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文明在不断的学习中跨越式的发展着。
一、奈良时代的开端
710年，日本元明天皇将本国的都城从奈良盆地南部的藤原京（今橿原市）向北部的平城京（今奈良市）迁移，从此日本迈向了奈良时代。
（一）同周边国家关系
8世纪左右是东亚各国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时代，各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均田制，以及由均田制转换来的班田制、丁田制等，这样，东亚各国先后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到8世纪中期这样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达到了发展的顶峰。
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唐王朝也正在这个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帝国，是这个时期亚洲各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中心。通过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从而促进本国的发展，是日本整个奈良朝和平安朝前期外交政策的核心。
新罗国于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时代结束了。统一后的新罗也在中国唐代律令的影响下，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他们在土地制度上大力模仿唐的均田制，在本国开创并实行了丁田制；他们还向唐派日本遣唐使出大量的留学生，希望学习到真正的唐文化。此时的日本与新罗也曾多次交换使节，但是，由于日本对新罗摆出的是大国主义姿态，他们把新罗当作属国看待，所以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在7世纪末，靺鞨族首领大祚荣在敖东城（今中国吉林敦化县附近）建震国。
713年，唐朝皇帝将渤海郡王的封号赐给大祚荣，从此震国变成了历史上的渤海国。渤海国也曾数次向日本派送使节。在日本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渤日通聘的资料是很多的，可以肯定当时两国的交往是友好的，在这一方面，渤海国尤为积极主动。但是，在渤日两国的政治交往中，还是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日本仍要摆“上国”的姿态，希望渤海“臣服”，而渤海国则不卑不亢地坚持平等外交。
（二）同中国的关系
日本人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中国人的文化，他们想通过这种模仿与学习，使日本的国家强大起来，然而到日本平安时代时，日本差不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已经与中国人如出一辙了。
日本奈良朝与中国唐王朝的交流学习，最主要是依靠日本的遣唐使来完成的。
史料记载，日本遣唐使早期被称为“遣大唐大使”、“入唐使”、“西海使”，最后被正式称作为“遣唐使”。而唐朝则对所有来华的使者统称为“朝贡使”。
从630年到894年，日本任命遣唐使的次数，分别有18、19、20等诸说。其阶段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的划分。从日本派遣遣唐使的目的来看，可能两期的划分法比较贴切。其中，前期应该是从630年至669年，一般情况下，遣唐使的队伍由两艘船组成，乘员大致有250人左右。这主要是日本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使者，日本想要解决朝鲜问题，试图努力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南部已经拥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阶段的后期是从702年至894年，这时的船只增至4艘，乘员也超过了500人。这时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用以促进日本国家的发展和强大。
一般遣唐使团的成员包括官员和随行人员，官员中又包括：一位大使、一至两位副使、一至四位判官、一至四位录事。有时还会在大使之上另外设置一位押使或执节使，他们主要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和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这四个职务的官员，是能否完成出使任务的关键，所以选任一定要谨慎。所任命的官员除了具有必备的外交才能以外，还要仪表堂堂、风度过人，另外还需对出使的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在礼仪方面要有较高的修养。随行人员中间可以有留学僧、还学僧、留学生、请益生、知乘船事、医师、阴阳师、译语、主神、画师、船师、卜部、史生、射手、音声长、音声生、玉生、细工生、船匠、锻生、铸生、傔人、杂使、柁师、挟杪、水手长、水手等。
遣唐使团要代表本国的实力，所以团队里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工艺、音乐、美术、学术、科技、航海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这样才能保证最大可能地完成外交使命、真正吸收先进的他国文化，从而提高出使的成功率，达到出使目的。
史载日本遣唐使赴唐的航线，主要有三条。前期日本多走北路，后期才改行南岛路或南路。这里的北路，是自汉和三国以来，早期的中日交通航线。北路是从难波、北部九州的筑紫开始，途中经过壹歧、对马岛至济州岛，然后要沿着朝鲜半岛西南沿岸继续北行，最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或者莱州登陆。还可以从汉江口继续北行，穿过鸭绿江口再西航，到达辽东半岛的南端，再通过庙岛列岛，到达登州。此条航线虽然较长，但是多是沿海岸航行，所以比较安全。
而南岛路，是指从北九州的筑紫沿九州岛西海岸南下，途经奄美岛、琉球，越东海再直达长江口岸。南路就更加直接，从北部九州的筑紫横渡东海，就可以到达长江口岸。南岛路和南路的航期看似方便，但是不沿海岸，所以海难事故相对较多，也有船队宁愿舍近求远航行。
遣唐使团的成员全部都是出类拔萃的饱学之士，或是具有某种超群技艺的人才，他们将在唐期间学到的先进文化技术消化，融会贯通后带回日本，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甚至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遣唐使除了可以掌握先进的文化技术之外，还可以为日本带回许多唐朝的珍奇宝物，这些宝物有些现在还保存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这是中日两国古代交流的力证，遣唐使的贸易活动的确促进了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物质交流。
（三）同新罗等国的关系
渤海国的创立者大祚荣在位期间，也努力加强与唐朝政府的交流和联系，但是他死后，继承者大武艺却违背了大祚荣的愿望，岂图摆脱唐朝中央政府的约束。大武艺的弟弟大门艺，因为反对哥哥的想法，支持与唐朝政府合作而因此受到亲兄的迫害，不得不逃到长安。大武艺为了对抗唐朝，还希望能牵制与唐和好的新罗，而日本此时与新罗关系十分恶劣，大武艺便试图争取与日本结盟。727年，大武艺派遣高仁义出使日本，希望能与日本结援。
虽然在735年，大武艺表面上又与唐朝修复了关系。但是，渤海国与新罗的矛盾却有深无减。为了彻底牵制新罗，渤海国又数次派遣使者赴日，岂图联盟。
唐朝在762年册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为“国王”，同时授予渤海王同新罗王同等的官职——检校太尉。渤海国与唐朝关系的好转，以及当时东亚国际形势的需求，使得渤海国对日本的外交出现了转变，由开始的政治目的转变为经济目的。所以后期渤海国的遣使团队规模有所壮大。这样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续到日本平安时代。
史载，奈良时代，渤海国派遣使节出使日本共达13次。人数最多的是746年这一次，成员有1100多人，而船只最多的是在771年，17艘船只载325人赴日。
奈良时代，新罗国也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共有22次，而日本遣使新罗有16次。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虽然表面上一直继续，但是他们的矛盾和摩擦却接连不断。
在722年，新罗开始在本国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试图截断“日本贼路”。731年4月，日本哌兵船300艘，直接越海入侵新罗国东部边境，两国于是在海上交战。然后分别在738年、742年、743年，新罗国的三次遣日使，都在大宰府被阻。
759年，掌握大权的藤原仲麻吕，企图用侵略朝鲜半岛的美梦来满足自己的野心，便又计划征讨新罗。6月，他令大宰计划征讨新罗府制定出征讨新罗国的作战书，9月，又命令日本各道要在三年内制造出500艘战船以备战争。761年，藤原仲麻吕命美浓、武藏两国的40名少年暗中学习新罗语，此后又在各道任命了节度使，他用心良苦地为征讨新罗做着各项准备。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藤原仲麻吕的势力日趋下降、民意不从等各方面原因，最终他没能实现征讨新罗的计划。
由于奈良时代日本和新罗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进入平安时代不久以后，日本与新罗两国的官方往来正式中止，随后取代的就只是商人们的民间往来了。
二、奈良时代的政治格局
（一）藤原氏擅权
在奈良时代，以藤原氏为首的日本贵族势力日益强盛，随着贵族的势力壮大，日本朝廷内部的矛盾也变得日趋复杂和尖锐。
藤原氏家族的历史始于中臣镰足，镰足死前，天智天皇因其政绩卓著而赐姓藤原。之后的文武天皇，下诏只允许中臣镰足的次子不比等继承天皇所赐藤原之姓。
藤原氏势力的壮大与伸张，主要是通过与天皇之间的联姻来支持的。天武天皇就曾娶了中臣镰足的两个女儿，冰上和五百重娘。697年，文武天皇即天皇位，又娶了藤原不比等的长女宫子为夫人。
707年，体弱多病的文武天皇因病逝世，他的母亲阿闭皇女即位，即是日本历史上的元明天皇。元明天皇是天智天皇的女儿，草壁皇太子妃。而藤原不比等与草壁皇太子之间的交情很深厚，因此，元明天皇即位，对藤原氏的势力有相当的帮助。元明天皇即位后不久，日本朝廷进行了人事方面的大变动，藤原不比等马上由大纳言升任为右大臣，石上麻吕成为左大臣，穗积亲王则为知太政官事。
在714年6月，文武天皇之子、藤原不比等的外孙首皇子被立为太子。朝廷在立太子的典礼上，分别为内外文武官员叙位。就在叙位者的名单中，又有藤原不比等的长子武智麻吕（升为从四位上）、次子房前（升为从四位下），藤原氏家族的势力在朝廷内可见一斑。
仅在第二年，715年9月，元明天皇又让位给女儿冰高内亲王，史称元正天皇。元正天皇是草壁皇太子与元明天皇的女儿，是文武天皇的亲姐姐。元正天皇即位时已经有36岁，而此时首皇太子也有15岁。元明女帝为什么让位给自己的女儿，而不按传统让位给首皇太子呢？这就是藤原不比等深谋远虑的策略。藤原不比等为了使首皇太子日后的执政稳定，决定先拥立女帝元正天皇，顺势再日渐削弱旧氏族的势力，然后再伺机扶立首皇太子继位，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716年，藤原不比等将首皇太子的小姨，也就是自己与后室橘三千代所生的女儿安宿媛（后来的光明皇后），许配给了首皇太子，从而在政界确立了无人可替代的地位。
在78岁的左大臣石上麻吕717年3月去世后，藤原不比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政界第一人。这一年秋天，藤原不比等年仅37岁的次子藤原房前成为议政官。在当时日本5名议政官中藤原父子占了两席之地，这进一步加固了藤原家族在日本朝廷的地位。这种情势直到720年8月，藤原不比等离世。
藤原不比等死后的第二年，长屋王充任了朝廷右大臣。他是天武天皇的孙子，高市皇子的儿子，母亲是天智天皇的女儿御名部皇女。随后的724年，元正天皇正式让位给首皇太子，史称圣武天皇，他是第一位流有藤原氏家族血液的天皇。长屋王这时由右大臣升任为左大臣。
可是由于长屋王也具备了继承日本皇位的血统，因此他受到了圣武天皇和藤原氏人员的排挤。特别是他反对立安宿媛为皇后，这更加是违背了圣武天皇和藤原氏家族成员的意愿。在729年的2月10日，有人密告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当天晚上，式部卿藤原宇合领兵将长屋王的宅邸包围。第二日，舍人亲王、藤原武智麻吕等人联合对被囚禁的长屋王进行拷问，12日，圣武天皇下令，长屋王与其妻儿被迫自杀。日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长屋王之变”，大都认为这是藤原氏策划的阴谋。
“长屋王之变”过后6个月，即8月10日，安宿媛成为皇后，即是光明皇后。而到了731年8月，藤原不比等的4个儿子分别在朝中担任了要职。长子藤原武智麻吕身兼多职，大纳言兼大宰帅；次子藤原房前则任参议、中务卿、中卫大将，全是掌握实权；藤原宇合成为参议式部卿；藤原麻吕则任参议兵部卿，掌管了文武官吏所有的人事关系。藤原氏兄弟在朝廷议政官中占据了半数之多，从而顺利确立了“藤原四子体制”，掌握了当时日本的国家政权。
可是到了735年夏天，九州突然开始蔓延天花，直到737年春，京畿地区也开始受到影响，藤原氏四兄弟相继受到传染而离世。当时日本所有的议政官差点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了铃鹿王、葛城王（即橘诸兄）、大伴道足3人。
（二）橘诸兄执政
橘诸兄就是橘三千代和前夫美努王的长子，他与光明皇后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原名是葛城王，因为他736年改籍臣下，才从了母姓。藤原氏四兄弟病死以后，橘诸兄得势由参议晋升成为大纳言，翌年正月，又顺利晋升成右大臣。
在橘诸兄执政的期间，从唐朝学习归来的玄昉和吉备真备，受到了圣武天皇的重用。于是740年8月，时任大宰少贰职务的藤原宇合之子藤原广嗣，为了恢复藤原氏家族昔日的势力，向天皇上书弹劾，要求罢黜玄昉和吉备真备。同年9月，藤原广嗣在九州则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叛乱，其中很多不满朝廷的豪门望族及受苦的农民也加入了叛乱。日本朝廷感觉到了万分惶恐，便任命大野东人为大将军，讨征东海、东山等地。经过两个月的激战，终于平息了叛乱，而藤原广嗣则在值嘉岛被捕后处死。
“藤原广嗣之乱”发生后，日本政局动乱，首都不得不相继从平城京迁移至山城的恭仁宫，又牵至近江的紫香乐宫及摄津的难波宫，直到745年才又迁回平城京。而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橘诸兄的势力也逐渐衰退了，取而代之的仍是藤原家族里武智麻吕的次子藤原仲麻吕。
（三）藤原仲麻吕专制
藤原仲麻吕是在藤原广嗣之乱后趁机进入日本政界的。他于743年升任参议，因为得到了光明皇后的信任而使势力大增。749年7月，圣武天皇因故将皇位让与他和光明皇后的女儿阿倍内亲王，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孝谦天皇。孝谦女帝即位的当天，藤原仲麻吕就升为了大纳言。同年又兼任了紫薇令及中卫大将。
因为藤原仲麻吕非常排斥与藤原家族没有关系的皇太子道祖王，便于757年立大炊王（淳仁天皇）为皇太子，并将自己已经去世的儿子真从的媳妇嫁给皇太子，并令皇太子居住在自己的宅邸——“田村第”。同年，藤原仲麻吕又果断地镇压了橘诸兄儿子橘奈良麻吕发起的叛乱，将自己的反对势力彻底清剿，又巩固了藤原家族，特别是他自己在政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淳仁天皇在758年即位，赐藤原仲麻吕名惠美押胜，升任大保（相当于右大臣）。760年又继续升任大师（相当于太政大臣）。而此后，由于孝谦上皇宠幸僧侣道镜，导致藤原仲麻吕的势力急剧下降。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势，藤原仲麻吕在764年起兵造反，结果在近江高岛郡兵败被捕，与他的妻子一同被斩。
（四）道镜掌权
这件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淳仁天皇也被流放到淡路岛。孝谦上皇再次即位，史称称德天皇。而这时，道镜因受到了称德天皇的宠幸而被重用。道镜是日本有名的僧侣，俗姓弓削氏，是河内国人。他起初从义渊学法相宗，后来住进东大寺。
752年，孝谦女帝招道镜入宫中道场。道镜以看病禅师的身份为孝谦女帝治病，其实是受到女帝的宠幸。然后在764年道镜出任大臣禅师，开始参与国家政事。
765年女帝又升任他为太政大臣禅师。766年还受赐法王位。道镜的升迁与掌权，让当时的贵族们极为不满甚至开始愤怒，因为贵族们的极力反对，称德女帝试图传位给道镜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53岁的女帝终于在770年8月驾崩，而道镜也失去了后台，被贬去下野国药师寺，两年后也落魄而死。
左大臣藤原永手和藤原百川、良继等重臣在称德女帝驾崩当天，拥立了天智天皇的孙子白壁王为皇太子。10月，白壁王即位成为光仁天皇。光仁天皇执政时期，注力于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吸取了前代天皇的教训，并且还否定了称德女帝时期崇尚的佛教政治，他在位时期颇有建树。
三、奈良时代国土的开拓
日本一直致力于本国的国土开拓，709年，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日本海沿岸初设了出羽栅，712年又设立了出羽国，多贺城也出现在太平洋沿岸。据多贺城的铭文记载，多贺城始建约在724年。最开始称为镇所、陆奥国镇所，后来才改组为正规的军政府，史称镇守府，后来还设置了陆奥国府以及陆奥出羽安察使，这里是征服虾夷、开辟疆土的重要基地之一。
随着日本对虾夷的征服，东北地区不断地得到开拓。出羽国在759年9月设立了雄胜、平鹿二郡。陆奥国也在767年设栗原郡。奈良时代的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开拓，从东侧到达宫城县，西侧则至秋田县中部。
日本从天武朝（672—686年）开始，政府就开始着手向南九州、南岛（九州南面的西南群岛）扩大自己的势力，政府要求南九州的居民、南岛的岛民前来朝贡。还派遣使者在698年4月进行实地的视察，岂图扩大日本国的版图。可是隼人并不自愿服从中央政府，日本便加以武力征服。日本政府先是入侵征服了萨摩、多褹地区的隼人，并设立了萨摩国、多褹国。后来又在713年设立了大隅国，并在721年将大隅地区隼人的叛乱彻底镇压了。
迫于日本的威胁与野蛮，九州南部的西南群岛不得已，相继遣使者来朝进贡，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统治。
四、奈良时代的经济面貌
（一）班田制
孝德天皇在646年正月宣布了大化改新诏书，宣布实行“班田收授法”，即为班田制。班田制是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出来的，是日本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班田制自它颁布起到最后消亡，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颁布之年至742年，第二阶段是从743年垦田永世令的颁布到800年，最后一日本正仓院个阶段则是从801年一纪一班令颁布到902年。
班田制是一种实行班田收授的制度，所以首先必须编定、了解全国的户籍。日本正仓院所存的8世纪初的户籍，就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百姓的姓名、年龄、人口数、受田额、家属关系、疾病、贫富等级、租税的课与不课等内容。每隔六年户籍要重新编制一次。
班田制的具体作法是：全国6岁以上的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一段约1983.4平方米），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需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则由国家收回。
班田制在它的实施初期还算比较顺利，从646年起，至713年，一共班田12次。但是后来却越来越难以实行下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多数公民因为无法承受沉重的租庸调和徭役负担，宁愿抛弃户籍和口分田四处逃亡；其次，因为土地不能私有，因此无人愿意为他人或国家垦田，人口总是在不断的奈良时代的奴婢增加，土地却不够，导致了最后竟然无田可班；还有，贵族和官吏们互相勾结，营私舞弊，有少官员利用掌管班田的权利，趁机侵占公田，还想方设法让自己获得的位田、职田、赐田等变成私有土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打击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所以，班田制的实行最终陷入了困境。
清查户籍
为了改变土地荒芜的情况，政府希望通过鼓励开垦荒地，增加收入，于是在723年，政府制定了《三世一身法》。法则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出来的土地，不限数量，允许开垦者三代占有；凡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田地，只准一代占有。但是由于农民已经倦怠这样的生活与法则，《三世一身法》的收效不大。不过此法的实施，却成为了日本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契机。
面对种种困境，日本政府又在743年，颁布了《垦田永世私财法》。该法规定按位阶限定开垦土地的面积。一品及一位准垦500町，二品及二位准垦400町，三品、四品及三位准垦300町，四位准垦200町，五位准垦100町，六位至八位准垦50町，初位至庶人准垦10町，郡司大领、小领准垦30町，主政、主帐准垦10町。凡申请获准后，三年之内必须结束开垦。在以上规定下的垦田，永世可归开发者私有。《垦田永世私财法》一出，那些有势力的寺社、贵族、地方豪族大都喜形于色，他们利用此法，大肆地垦殖，扩大自己的领土。
（二）租庸调和徭役
奈良朝的租税实行租庸调制，这是与班田制相对应的。租庸调制中，租按田地的面积征收，一段口分田征稻谷2束2把，约占收获量的3%。庸是指可以代替劳役而交纳的实物。如果一个正丁（21—60岁），每年去京城服劳役10天，那么相应的庸则是，纳布2丈6尺；而次丁（61—65岁）2人的庸布则等同于正丁1人。除了布以外，庸还可按当地的所产，交纳米、盐、棉等物，并要运往中央，脚夫则由纳庸户自己负担。调则只限男丁负担，按照正丁、次丁、中男（17—20岁）等不同的等级来交纳布、绵、绢、、染料、油等土特产品。每年的8月中旬开始征收调和庸，近国于10月末、中国于11月末、远国于12月末以前上交大藏省，充为中央的费用。
百姓除了要交纳租庸调之外，还必须要负担沉重的徭役。比如“兵役”和“仕丁”等。
兵役是当时一种很沉重的徭役。根据日本大宝令的规定，全国要有四分之一的正丁会被指名去服兵役。到军团当士兵的会被分为10个班，他们每10天轮流值勤，粮食和武器需要自备，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其他的徭役。如果点名者是去京城当卫士则须做满1年，去九州当防人则要长至3年，期间可免除调庸和其他徭役。
“仕丁”是指每50户出2人，到京城为朝廷服役3年，服役者服役期间可免除调庸和其他徭役。至平安时代可允许出钱代役。
在赋役令中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徭役统称为“杂徭”。正丁每年限60天，次丁30天，中男15天。一般是由国司征调，从事官衙、道路、堤坝的修建等方面的劳动，原则上是不提供饮食的。
另外还有雇役，这是指雇佣公民修建都城或耕种官田。虽名为“雇”，但实际上报酬很少，也就是一种徭役。
（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奈良时代的农业有较显著的发展。这首先是表现在生产工具的进步，铁制农具如铁锨、镬、锄、镰的使用已经相当的普遍，同时还开始了牲畜的使用，并出现了带铁刃的犁和耙。畜力的利用将现有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
此外，生产技术也有了大的改进。比如当时的水稻栽培，已经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程序，人们广泛采用最先进的插秧技术和割茎法。
奈良时代的农作物种类比较丰富。水稻品种有糯与粳、早稻与晚稻。当时还经营旱作，杂粮作物有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粟、荞麦等，蔬菜则有蒜、韭菜、芋、姜、葱等，经济作物有漆、梨、桑、纻、麻、栗等。养蚕在当时也相当的盛行，有很多地方盛产蚕丝，比如常陆、上野、下野、出羽、相模、武藏等。
奈良时代的手工业也获得飞速地发展。当时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官营手工业作坊是由中央各寮、司以及国衙、郡衙所设置的，主要是生产高级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只供宫中与朝廷使用。而家庭手工业作坊则是生产比较简单的产品，供百姓用。
在手工业的发展中，其中最突出的是纺织业。家庭纺织业以农家妇女为主要劳动力，一般是生产布、、绢之类的物品，这些主要用于家庭和缴纳庸调。官营作坊织部司是中央设置的，由挑文师、挑文生负责其中的技术，下属有数百户织人，分开来生产锦、绫、罗、绮等高级纺织物。
奈良时代的服饰为了大力推广丝、绵织业，朝廷还会经常派出挑文师、挑文生深入到全国各地，以传授高超的技术。
奈良时代，日本的造纸技术也已经非常发达，而他们的造纸术是从中国传去的。纸的品种分为“谷纸”、“宿纸”、“麻纸”、“檀纸”等。在780年，遣唐使来华时，当时的使者兴能带来了两幅纸“似茧而泽，人莫识”，这种纸被五代文人陶谷看到后，他用这样的诗句在《清异录》中描绘：“一云女儿清，微绀；一云卵日光，白滑如镜面，笔至上多褪，非善书者不敢用，意惟鸡林纸似可比肩。”
（四）商业的发展
在708年，在武藏国秩父郡，有人发现了一种含杂质非常少的自然铜——“和铜”，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样的发现，为了纪念“和铜”的出现，便把年号改为“和铜”，并且，用唐朝开元通宝的样子为模本，铸造“和同开珎”这样一种货币。这就是日本政府发行货币的初始。
“和同开珎”是圆形方廓的形状，表面上刻着“和同开珎”四个字，这种货币的直径大约有2.4厘米。有银、铜两种不同的材料可以制作。但是因为银的产量非常少，日本在709年决定废止发行银钱。而银币在唐代时有部分传入了中国，现在从东北地区及西安等地能够看到出土的银币。
因为原来的物物交换已经被当时的日本人所接受，所以在“和同开珎”铸造发行以后，使用率非常低。于是，日本政府在711年颁布了蓄钱叙位令，想促进货币的流通，法令规定：凡是储蓄货币并将货币捐给政府的人，可以根据货币的数量晋升位阶，如果无官位者捐钱5贯，即是5000枚铜钱，就可以获得最低的官位少初位下。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用货币支给季禄，畿内及其周围各国用钱纳调等一系列措施来配合法令，鼓励通用货币。但是，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所以除了京城和畿内等少数地区以外，钱币的流通还是不畅通，人们平时的交易仍然是以物物交换为主。
奈良时代，在畿内的难波、势多、泉、宇治等流通经济的要地上，由于有淀川水系和陆路的联系，这里形成了一个流通的经济圈——“中央交易圈”。这个交易圈对于当时主要是以实物来运作的中央财政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官员可以通过这个交易圈，将自己所分配到的东西换成需要的物品。
日本在当时的平城京设了东西市，专门用来进行物品交易。但是仅这样还是不能够满足朝廷和官员们对物品的大量需求的，所以中央交易圈必需要扩大到畿内各要地。政府和官员有些在各要地设置了庄、所，有些则派人前往交易。例如：为建造东大寺而特意设置的造东大寺司，就在泉津设置了泉木屋所、在势多设置了势多庄、在宇治设置了宇治司所，不少官员还派交易使去了难波。
世界上，所有商品的流通都不可能离开商人。当时平城京的东西两市，以及畿内各要地的市，很自然地存在很多商人活动在其间。政府在市中还设立了市司，用以专门维护和管理市场的秩序，还要检查商品的质量、价格，所有的商人都要在市司那里注册。
除了这些活动在中央交易圈内的商人以外，还有一些商人专门从事远距离贸易活动，例如漆部伊波。他是相模国的豪门望族，他在相模和中央之间穿梭，靠从事贸易，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748年，漆部伊波捐出重资来建造东大寺大佛，因此而被朝廷授予了外从五位下的官位。
商人们的贸易活动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还使得各地的土特产品得以互换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