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车渡上人比较多，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得在路途中截住他们，所以在放慢了一段时间的速度后，我又加快了速度。
在前面还没有下坡的一个急弯处，我站到了路的中间，我不想和他们作太多的周旋，只要能救出曹延正，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可以，当然，我不相信我会牺牲，而是为了曹延正，我可以放弃自己的原则，杀那么一两个人。
我听到了汽车的声音，举起了手中的手枪。车出现了，司机肯定已经看到了我，急忙把车刹住，我连动作都没有做一下，就扣动了扳机，车前的玻璃出现了一个小洞，司机头上喷出的鲜血立即染红了玻璃，这让我反而看不太清车内的情况。
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人反应也非常快，推开车门，将车门作为掩护，就要向我开枪，但是，我的动作要快上他好几倍，他还没来得及瞄准，我的枪已经响了，又是一枪爆头。车后排的两人急忙拉扯着曹延正出来，要躲到车后去，他们本想要向我开枪，但我一枪打到车玻璃上，玻璃“哗”一声全碎了，他们便躲在车后不敢抬头。
我几步冲上去，用枪指着他们，他们只好把枪丢在了地上，向我投降。
我从车里翻出绳子来，把那两人绑了，嘴里塞上用来擦车的绵纱，然后把他们的枪捡起来，全都插在了腰间，这样，我的身上就有了五把枪，使我的腰间成了个枪械库。
我把曹延正扶起来，看来，他受的伤还不轻，走路都已经一瘸一拐，而且得咬着牙才能坚持。我问他下一步怎么办，弹子石肯定不去了。
“我们得回去通知那几个同志，敌人很可能会对他们也下手。”
“你不用担心了，敌人已经动手了。”
“怎么，他们也落入了敌人之手？”
“没有，我把他们都救了。”
“还好，这都是革命的火种，没有他们，我们的革命就无从下手。”
“他们已经准备要躲到其它的地方去。”
“他们有说到哪里吗？”
“没有，我来救你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商量好。”
“糟啦，虽然我已经考虑到敌人会下手，但没有想到过他们会这么快下手，所以，从来没有跟他们商量过撤离的路线。”
“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还是不放心，他们的斗争经验很不足，而且，我是他们的上级，如果我不管他们，他们就无法找到组织，所以，我们得回到弹子石去，不然，我们就可能失去这些好同志。”
“这样吧，把你安顿好以后，我去找他们。”
“不行，只要他们能与我的上级联系上，没有我，也没有关系。”
“不行，你不能回弹子石，且不说你已经受了伤，就算你到了，也未必能找到他们，还有，你逃脱了，敌人能甘心吗？你不但不能救他们，反而会害了自己。”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他们只是些下力人，不容易引人怀疑，很容易隐藏自己，所以，你没必要*心，我倒是觉得你要赶紧通知你组织里的那些人，敌人已经下手，一定要做好防范，最好是能暂避风头。”
“你说得也有道理，要不，你去弹子石通知那些人撤离的路线，我去通知我的上级。本来，应该你去通知我的上级，而我到弹子石，我不能把你往危险处送，但你无法找到我的上级。”
“不用回弹子石，那面的事，他们自己能安排好，你管好你自己吧，我送你到你的上级那里去，等你安顿好了，我再回弹子石。”
“我怎么能弃自己的同志于不顾。”
“不说了，我们走，再不，这里也危险了。你说，你的上级在哪个方向。”
“城里。”
看看车渡已经在开始装车了，我便把他背到了背上，朝车渡跑去，边跑，我边让曹延正擦掉脸上的血迹，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车渡的工人并不斤斤计较，我样要搭他们的船，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千斯门的一个小巷子里，我们找到了曹延正上级的住所，但是，曹延正看到了窗台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告诉我说他的上级已经出事了。虽然不知道人是不是已经被捕，但从好些躲在暗处的特务来看，肯定凶多吉少。
曹延正的组织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害他们不浅，整个组织系统受到的破坏非常严重。前段时间，特务们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正是为了摸清情况，等机会一到，便毫不犹豫地下手，力图一网打尽。我有时会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的那些精英们，在与自己人斗争的时候，其急迫之情，远远大于与入侵的外敌的斗争，所以才有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结果是自己先消耗了力量，更有利于外敌。如果不是因为其它国家的参战，漳国鬼子要来个维持现状，然后坐山观虎斗，那就得应了王煕凤的那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从内部烂起，那就一下子就能死绝。要是当年漳国飞机轰炸时，所有的人都以这种心情来对待漳国特工的话，损失就会减少很多了，因而外敌的可怕并不在于他们如何凶狠，而在于我们自己总把自己人当成真正的对手。
曹延正找到了一位他的同学，暂时在那里住下了。经过一夜的休息，他的身体基本复原了，他受伤虽然有些严重，但还不致于伤筋动骨。第二天，他就要与我一道回到弹子石，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我告诉他，就算要回去，那也得等晚上。他似乎认可了我的建议，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他差不多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但是，他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醒了，他告诉我，没有得到那几个同志安全的消息，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我还是在努力争取，只由我一个人回到弹子石去，但曹延正却死活不干，因为他觉得，有些信息，是绝不能让组织外的人知晓的，我实在是拗不过他。
看看太阳已经落下大梁子，我们出了门，我们没敢坐轮渡直接到弹子石，而是打算先到弹子石上游两里远的野苗溪，再沿河走到王家沱的棚户区。
看看就要进入棚户区，我找了一家信得过的人，让曹延正等在那里，然后由我去找那几个人，看他们还在不在，或者打探他们的去向，如果他们在，我就把他们叫到这里，由曹延正为他们介绍如何找到上级，再与华蓥山的游击队联系。
我摸进了棚户区，找到几个觉得能够信任的人，他们虽然惊异于我这个哑巴能开口说话，但也没有对我产生怀疑，有人告诉我，他们三个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警报台附近。我回到自己的棚户，把床下剩下的所有大洋都带在了身上，我相信以后肯定用得上。
警报台离这里有两里多路，虽然并不太远，但是，在此情形下，穿过人烟密集的地方，安全会很不保障，但曹延正依然不听我的劝阻，偏要亲自己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如果把他们找来，那么，危险就被推给了那些同志。
警报台处于裕华纱厂后面的高坡上，背靠东三坪，面临东江，虽然只有不到十五米高，但因为四面都没有遮挡，所以视野很好。抗战胜利的当天，警报台就被撤消了，政府人员撤走，只留下一个工人留守，而这个工人，就是当年搬运工中因为受伤致残而被裕华纱厂收留的人。我们果然在警报台找到那三个人，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而且又怕曹延正回来找他们，因而并不敢离得太远。
曹延正向他们作了交代，这三个人立即收拾好东西，和我们一道，坐小木船到了江北，然后再顺着嘉陵江北上。
到北碚，曹延正和我与那三人道别，他们要直接进入华蓥山，而曹延正和我要回一趟曹家湾，因为曹延正觉得有必要回家看看曹仁江，争取得到他的支持，另外，他也得回去看看那几个当年的农协成员，他希望能把他们也组织起来，趁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动手的时候。他觉得，从这几天的形势看来，敌人对于任何对手和潜在的对手都绝不会留情，肯定会进行血腥的清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做好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我把钱分了一些给那三个人，现在，曹延正才真正知道了这笔钱的来历，但是，他已经无力再反对我的这种做法，只能保持沉默，能把革命对象的钱用到革命本身，那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我们回到曹家湾，找到了那几个曾经的农协成员。当年，他们被逼出走，虽然也上了华蓥山，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队伍，后来，抗战暴发，再没人追究那件事，他们便偷偷溜回来，一看没人过问，便又开始做自己的农民了。除了曹延正回乡募捐找过他们，一直都没有人与他们进行联系，他们不知到自己要干些什么，只能专心地做自己的农民，虽然也偶尔开个会什么的，讨论一下大家的生产与生活情况，但是，那样的讨论大多成为业务探讨，没什么组织意义。
现在，曹延正成了组织里的人，自然令他们肃然起敬，对于他的话，非常愿意听，但是，当曹延正说到要上山时，他们却犹豫不决了，因为作为农民，生产顺利，生活安定，他们就不想有任何的折腾。曹延正也有些无奈，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说服他们，于是便准备在曹家湾多呆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发动这些人。
我回到我曾经的家去看了看，仁富与嫂子还是那个样子，两个孩子已经大了，成了家里的劳动力。
为了保护曹延正，我还是跟他住在一起。曹仁江已经老了很多，头发胡子都已经花白，与我这个未来的七十多的人相比，他的年龄要小好些，但是老态龙钟的样子却是我无法想象的。
曹仁江已经觉得自己老了，他想到了交班，他要把所有产生的经营交给曹延正，看他能不能把祖宗的产业发扬光大，把曾经丢掉的产业再找回来。曹延正不但不接受曹仁江的意见，反而要他把土地分给佃农们，要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曹仁江一听，立即气得吐了血，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能站立起来，在曹延正上山的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几个侄子瓜分了所有的财产，但在山城解放时，全都被划为了地主成份，自己与后人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曹延正非常愧疚，久久的坐在父亲的床边不愿离去，后来，他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也同样表达了自己对于父亲深深的愧意。虽然绅粮们已经没有几年好日子，有的甚至已经是日朝暮途穷，但是，由自己亲自将父亲送达了一天天耗着的日子，应该算是他的错，也许，他用一些更加温柔的话语，就算父亲不能认可，但也不致于对他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从我的理解来看，任何的社会变改，最先受害与永远受害的，都是某个阶层里的善良者，造反的善良因为容易轻信于是，所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盼望着通过改天换地来挤进上层的人所谓的事业之中，充当炮灰再所难免，而居于旧的上层的善良者同样处在尴尬的地位，保卫旧秩序的人要欺压他们，新兴的阶层更要拿他们开刀，因而，当一个新的秩序建立后，善良者就都差不多绝了迹。
曹延正并不担心曹仁江的病情，因为他知道，就算他在身边，曹仁江的病也只能用相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如何让那些农协成员上山，拿起武器与敌人斗争，那才是最重要的事业。他这样对我说，上一次抗租秔粮，之所以失败，一方面与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的大环境还没形成有关外，也与大家没有认识到建立自己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为只要有几条破枪，把敌人挡住就行。哪知道反对政府与绅粮的私人武装相结合，再来个各个击破，形势自然就变得对农民们不利了。
把那几个人发动起来，一起上山成了曹延正最为紧迫的任务，虽然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是，他却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革命力量的壮大，并不是完全都要上级安排，每个革命者都是星星之火，到了哪里，就要把哪里的革命之火点燃。很显然，他的目标任务有些艰难，按其它地方的经验，只有当当地的农民受到残酷的压榨，生活已经难以坚持下去时，才可能点燃这把火，然而，曹家湾的情况却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虽然当年他已经做了大量的教育与发动工作，但在，在安逸的生活面前，觉悟并不能战胜现实，农民们的眼光真的非常短浅。
连续与原来农协的成员交流了好几天，但是，农协成员们似乎对于革命已经失去了兴趣，这几年，一直风调雨顺，而且，由于物价高涨，粮食更是一日数价，所以，家家就有了些余粮，生活已经算得上惬意了。原来的那些农协成员们，不管是村里的人还是他们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成农协的成员了，他们成天围着自己的生产转，根本没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一切都已经回复到了自然的状态。
曹延正并没有泄气，他自己也觉得有时时机不成熟，没必要强求，觉悟的提高，得拿事实来教育，光有理论，远远不够。他打算在家多住一段时间，也许，等年终时，会有些新的情况发生，可以加以利用。
正当曹延正耐心地等待机会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暗潮汹涌，众多的党派在自相残杀到来之前，用智慧进行着博杀，希望在接下来的暴力斗争中占据更好的位置。和平是主弦律，但每一个音符都含着杀机，把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纷绕一阵的民族搅得风起云涌，形势更是扑朔迷离，除了那几个精英中的精英，谁都觉得可以一眼看穿，但谁都都结果茫然无知。
对于旧的精英阶层而言，他们占据了更大的优势，整个国家的资源，现实的，未来的，虚拟的，都要以调动起来，对新兴的精英们实施全面的要打击，以根除后患。
曹延正对于这样的形势一点未觉，只是一心地等着机会，他从来没有把领导那伙人看在眼里，因为就拿他们对待“棒老二”来说，那些人也不过是些洪湖流寇，他们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但他却忽视了一个问题，“棒老二”再凶，也不会危及政权，但如果不对这些造反者加以打击，那么，就不是损失几条人命或者钱财的问题，那会决定政权生死存亡。
在我们的民族，不管是哪个精英群体当政，都有一个特点，再小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想办，都能拖上十年八年，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再大的事情，甚至在其它民族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人有人下决心，就一定能办好。所以，领导在得到上面的指令后，很快纠集了包括县里的警察，绅粮的私人武装，准备到曹家湾将反叛的曹延正捉拿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