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过求学经历的人，谁没有自己的同学？或者小学，或者中学，或者大学。也会有那么几个格外相知的同学，朝夕相处，往来密切，无话不谈。即使毕业后分别多年，也经常互相联系。常思念，勿相忘，友谊地久天长，真是再好不过了，令人称羡。
我说的这个同学却有所不同，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同学的时间长，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同时在一个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二是同班将近十年（那时是九年学制），这个同学竟然只和我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非常罕见，真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匪夷所思；三是毕业后我和这个同学整整二十年没有联系过，见面就更谈不上了。当然，这一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后来就共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竟然相互之间一无所知。
我的这个同学叫“她”。请允许我不告诉你们她的真实姓名。
她，一看这个字眼和称谓，就知道是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可是非同一般，绝对的美人坯子，从小到大，她的漂亮和美丽是大家公认的，包括男女老师和男女学生，都对此没有任何疑义，看法和认识是惊人的雷同和一致。据我后来所知，即使毕业后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她同样惹人注目，追求者如过江之鲫，为官者、经商者、舞文弄墨者、教书育人者、穿白大褂拿手术刀者、穿军装戴大盖帽者均有之，但是都被她善意地拒绝了，这或许意味着与权力、金钱、地位、荣誉擦肩而过。她最后还是嫁给了工人阶级老大哥，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员工。就凭这一点，我特别佩服她、赞赏她。为什么？不趋炎附势，不为金钱诱惑，不虚荣自己，不羡慕他人，一颗平常心，一世真感情，实在难得（这是后话，在这里不提也罢）。当初也有同学说，她是一朵艳丽的校花。我们知道，校花多多少少会有贬义之嫌，用在她身上显然不合适、不恰当，有辱人格。在小学的时候，她是一个特别沉静的女孩子；上高中的时候，她依然是一个特别沉静的少女。总之，在我的印象中，她从小到大都是沉静的，不骄横跋扈，不张扬浮躁，不忸怩作态，用现在的话说是做人特别低调。她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的美丽和魅力，在众多羡慕的眼光中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她是有那么几个闺蜜的，她后来告诉我的），就这样渐渐长大，直到高中毕业。
作为同学，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
其实，依我之见，她从小到大始终有一个隐含的表情，可能连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忧郁”，即使是多年后依然如此。恰恰是这种忧郁，给予她独有的气质和魅力，而不仅仅是美丽。否则的话，她的美丽便显得过于单纯了，当然单纯也是一种美丽。这说明她的忧郁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她刻意装出来的。问题是，就像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一样，她性格的特点或者说是优点，即沉静和忧郁，还有那么一点固执，都同时成为缺点，这使得她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总是磕磕绊绊，总是不尽如人意。若干年后，我们同在一座城市的几个同学小聚时，我曾经当着大家的面就这样分析过。包括她本人在内，一桌的同学先是噤声不语，继而颔首默认。
我说，骨头和血液里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啊。
还有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她的形象和身影也曾经盘踞在我生命视野的某个高处，也曾经让我脆弱得一塌糊涂。美，有时候是一件有毒的武器，很能够具备摧毁的作用，而且在表面上不留什么明显的痕迹，有点像核辐射那样。我想，这没有什么羞于示人的，时至今日说出来无妨。即使这一篇文章让我的妻子看到了，或者让她的丈夫看到了，也不会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吧？当然事先声明一下也许是必要的。
实际上，我决定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了。用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话说，人到中年，自己就是一把伞，什么样的风雨都躲不掉。我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值得欣慰和自豪的是，当年毕业的我们，一路走到今天，成为了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就拿我自己而言，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我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如果上不了大学或者中专什么的，对一个家在牧区的孩子来说，这一辈子只能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继续接父母的班，继续将牧民进行到底。我学习成绩还比较好，最好的出路很可能就是回乡当一名民办教师，然后终其一生。那年我十六岁，作为当年将近六百万考生大军中的一员（据说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作为我们学校文科班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一名学生，我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感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说到底，思想解放的根本还在于人的解放。
现在已到中年的我们，或为人夫父，或为人妻母，各自都有了稳定的家庭和事业，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脆弱的不切合实际的充满幻想的年龄了，更不可能“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像有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平平淡淡才是真。恰恰因为是同学，才会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权且当做小小的回忆录，奉献给我们这一届中学同学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算是向同学们交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差事吧。不过，写文章就像下棋一样，总得凿个棋眼。文章也得有“文眼”。那么，我这篇文章的“文眼”就是她（务请她给予谅解）。再者，同学们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做散文或者随笔看或听，文学就是人学嘛。
同学将近十年，她竟然只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是上帝都难以置信的事实。这样的同学，能不让我“恨”得刻骨铭心吗？我自然不会忘记，那是初中一年级，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午。放学了，其他同学都陆陆续续地回家去了，教室里只剩下包括她和我在内的三个同学（另一个同学我实在记不得了）。她要值日打扫卫生，我当时紧着办黑板报。大概是我妨碍了她扫地，她便横着扫帚，神情忧郁而坚定地说了一句：出去！只有两个字，后面加了一个感叹号。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出去了，走在回家（我寄居在二姐家）的路上，我不明白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哀。高兴是因为同学这么多年，她终于和我说了一句话；悲哀也是因为同学这么多年，她仅仅和我说了一句话，而且只有两个字，而且是这样两个不祥的字：出去。这两个字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指示，充满了宿命的意味。想来想去，我也很忧郁，忧郁加上悲哀，那就是自卑了，大大的自卑。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地质工程师；我的父母在沙漠牧区，我是牧人的孩子。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二者看似近在咫尺，实则天上地下。一个人凡是自卑得过了头，就有可能产生恨，恨从表面上看是爱的对立面，其实是爱的极端，是爱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那么，我爱着吗？
永远不再和她说话，毕业后永远不再和她相逢。这是我给自己下的命令，类似于古代的壮士削发誓言，断臂自然是不可能的，太过江湖气息。再说了，我毕竟只是凡人一个，年龄又小，怕疼（请在座的同学们不要笑话我）。果然，从此以后，我和她再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高中毕业。
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我和她果然没有见过面，我甚至都没有向其他同学打听过她的去向和状况。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脑海里一直以来只有这样三个字：不可能。二十年过去了，早生的几许白发悄然而至，心也似包裹了一层厚厚的外壳。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在显得急促的每一个人生季节里，我和他人一样，演绎着平淡无奇的生命故事。在这个悲喜共存的世界里，历经凄风苦雨、恩恩怨怨，我开始变得善于隐忍，也多少懂得了一点处世的学问。渐渐地，她的身影好像无奈地淹没于岁月的深处，似乎不那么清晰了。我这样说并不确切，其实她的身影被我作了“处理”，写进了我的小说里，譬如《草的诗意》《驼队》等，都有她的身影出现。有一个诗人（请原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样说：“一只失眠的虫子，最先看见白昼的芽。”我对这一句诗进行了这样的解构：或许我就是这样一只虫子，走过黑暗，涉过痛苦，坚守在俗人的风景里，爱情永远没有经典。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
20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人们似乎一下子变得格外地怀旧起来，或者多愁善感起来。尤其是同学聚会这样的事情，开始风起云涌，大有势不可挡之势。当然，我们说这是20世纪末的一种情结也未尝不可。毕竟是人类一个新的千年即将来临，人们的情绪和心态发生一些新的波动也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大环境和大气候。二十年后的那年秋天的那一天下午，经过一个“好事者”（我最要好的中学男同学之一）的劝慰和鼓动，通过打电话约见她。当这个同学接通电话的一刹那，我才终于相信我们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说准了见面的地点后，我和男同学打了一辆出租车而去。大概只有十五分钟的车程，在路上我就想，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毕竟已是二十年没见面了。二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能说是太短暂，肯定会有许多变化，假如我们偶然在大街上相遇，彼此还能够认识吗？其实，她先我们而到，出租车刚停下时，我就已经看见她了，她就站在马路边上的一棵大树下面，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怎么说呢？我当时觉得她像一件瓷器，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磨砺后，依然没有褪掉那一层结晶般的釉色，依然光彩照人，这令我感到惊讶。无疑的是，她也和所有的人那样，照例走过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季节，由少女而少妇（那年，她的女儿已经十三岁了）。另一个感觉是，她是朴素的，依然保持着少女时代的那种沉静和低调，甚至忧郁的表情，这又令我感动。这样说吧，在看见她的瞬间，我强烈地震颤了一下，然后思维在瞬间的滞涩之后，随即变得异常活跃。不过，我是肃然的，很肃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打击”，突然感到自己在人间的行走不是没有意义的。就这样，从“不可能”到“一切皆有可能”，用了整整二十年。
就这样，我们又见面了。
如前所说，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座传说有凤凰来栖息的凤凰城里。凤凰是没有的，那只是一个古老的、美丽的传说而已。现在叫湖城，正在恢复过去的七十二连湖。这座西北小城的历史悠久却是真的，曾经是西夏都城和明代的九边重镇。新时期出了个大作家张贤亮，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许多振聋发聩的小说，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的“化腐朽为神奇”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想必大家都参观过。关于我们共同生活的这座城市，就不多说了。
她在新城，我在老城，被一条人人耳熟能详的叫做北京路的五十里长街联系着。作为一座人口不过几十万的西部小城，可以说我们近在咫尺，却又一无所知。然而，我们还是“重新认识”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而被中世纪般的禁欲思想净化之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年之后。这要首先感谢我的那个男同学。而我们共同生活的这座城市，灯红酒绿中充斥着数不清的红男绿女，或者说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和像男人一样的女人，他们犹如夜晚的蝙蝠一样，刺激和丰富着都市的情欲和物欲，既歌舞升平，又泥沙俱下。与此同时，新世纪的曙光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也已经不可阻挡地照临窗口，一切都将进入电脑和数字时代，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一台电脑和一根手指头。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下，我才产生了讲这样一个故事的愿望，尽管它并非有多么惊心动魄，甚至显得有些陈旧。
有一次，她调侃地说：“想不到那个流着黄鼻涕的又脏又丑的小男孩，后来居然成了作家，有没有搞错啊！”
二十年前，她只和我说过一句话。二十年后，她却成了一个爱说话的人，面对她的所谓的作家同学娓娓而叙。我们一起回忆着，忧伤着，感叹着。更多的时候，我这个所谓的作家，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波斯诗人鲁达基说：“谁打开了话匣子，谁就和不幸连在一起。”还真是这样，伟大的诗人就是伟大的诗人，他的思想和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性和精确性。
她说，我真的很美吗？
我说，是。
她说，可是从小到大，我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你们一边议论我的美丽，一边却有意识地在敌视我、排斥我，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没有我。每次看着别的同学上台跳舞唱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特别羡慕。我也想跳舞想唱歌，人都有表现的欲望，是不是？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可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我就应该按照工人阶级的子女对待才是。平时，你们又孤立我，拒绝我加入你们的游戏。很多时候，你们玩得那么开心，我只能站在旁边默默地观看。我不爱说话，你们就认为我自以为是，清高、孤傲、冷漠、不近人情。还有不少男同学总是想方设法接近我，要和我交朋友，被我拒绝后就在私底下给我起一些很不雅的绰号，时不时地搞一搞恶作剧，个别同学还在回家的路上将我堵住，然后是一番羞辱。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有多美，和其他女同学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牧区来的同学倒是挺好的，他们胆子小，心地善良，容易沟通。我和其中的几个成为了好朋友，当然我指的是女同学，也就是所谓的闺蜜。
我多少有点调侃地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错。你想啊，革命嘛，就是要革掉一切被认为是美的东西，你也在被革掉之列，命是可以保留的。不让看《青春之歌》，不让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总得让人们做些别的什么吧？在这样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集体疯狂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要么革别人，要么被别人革，不革是不行的。
她说，我现在还美吗？
我说，是。
她说，我在这个城市当了几十年的绿化工人，有一个听上去很美的称呼，城市美容师。而我这个美容师的报酬，比起那些专门给老板、大款、阔太太服务的美容师差远了。在这个城市的许多街道和角落，都有我栽下的树，有的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还有我种下的花草。我毫不夸张地说，仅仅就我栽下的树和种下的花草，完全能够给我建筑一座豪华的公寓和大花园，而且还绰绰有余。可我住的是最高的楼层和面积最小的房子。平时我连出租都很少坐，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骑一辆自行车上下班。不过，只要我愿意“奉献”自己，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有许多人不止一次地暗示我很美，其中不乏有权力、有身份、有地位、有金钱的所谓精英人士和成功人士。可我就是不愿意，我有丈夫有可爱的女儿，有我苦心经营出来的家，尽管这个家显得有点儿寒酸。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从来不化妆、不涂脂抹粉、不描眉勾唇，该是个啥样子就是个啥样子。我平时不怎么看书的，但有一篇文章我不仅看了，至今记忆犹新，叫《素面朝天》，而且我还同时记住了这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她叫毕淑敏。实话实说，真正懂女人的其实还是女人，而不是你们男人。也有人说我是这个时代的傻子。我的作家同学，你说呢？
我无语。
我还能说什么呢？她不是已经都说了吗？
静静地看着她那张依然秀美的脸颊以及充满忧郁的眼睛，我内心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无疑，在虚情假意泛滥成灾的年代，在假冒伪劣随处可见的今天，她的这种率真、这种朴素、这种坚守，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她说，我们还见面吗？
我说，为什么不呢？
我俩都大笑起来。
这不？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齐聚一堂，又见面了吗……
200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