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我，准确地说，处在童年向少年过渡时期的我，曾经有过一个经久的习惯，总是喜欢坐在屋顶上。
这是一座孤零零的黄泥土屋，是我们一家人的栖居之所。土屋并不高大，巍峨更是谈不上，甚至有些低矮。尤其是在强烈的阳光下，土屋与围绕和托举它的大地浑为一体，往往难以分辨。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天里，由于久不下雪，天地白呛呛的，夹在天地之间的土屋就更加显得委顿了。夏天与秋天交替的时节要好一些，如果遇上雨水较为丰沛的那些日子，天是蓝的，地是绿的，黄色的土屋便呈现了出来，走很远的路再回头去看，也能清晰地找到它。这种感觉很好，即使走再远的路，心里也不会慌乱。家是人生出发的地方，同时也是归宿，尤其是在你感到疲惫的时候。在绵延不绝的沙漠深处和辽阔苍茫的草原上，这种体验尤为强烈和真实。
我家的黄泥土屋，就坐落在沙漠和草原交接的地方。往南而去，是腾格里沙漠；向北而去，是艾莱山和巴彦乌拉山，山下就是茫茫草原。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少年不识愁滋味”，直到十六岁那年考上大学才离开。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蒙古语叫“巴哈嘎顺”，翻译成汉语意即“小苦水”，从字面上看虽然有点生涩却也不难理解，大概是这里的水有一些苦吧。苦不苦的，我倒是没有太突出的感觉，因为我家后来打出来的几口井水，并不怎么苦，直接舀着喝甚至还挺甜，这让父母很欣慰。原本就是背井离乡的人，一去千里之遥，如果再找不到一口可以依赖和信任的水井，是会让人更加怅然若失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说也奇怪，仅仅隔了一条枯水沟，相距不过五六里路，住在西边聂家的井水就不行，先后打了几口井出来的都是苦水，不仅苦而且咸，又苦又咸。后来我们两家都在自家的水井旁边开了一方菜园子，无论是种菜还是种树，聂家的就是长不过我们家的。是不是真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风水不同。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家的土屋很像古代的烽火台。特别是到了黄昏时分，屋顶上升起炊烟就更像了。不过，就是这样一座像烽火台一样的黄泥土屋，在我当时目力能及的范围内，是最大的建筑物了，并在我当时的心中，确立了一个高度。
与大人们出门总是抬头看天不同，我喜欢坐在屋顶上，也许仅仅是一种喜欢而已，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所谓的登高望远、“极目楚天舒”更是谈不上，没有那个境界和胸怀。大人们出门抬头看天，是在观察天象，根据云层的薄厚、范围的大小，以及它们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判断近来是不是有雨或者有雪，他们靠的是多少年来积累的经验。天有不测风云，大人们的判断有时候也不那么准确。但是，这样的习惯一经形成，而且绵绵相传，是不大容易改变的。其实，这样的习惯和举止，是一种仪式的完成，恰恰包含了牧人们对大自然的一种很深的敬畏之情以及感恩之心。当然，这也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
我坐在屋顶上，多在正午时分。
这时候，太阳当顶，四周一片寂静，连一只鸟雀都很难看见。灼白的阳光下，甚至没有一粒飘浮的尘埃，空气洁净无比。洁净使得大地被幽玄和神秘笼罩着。那时候尚不知道什么是肃然，可我是真切地肃然着，也隐忍着，生怕一不小心会惊动了什么。然后深嗅着阳光渗入草地后那种被挤榨出来的香气，那是一种醇酒般的芬芳。当然，我指的是夏天或者秋天，冬天是另一种情形。这样的芬芳不能闻得太久，否则会被醉倒。后来，我也才终于明白了，坐在屋顶上的我，其实是有渴望的。人毕竟不是鸟雀。正如帕斯卡所说的那样，人是有思想的芦苇。
我的渴望很单纯：有人出现。
那时候，我的姐姐已经出嫁，几个哥哥在很远的小镇上学。每天，从草滩上归来的是我的父亲或者母亲，那黑色的影子像一棵缓缓移动的树。他们的前面要么行走着一群羊，要么是几峰骆驼，在阳光下组合成一个和谐的群体，不离不弃的样子。还有就是母亲的身后背着一捆柴，柴捆儿很沉重，将母亲的腰身压得弯了下来，然后大幅度地向前倾伏。说实话，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这使得我和上面的几个姐姐和哥哥年龄差距很大，以致被别人产生过许多误会。我没有见过母亲年轻时候的模样，等到我开始记事，母亲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母亲是一个大善大德的人，她的善良和德行有口皆碑，感动过很多人，而且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些儿女们的成长。这是后话，在这里不说也罢。
于是，坐在屋顶上的我，渴望着有人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起先是许久都没有见面的几个姐姐和哥哥，我思念他们，他们的出现，必定是令我大感喜悦和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所致。我八岁出水痘那一次，上吐下泻，几天高烧不退，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在百里外的小镇上学的二哥和三哥听说之后，急匆匆搭上运盐的汽车，在艾莱山脚下车，又走了十几里路回家看望我。他们带给我的礼物是一包香草味的饼干、两本崭新的小人书，因此花光了他们身上那几个可怜的零花钱。见我没有什么危险，第二天他们天不亮就起来，衣兜里装上几个发面馒头，又匆匆忙忙到艾莱山脚下挡车，返回小镇学校，甚是辛苦。这件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却记忆犹新，每每想起如在昨天，就忍不住想流泪。那饼干的香草味和小人书油墨的清新，至今萦绕在我的心里。我相信，父母也是，他们的到来同样让父母感到高兴。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的心永远在儿女身上，这是千古真谛。
渐渐地，我的这种渴望发生了转移，不再刻意地期盼姐姐和哥哥们了，因为这样的期盼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为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轻易回来的。后来，我就只是期盼着“有人出现”了。不管是谁，不管他或者她从什么方向出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要能够走进我的视野，我就会感到某种满足，甚至是某种喜悦和幸福，这沉寂的世界便能够多一份新的生动和鲜活。结果是一连十几天甚至几个月，都没有别人出现。还是那样的，每天从草滩上归来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种莫可名状的期盼中，我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真把他们当成缓缓移动的树了。父亲和母亲也是，他们也不在乎我坐在屋顶上的举动，大概是将我类同于栖息在屋顶上的一只鸟雀了。
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正午时分，果真就有人来了。那个人开始出现在西边的一道沙梁下，走路的样子很古怪，兜着圈子走三步退两步，酒醉了一般，看上去很是有趣。可以肯定，那个人正是向着我家的土屋走来的。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心里逐渐地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喜悦。随着那个人越来越近，走路的模样越来越古怪，我开始不能自己，似乎已经被巨大的幸福感俘虏了。那一刻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屋顶上，然后欢呼着奔跑起来。
然后，是飘飞、坠落、轰响……
过了许久，我终于从一片血色的黑暗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的脸上依然布满了惊惧，而且流着泪。旁边沉默着脸色铁青的父亲，父亲显然很生气，满是狐疑的表情。醒来的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疼痛，我笑了起来，尽管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血迹，牙齿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松动。我开始用肿起来的眼睛四处寻找那个让我灵魂出窍的陌生人。那个陌生人已经离开，走过了我家的土屋和水井，从西边而来向东边而去，只留下一个摇摇晃晃的背影。那个背影依然故我地兜着圈子，走三步退两步，投落在身后的影子像一把扫帚摆来摆去。事实上，我根本没有看清楚那个陌生人的面孔，是男是女都分不清。那个陌生人留给我的始终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古怪的背影，大热的天竟然还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羊皮袄。
父亲告诉我说，那是一个疯子。
至于为什么会是一个疯子，我没有询问，父母亲也没有给我细说，而我当时的兴趣肯定也不在这里。但是我后来知道，这个疯子在我看见他之前，像一只掉队的孤雁那样，已经在沙漠深处摇摇晃晃地行走了许多年，而且是不论春夏秋冬。他之所以没有被渴死饿死或者冻死，是沿途的牧人在无私地帮助他。提供一顿饱饭之后，临走还要给他的怀窝里塞上几个馒头，灌满一壶茶水，以免他在路途上忍饥挨渴。天冷的时候，就送他一件翻毛的羊皮袄，让他裹在身上抵御风寒。而这个疯子，竟然乐此不疲，心安理得地常来常往了。我家西边住着一户姓聂的人家，孩子多，每逢这个疯子出现，就格外热闹起来。他们哄着让疯子干活，有时候还搞一点善意的恶作剧取笑他。没想到疯子也是有脾气的，有一次竟然抱起一块石头，将他们家的一口铁锅给砸了个底儿漏。聂家人吃了哑巴亏，废了一口铁锅不说，还要赔上一顿吃喝，然后将疯子好言好语地送到路上，让他流浪而去。
后来，我就不再坐在屋顶上了。因为我经常坐着的那处地方每逢下雨就漏水……
200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