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曹延正告诉我，他已经加入了组织，看他兴奋与信心满满的样子，我也装得很高兴，和他一起到小店里庆祝了一下，他第一次喝了一杯像我们这亲的下力人才喝的红苕酒。
对于我来说，任何一个组织都只能属于那段历史，跳出那个范围，不管如何宣传与标榜，都不再原汁原味，再加上人员的新老交替，要想保持原样，那基本就不可能。虽然有人会说自己代表了什么，但是，时过境迁，所有的基础都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如果不变，那本来就违背历史规律，就像一个贫农，他经过艰苦朴素挣得了家产，但当他的后代来接班时，还让他们艰苦朴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增加土地而不是管好土地上，那么，这本来就不合理，但如果这个后代着力于把土地管出效益，艰苦朴素当然可取，但精明的管理才是重点，非要说不变以示自己的高尚，必然把人变得虚伪。社会自然要比这复杂得多，更可况我们是个从来不墨守成规，而是总是玩弄规则为能乐，为能的民族，变是必然，不变，那是才是偶然。
我并不刻意反对谁，因为无论选择什么道路，最终的结果都是殊途同归，换的只是人，而这些人具有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一直未变的共同点，那就是精英，只是这些精英们在走上精英道路时，选择了不同的武器。在那些注定只能成为下层人的不断推送下，新的精英们把老精英从上层拉下来，或者取而代之，或者将它溶入到新的团体中。如果你好好看看历史就会发现，我们的民族是最利于精英成长的环境，因为没有规则或者精英们就是规则，所以，谁坐上了精英的位置，谁就可以定立规矩，有没有人遵守那是另一回事，能定下来，让人表面上服从就行，对于百姓，仍然使用几千年屡试不爽的策略，只要甘居下层不冒出个新的精英就行。
正所谓物以类聚，拥有众多像曹延正这样的人的一个组织，至少标志着这个组织在这段历史里是值得人敬佩的，他们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品格，坚守信念，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绝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地位的上下而妥协甚至改变，他们不会把自己放在人生的最中间，也不把利益作为考虑的因素。
组织由人构成，人员会决定组织的性质，组织对人的改变那是相对的，而人对组织的决定却是绝对的，当人员的成长经历、认知过程、人生体验这些源于社会现实的内容发生改变以后，这个组织也必定会发生方向的偏移、思想意识的动摇，局部来看，甚至面目全非。这样的改变很多时候也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无可厚非，而且这种变也是对历史的一种适应，对未来的一种展望，但是，有一样，却一直都没有变过，那就是半争，心智的较量，人性的残杀，不管在哪个组织，最终都将走向，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掩盖于合作之下的斗争。有伟人曾经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可以推进人类的进步，但是，却并不一定能在族群里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在我们的价值里面，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他能决定多少人的命运，能让多少人为我所用，听从指挥，服从安排，能对社会规则玩弄到什么程度，哪怕只是欲望的满足，也要以他人讨好似的自觉自愿为基础，因而与人斗，才成了终极人生目标。应该说，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因为这种精华存在，使我们的民族每次在大灾大难面前，总能团结一心，只要精英们有了共同的认识，再强的外敌也能被打跑。当然，这得有个前提，那是旧精英们愿意承认新的精英集团的崛起，否则，历史上那几个受当时的外族所侵的教训就会重演，幸好，这次没有出现。两千多年的历史过去了，精项们偕时与进，前赴后继地践行着这一精华，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也丰富与强化着这一思想的内涵。
虽然我只是经历了两千多年中的三个节点，但我却发现，古语所言，时危见臣节，世乱见人心这话的正确，在这些时候，你才有真正找到灵魂高尚之人，他们无私无畏，坚持信念，总是把民族与国家、人民放在首位，漠视残酷的组织斗争。而和平年代，精英们全力斗争，以各种方式掩盖事情的真相，而那些蛆虫一般的读书人，趋炎附势，大肆吹捧，于是，社会价值便四分五裂，再也无法集中，直到新的精英抓住这种机会竖起自己的大旗为止，大家各自为政，只能先照顾好自己，能捞则捞，能得就得，在个人地位起伏不定的现实里，最大限度地搜刮物质，积累财富，把所有的社会规则玩弄得体无完肤，人生的意义就彻底地崩溃了。如果你要渴望或者期待和平时期精英们有良知，有信念，那么，你将大错而特错，乱世出英雄，正是因为他本就一无所有，所以就无所谓有还是没有，他最希望得到的只有人心，因而，他才会真心实意为人心而奋斗，就像刘帮的前期。
曹延正的工作更加卖力，早出晚归，经常声音嘶哑。有一次，他居然被人黑整了一下，几个流氓围住他，好一阵拳打脚踢，他的头被打破，鲜血直流，身上轻一块紫一块，痛得他直咧嘴。但不管我怎么劝阻，他还是要赶回他的小屋去，他要赶稿子，他要印报纸。
虽然曹延正已经加入了组织，但当时我还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能成为精英，所以前面那些一无所有的精英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理论并不太适用于他，他的最为可贵之处是他不是一无所有，但却做着像一无所有的精英们一样的事情。只可惜，他的生命太过年轻，老天并没有给足他像其他人一样成长为精英的时间与后人，所以，借此一段，也算是对他的凭吊吧！愿我心中伟大的普通人能安息，也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发发雷霆之怒，把那些违背了组织初衷之人打下十八层地狱，取缔那些靠吹捧与钻营起家的读书人谈文论道的资格，如果真这样，可有得他忙了，好在他身边肯定有着无数的志同道合者。
敌机轰炸频率不断降低，最后，完全停了下来，山城再次“热闹”起来，秘密警察、特务如雨后春笋般从山城各处的石头缝里钻出来，地痞流氓横行于市又极力地表现着自己的组织态度，就连搬运工与雇主也突然对立起来。现在，搬运工开始与雇主讨价还价，或者直接哄抬价格，收入增加了，工作量减少了，但工作的责任感却降低了，偷工减量、拖拉工期、要挟停工，花样百出，有时，见雇主软弱，大家就群起而攻之。雇主也蛮横起来，他们有时会雇打手来监督或者*迫搬运工干活，打了人还不付工钱。我感觉前段时间不时光临的炸弹像是悬于人们头顶的灵魂一般，降临了，人人自危，每个人都觉得需要别人，所以团结了，责任心也出来了。当危险离去，人人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自己而活着，于是，斗争再次展开了，合作，被放到了一边。下层尚且如此，上层更是斗得个不亦乐乎，精英们乐此不疲，以苦为乐，似乎余音尚在的民族大义、民族存亡已经完全成了口号与借口。
弹子石虽然离当时的山城主城很近，只有一江之隔，但是，因为隔了一条江，相对来说就离了名利斗争的视野，因而对于曹延正与他的那些朋友来说，这里就成了相对更为安全的地方。好些在城里呆不下去的人，都到这里来投靠曹延正，一起偷偷摸摸地干着他们自己的事业，日以继夜，长年累月，一向以洁为傲的读书人们，生活比我们这些下力人还要艰苦。
曹延正为了解决这些朋友的生活问题，想了很多的办法，他向家里伸手，但家里知道是为这事，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派人来要强迫他回去，他曾多次躲到我这里。他多次向我提到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经费紧张，有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得不放到一边，我就从我的工钱里拿出钱来支持他，反正这段时间得益于工友的争取，我的收放大幅增加，我又没有用的地方，就全给了他。后来，他要的次数多了，我就把床下的钱取出来，一次一次少量地交给他。我告诉他，最近我的收入相当可观，他居然不怀疑钱的来源。这让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古怪，当年，他宁愿卖掉家产、田地，却不愿接受我盗来的钱，现在，居然就忘了钱的来处，难道这就是卷入组织斗争之前与之后的区别吗？曹延正是丢掉了信念了吗？他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不敢肯定。
曹延正很感激我的支持，也把我当成了坚定，有信念的人，他把我介绍给他的那些朋友，而且暗示，如果我提出，他可以当我的介绍人，而且也可以请另外的人一起做我的介绍人，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很认可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为他们高尚人品而心生敬意，他们为了自己的所谓理想与信念，置个人利益，个人安危于不顾，但是，对于我这个六十年后才会出生的人来说，这不是我的时代，我的时代已经没有这重的信念存在，而且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信念只能存在于这个时间空间。他也跟我谈到，他想到搬运工中发展人员，以使组织更加地深入到基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发动他们加入到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有时，他们会利用裕华街小学为掩护，组织培训或者召开大会，我就成了他们的门卫、哨兵、护院，甚至通信员。如果历史真有轮回，我相信他们是人这种物中的精华所在，一种完全脱离动物性的人，他们只有他人，只有使命，只有信念，只有意志，唯独没有自己，没有利益，没有地位，没有权利。
随着投靠曹延正的朋友增多，像闻到腥味的苍蝇一样紧随而来的秘密警察、特务、地痞流氓也越来越多，他们到处寻找着机会，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成天惹事生非，让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有人会认为这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其实，这也是他们内疗斗争的结果，因为立功也是斗争的手段，打击敌人，就能在自己的内部蒙求到地位与权利，所以，他们这样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自觉行为，切不可与他们的职责与义务相混淆。
但是，这些人并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击对立派，他们都把自己打扮成卑劣者，采用捣乱的方式来破坏曹延正他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因为这中间还存在着一层窗户纸。
有一天晚上，曹延正组织十几个搬运工学习，几个喝得醉醺醺的人非要闯进学校里，我没有说任何的话，而是紧紧地把住大门。
几个人跌跌撞撞地涌上来，试图把我推开，我双手抵住前两人的胸往前一推，两人便朝后疾速退去，撞到了后面几人的身上，黑暗中摔倒一大片。
他些人爬起来，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正在扮演醉酒者的角色，一起拔出短刀朝我进攻，虽然我并不惧怕这几个人，但是，黑暗中，稍有疏忽，就会相当危险。而且，我相信，这里面的人当中很可能有持枪者，狗急跳墙，他在暗处我在明处，就更难防，所以我非常小心，发力比平时小了很多，注意力也没有平时集中。不过，好在这些人的本事也不是很强，经不住我的打击，只一下，就疼得直不起腰来，如嚎般的惨叫立即惊动了在教室里学习的人，他们一起从里面出来。
那群人当中，多数都是搬动工，哪怕在微弱的灯光下也很好分辨，而站在其中的曹延正瘦弱、文静的体态也同样十分显眼。
见里面的人出来，而又不能冲破我的阻拦，那群人只能退缩，但是，我看到那个一直站在远处观望的人，从腰间抽出一把枪来。我早就防到他们可能会使这样的招数，先是纵身朝侧面一跃，跳出有两米多远，然后再猛然向前，只需要两步就能扑到那人面前，但是，在我到达他之前，枪声响了，我发现他的枪明显不是指向我的。
我没有停下我的动作，到了近前，一伸手，就摘下了他的枪，用手肘撞到他的胸部，再将枪管朝他身后的墙上一敲，枪管就弯了。那人瘫软在地，其它人赶紧过来那拖那人，被我一吓，全都一溜烟跑了。
这时，我听到了喊声：“曹老师，曹老师。”
我回过头去一看，原来，那人是要射曹延正，而这一枪确实已经射中了他。这完全是我的失职，居然没考虑到他的目标是曹延正，像他那样的人，在搬运工里面，实在太过突出，他们一律精瘦，一律文弱，但却总是精神亢奋。
我几步窜了过去，扶住了曹延正，我检查了他的伤口，还好，只是手臂擦破了些皮。我们七手八脚要把他抬到医院去，但是，附近并没有稍大一些的医院，只有裕华纱厂一个小小的医务室。虽然曹延正很不愿意，我们还是坚持要把他送到裕华纱厂的医务室，而那个被我打伤的人，趁我们招呼曹延正的时候，被几个返回来的人扶着走了。有搬运工去追，发现他们上了一辆车，一溜烟便跑不见了。
不幸中的万幸，曹延正没什么大碍，只清洗了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回学校，就把他带到了我的棚屋里，和学校里相比，虽然一样的很乱，但是，味道却非常难闻。
枪声给很多曹延正的朋友报了信，他们在得到确信后，都到这里来看望他，这也让他们感到紧张，因为在山城里发生的事情，又在这里再度重演，看来，弹子石已经不再是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们又能再哪里搬呢？
曹延正虽然受了伤，但是他对再次改变搬家反对最为强烈，他认为，如果远离革命的主战场，那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他的坚持让所有的人都平静下来，一起商量着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决定坚守岗位，立即向上级报告，组织活动揭露敌人的阴谋。向上级报告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人，他打算明天早上坐第一班轮渡，到红岩村汇报，而写文章揭露敌人的阴谋就落在了曹延正的身上，因为这件事，他体验最深刻。
曹延正的文章在他们的油印报里出现了，而我，也被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勇斗数名穷凶极恶歹徒的孤胆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