕暗中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悄悄联系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同诸灭吕氏家族，然后推举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吕产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联络，表示不必兵戈相见，相约待机共伐诸吕。这时，朱虚侯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诸灭了吕氏家族。群臣认为代王恒母家薄氏没有野心，估计专擅朝政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于是相商，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继位之前地位本来不是很高。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开始突出。文帝出于巩固自己地位方面的考虑，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即使像在平吕中立下大功的绛侯周勃也不能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掌控都城局势，避免在朝中受到掣肘。
其二是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诸皇子为王。例如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梁王揖死后改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可以牵制东方诸国、避免朝廷直接受到各封国的攻击。
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实力较大的大国分为几个小国，例如分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把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都分封为王。这样，齐国分为几个小封国，每个封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统一行动，对中央构成威胁的可能性降低。
这些措施的实施也难以避免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战争，文帝时期王国叛乱时有发生。当初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然在诛杀诸吕时立下大功，但他们曾有拥力齐王将闾为帝的计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比较顾忌，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早逝。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利用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兵败后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还没有到蜀地就死于路途。由于地方势力日益增长，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也正在加深，潜藏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
汉景帝刘启
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吴王濞年62，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联络。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杀掉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
吴王濞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清君侧，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事实上，吴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由来已久。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下棋引起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太子的尸体送回吴国，吴王大怒，又派人将尸体送回了长安。自此吴王濞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
吴王濞会谋反与他和中央政权的矛盾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野心。吴国始受封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但当时高祖的儿子年纪还少，于是封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50余城的大国。吴王濞封土广大，经营吴地（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市）40余年，财力富足。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有钱到境内不征赋钱的地步，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百姓比较拥护吴王。景帝的削藩政策使吴王的利益大受损害，当然使他大为不满，同时他也觉得自己有实力坐上皇帝的位置，没必要让一个杀了自己儿子的小娃娃（景帝是吴王子侄辈）这般欺负。因此尽管之前诸王谋反，反一次败一次，吴王仍然决定谋反。他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试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并且利用诸侯王不满削藩之策，乘机游说胶西、胶东、甾川、齐、济南、赵等诸王，图谋武力反叛汉廷。
景帝三年正月，景帝下诏削夺吴会稽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豫章郡（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削地诏书方至，刘濞即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征发20多万人，并联络闽越、东瓯助战，起兵广陵。胶西、胶东、甾川、济南、楚、赵六国亦反叛，形成七国联合反叛汉廷之势。
景帝首先想到的是妥协，杀了晁错，允许恢复诸王封地，希望战乱赶快平息。但吴王意图夺取皇位，另一方面也怕景帝会秋后算帐，并不就此罢兵。景帝终于下定决心武力平叛。吴王率军西渡淮河与楚军合兵，在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击溃梁军数万人。很快乘胜围攻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城南），意图打通西进通道，抢占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与胶西等四国之兵及赵军会师洛阳，合兵西入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但梁王刘武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拼死据守，将吴、楚联军牵制在睢阳。胶西、胶东、甾川、济南四国之兵，因齐王背约，未能西进洛阳，先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故城），赵军亦未从邯郸（赵都，今属河北）南下，而将兵力屯集西部边境。七国会师洛阳的战略部署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景帝据此以周亚夫为太尉，统率36将军东击吴、楚军；以窦婴为将军，屯于荥阳，统领进攻齐、赵之汉军；遣栾布率军进击围攻齐都的四国之兵；以郦寄率部击赵。
周亚夫提出“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作战方略，得到景帝认可。周亚夫遂率军由长安出发，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他避开吴、楚设伏兵的崤、渑（今陕西潼关至河南渑池一带），绕道武关（今陕西丹风东南），经南阳（今属河南）直趋洛阳。并派兵先占荥阳，抢先控制了洛阳武库及荥阳西北的敖仓（军用粮仓）。周亚夫兵抵洛阳后，为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和后方安全，即派兵清除崤、渑间吴、楚伏兵。随后，率军进至淮阳（今河南太康一带），再采纳原周勃部下邓都尉之计，引兵东北，屯主力于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使梁王坚守梁地（今河南东北部），阻止吴、楚军西进，主力则深沟高垒，以逸待劳。
此时，吴、楚军全力攻梁。梁王几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置之不理，梁王又向景帝求援，景帝也下诏救梁。但周亚夫深知吴、楚军势虽盛，却难以长久坚持，而且梁国实力不弱，情况虽然危急，然而梁国被攻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仍坚守昌邑，只是另遣弓高侯韩颓当等率轻骑出淮泗口（淮水与泅水交汇处，位于今洪泽湖内），迂回到吴、楚军侧后，断其粮道。梁王是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景帝也要让他三分，周亚夫坚持避敌锋芒实在是顶住了很大压力。待吴、楚军攻梁受到相当消耗后，周亚夫将主力推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进逼吴、楚军侧背。吴、楚军攻梁不克，又不敢越过梁国向西进兵，西取荥、洛的目的无法实现，退路受到威胁，只得转攻下邑，希望与汉军主力决战，但周亚夫仍坚守不出。刘濞遣兵佯攻汉军壁垒东南角，主力强攻西北角。周亚夫识破其用意，当吴、楚军进攻东南角时，却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吴、楚军进攻受挫，粮道断绝，士卒叛逃，只得撤退。周亚夫抓住机会遣精兵追击，大破吴、楚军。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仅率数千人弃大军南走。吴王濞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南），不久被杀。
景帝遣去进攻胶西等四国之兵的栾布，率军进抵齐地（今山东）后，所要对付的是已围攻临淄三月未克士气大挫的四国之兵，很快取得了胜利。胶西王自杀，其他三王被诛。
郦寄率军进抵赵地（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赵王即从西部边境退保邯郸城。郦寄率军围攻，七个月没有取得进展。栾布消灭胶西四王后，回师与郦寄合力攻赵，引水灌城。赵王刘遂城破自杀。
七国在叛乱的过程中内部并不团结，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没有明确统一的指挥。叛乱初期所提出的分进合击，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关中，先取荥、洛会师长安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由于各诸侯国或临时背约，或屯兵观望而没能实现。吴王刚愎自用，既不听田禄伯、桓将军进军之计，又不重视对粮运要道设防，将全军主力屯驻坚城之下，全力攻梁，结果贻误战机。而汉平吴楚“七国之乱”，在以主力对付吴楚军的同时，另以两部兵力分别牵制赵国及胶西等四国的叛军，并抢先占领战略要地荥阳，使战略形势对汉军更为有利；周亚夫坚壁疲敌、断楚粮道，指挥作战正确灵活，使汉军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叛乱。
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不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安定和平的愿望，民心向背决定了它的最终失败。汉平“七国之乱”加强了西汉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战后，景帝采取削减藩地及王国官吏等措施，诸侯王独立地位逐渐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