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是十分瞩目的，宋词向来与唐诗并称，均代表着一代文学的鼎盛。
在唐朝，中国的诗文化到达了它最兴盛的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古代诗歌史上的巅峰。词的萌芽始于隋唐之际，盛于晚唐五代，在宋则达到其顶峰。从广义上来讲，词可以认为是诗的分支，经过宋代无数词人的雕刻琢磨，逐渐自成一体，可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无数词人于此倾注深情，寄托豪兴，驰骋才华，精心琢磨，创作出大量晶莹、灿烂、温润、磊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具有不同于传统诗歌艺术魅力的瑰宝，遂与唐诗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公元960年，赵宋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虽然西蜀、南唐政权被北宋所灭，但是他们的词风却对对北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西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所以后人评价说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词风，均有南唐遗风，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试读其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极具个性，“士大夫之词”格调成熟了。其中最值得一谈的便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后人常以晏氏父子比拟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词人。他长期混迹市井坊间，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且他的很多作品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的重要词人之一便是苏轼，他使得宋代词坛兴起一股豪迈之风，开创了宋代词风之先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词的境界开始扩大。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百花争放的繁荣景象。
其中秦观的词深沉而不羁，周邦彦的词富艳精工，李清照的词清新跌宕，此三人之词如天际三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可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不仅婉约词风极富细腻之功，其工整之律也是为人所赞的。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其词义之缠绵婉约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则是不及秦观、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后人人推秦、李为婉约代表，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于北宋至南宋的飘摇时期，在初期的作品中多婉约之风，在经历国丧家变之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所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宋都南迁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凸显，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人民的生活飘摇之际，爱国之情溢满词中，悲壮慷慨之调，应运而生，把豪放词风提高到另一个崭新的高峰。张元斡、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丰，他一生作词六百余首，其中既有抒发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未酬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词风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凄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与南宋大略同时的还有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基本上也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可以说是词的分支。如金末元好问之词为北词之首，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可以认为是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也是元曲的领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