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再拉，而是照原样把绳子的一头缠在了一根木柱上，这应该很好解释，是那三个人自己没有把绳子捆紧，松了下来，或者余志恒在他们到来时，故意弯一下腿，使重心下降，一样可以能骗得了人。
我朝着门口走去，在黑暗处呆久了，看到外面的夜空，觉得要亮堂得多，我很快来到门口。
“喂，哑巴，把灯也打开。”
我果断地打开了灯，我相信，这时，他一定能看清我的背景，而从我的背影里，很容易就知道是谁。
我刚走出仓房，把门合上，就听到坝子外有声音传过来，我赶紧又躲到暗处，看来，我这功夫是白做了，如果“三虎将”回来，再一检查，就算他们不会怀疑，肯定会把绳子再次拉紧，好让余志恒吃到更多的苦头，也许，我应该再留下来帮帮余志恒。如果你认为我真是为了帮助所谓的好人，那就错了，我似乎天生就有着一种欲望，与坏人作对，越是坏的人，我越会觉得与他们作对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对于好人，我从来就没有看清楚过，因此帮与不帮都无所谓，不帮甚至更符合我的态度，因为谁也无法保证，那些好人会是真正的好人，这样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现在来的却不是三人，而是七人，有人手上还拿着尖尖帽，纸板牌子。
那七人很快走进了仓房，我凑到门前，发现几个人似乎并不理会余志恒，而是搬了一个柜子到灯下，一个人站上去，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灯炮来，然后叫下面的人关灯。灯刚一关，就听到那人大叫了一声，灯很快又亮了起来，原来，那人是要去换灯炮，结果烫了一下，如果不是刚才关了半把个小时，这灯非把他烫伤不可。
“老子说你个龟儿傻吧，你不信，那灯开了这么久，不把你手汤熟才怪！”
那人摸了摸手，说：“还不是很烫，是有一点！”
“你他妈张嘴说瞎话，那能不烫吗？给老子快点，****先人板板，老子还等着做正事，用布包着。”
灯再次熄了，等那人叫开灯时，屋子里顿时雪亮一片，刺得人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好亮的灯！”
“你妈当然亮了，这是小组晚上开大会用的灯。”
几个人这才来到余志恒的面前，我发现余志恒果然故意蜷了腿，使身体的重量全都落在了两支反吊着的背上，也许实在太疼，全的身体还在发着抖。
“余三，这事也怪不得我，有人要我们这样做，明天，我们就会开打倒奸贼的社员大会，今天，就借你的身体让我们来演练一下。这应该比吊着舒服，现在，有人说了，你认与不认都是一个样，反正，奸贼你是当定了，说不定，你还得到小组和队里去接受斗争。”
“我是组织的干部，你没有权利斗争我！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除非是组织要这样。”
“你不要跟老子扯这些，老子也是组织里的人，你还是我的介绍人哩！告诉你，现在，老子说了算，老子要斗争哪一个就斗争哪一个，不需要批准，也不需要哪个龟儿的点头。余三，识时务的就好好配合，也许会少吃点苦，不然的话，老子有的是办法，你要不信，你可以试试。把他给老子放下来。”
余起恒终于被放了下来，他再次跌坐在地上，脸上的紧绷的肌肉终于松弛了下来。
“把他押起来！”
挂好牌子，杨广富又接过尖尖帽，要给余志恒戴上，此时，余志恒却开始挣扎了，身后的两个人得花大的力气才能把他控制住。
“我不能戴尖尖帽，那是给阶级敌人的，我不能戴，我是组织培养的干部。”
“我不管你是干部不干部，被斗争，就得戴尖尖帽。”
“不行，绝对不行，要斗争我，可以，为组织工作，我有一颗红心，但难免有错，要斗争，我认可，但是，我不是阶级敌人，不能戴，这是原则。就算是死，我也不会低下头来，我问心无愧，对得起组织的事业。”
“现在这个时候，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咹！”
杨广富正要将尖尖帽戴到余志恒的头上，余志恒拼尽了全力，也要躲开。
“杨广富，我正告你，你绝不能这样对待组织的干部！”
押着余志恒的两人似乎也感受到了压力，边用力要按住他，其中望着杨广富。
“杨老幺，我看还是算了，他好歹也是我们的书记。”
“书记？书记算个球，老子专治书记。”
“杨广富，算我求你了，你要怎么斗争都行，不能给我带尖尖帽，行吗？我求你了。”
听到余志恒的这句央求的话，连我都有些感动了，一个人，居然连什么样的屈辱都能忍受，却不能忍受戴一顶尖尖帽，这是精神的力量吗？余志恒突然在我的眼里又高大了几分。
“算了，算了。杨老幺，余三都在求你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几个人都在劝阻，杨广富也找到了台阶，就把尖尖帽扔到了一边。
演练正式开始，杨广富走在最前面，后面是坐着“喷气机”的余志恒，再后面是押他的两人，最后是两个背枪的民民兵。杨广富不停地喊着口号，“打倒奸贼，人民民主专政成见，贫下中农万岁。”
走了两圈后，杨广富告诉那些人，哪里是群众席，哪里是斗争席，民兵应站哪里，揭发的人应该站哪里。
最后，就由那两名揭发者站到了余志恒的面前，指着余志恒开始结结巴巴地控诉，说他打压贫下中农对奸贼的斗争，一切唯生产论，不顾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得本大队的革命斗争主向发生了改变，差点影响到了小组的革命形势。
有的读书人总是把农民当成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这种时候，农民的创造力是多么的强大，他们同样有能力把真话说假，把假话说真，任你有比天还高的文化，也无法分辨出它的真伪，而他们朴实的外面，更使得这些假话显得更加的真实。只是，这样的能力要有着一双慧眼去发现，一种思想去引领，只要给他们以机会，他们就能创造出奇迹。如果你能好好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好些个农民，既无知识也无文化，居然就能爬到权力的最高峰，让那些自诩为鸿儒巨匠的读书人甘居下风，为他服务，任他宰割，为了那点可怜的俸禄，像狗一样讨好卖乖，还要不择手段。这也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完全可以建立在没有文化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读书人的作用只有一个，装点或者迷乱社会，而不是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价值观。
这个场把戏虽然是我第一次看，但是，于我来说，也实在太过无趣，我准备要离开了，因为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杨广富似乎已经把武斗变成了文斗，没有我能插上手的地方。
我刚转身离开，远远地看到来了一个人，那人正是余正林，他却没有进仓房，而是在外面与杨广富低语了一阵，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
第二天高音喇叭一响，就播出了通知，说今天要举行全大队斗争的大会，所有的社员都要花朝门生产队的大坝子集中。
吃过饭，全大队的人都陆续到来，像这样的大会，没有人可以不参加，上班下地，可以有特殊情况，这个可不行，谁要是在这方面犯了自由主义，纵然你是“金字招牌”，那也是难逃下一场被斗争的厄运，只要上了台，要想下来，那可能是自己的这辈子，儿女的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对于那些本就没有“金字招牌”的非贫下中农，那更是不敢怠慢，得坐在斗争现场的专门席位，如果有需要，还得上场去“陪杀场”，一不小心，就被卷入了挨斗的中心位置。在这种场合，说话更得小心，稍有一慎，立即就会被人给揪到台上去。生产队里曾经有人就因为在淋粪时说了一句“淋飙了”，结果被打成了现形反革命，因为那是对领袖的诬蔑。
斗争会在九点钟开，才八点钟，会场设置的高音喇叭就扯开喉咙叫了，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因为音源只有唱机，有人就故意便唱处不能按正常速度旋转，歌声就时快时慢，显得很不严肃。但是，只要没有领导在，谁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要说那是人为的，那机器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定，自己都会扯拐。当然，这得有一定的胆量，而且，还得有底气，拿得出“金字招牌”。
大会由余正林组织，但是，主角却是宣传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红星大队这个在忆苦思甜运动中成绩斐然的地方，在抓这场革命运动中一样会做出成绩。
余志恒坐着“喷气式”上了台，杨广富果然信守了承诺，没有给他戴上高高的尖尖帽。
就在昨天晚上，受到了这样狠毒的折磨都那样泰然的余志恒，在黑压压的一大片社员的面前，却显出了沮丧，他连头都没有勇气抬起来，一直直面着地面。
一场已经演练了多遍的戏剧就这样上演着，台下的观察仿佛不是观察而是一群蜡像，眼光呆滞，没有一丝的反应，只要有人高呼口号，他们都会紧跟着叫出来，根本就不管口号的内容。如果我是余志恒，我也会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失落，他一心为着大队，一心为着大队的所有社员，但当他有难的时候，而受这样的难却正是因为为着大队，为着社员时，却没有任何社员愿意表现出对他的同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现实，几千年来，百姓们似乎一直都有着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不管哪方斗哪方，不管哪方正义或者不正义，他们只有一个念想，过自己的平安日子，谁与谁斗争完全与他们无关。这能怪群众吗？太多将他们作为棋子的组织斗争，任他们如何分辨，也总逃不脱被利用的命运，不管是哪方胜利，精英还是精英，只不过管了一泼人而已。尘埃落定，或者原来的精英保住了地位消灭了欲取而代之的精英，或者新崛起的精英取代了旧的精英，或者两路精英最终共享了权力与地位，该做牛做马的还是做牛做马，该受压迫的还是受着压迫，奉承的话听了千遍，美好的未来被描绘了万遍，结果，还是以人对良心背叛的程度来决定人的命运，还是以对规则玩弄的巧拙来决定人的权利，还是以对民族利益出卖对同胞的欺瞒的多寡来决定人的地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但凡走上了从政道路的人都不值得同情，除非那是他们的亲人，那亲的话，他们就可以毫无责任与公义地支持。这种状况对于组织人物来说，有着极大的好处，不管自己离正义有多远，只要鼓吹自己是正义的，拿到主动权，那么，就绝不会有人反对说他没有正义。因而，在这里并不存在着正义与公平之说，只要自吹自擂，那就是公平与正义，反正都是自圆自话，没有公理，也没有证明过程。这反过了也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现实，使得组织家们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他们所要做的只要一条，拿到强势的话语权，那么，什么都可以没有阻碍。
按照宣传队人员的总结，这次斗争大会十分成功，热烈而又组织有序，充分体现了红星大队组织的坚定有力，贫下中农对革命的热情，完全超出了上级的预料，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大会结束，社员们纷纷散去，余志恒被交给了民兵看管，据说还要向小组汇报以后，再作出处理意见。
余志恒被软禁在花朝门生产队原申姓绅粮家最大的洋楼改成的大队办公室里，好像并没有人想要为难他，他可以完全照着原来的样子办公，接电话，读文件，有时，余正林还要向他作出请示，商量大队下一步的农业生产。
现在的余志恒已经完全恢复了原有的状态，不停地忙碌着，但是，他却不能出门，他试了几次，没有成功，他也就不再作这方面的努力。从电话里，我也听出来，在小组，实际上也有领导享受着这样的待遇。面对着工作，余志恒似乎也找到了感觉，显得非常的泰然，完全把被软禁当成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不让他太过劳累而不得已之举。工作处理完后，他不能出门亲到现场，就让余正林去，自己则倚在椅子上开始闭目养神，因为昨晚差不多没有睡成，没多久，居然睡着了，那鼾声，简直就有点惊天动地。
午餐有人专门送到了办公室里，我们两名民兵也跟着一起吃了，像是同事一般，回想起来，这种事情要说荒唐，那还真够荒唐，要说儿戏，那也还真够儿戏的。我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人生，居然第一次见到如此的组织斗争，真不知道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五千年了，算是成熟的吧，却又是那样的幼稚，如果说它幼稚，那也大错特错，那么多斗争的技术与技巧，世界上其它任何民族都绝不会有如些丰厚的积累。
宣传队的人来看过几趟，那情境，哪里是来检查民兵的工作，那完全就是来慰问余志恒的。我一向对宣传队的人反感，他们一来，本来平静的地方，必得搞得风声水起，总得弄几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出来。不过，这次看来，他们似乎也已经把余志恒的事情当成了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虽然在大会上声色俱厉，但私底下，他们应该与余志恒还是有些交情。
临走时，宣传队的人提醒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余志恒，对于组织的任何一个同志来说，都难免犯错误，只要没有给组织造成重大损失，能起来惩前儆后、治病救人，就达到目的了，绝不能一棍子打死，不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听了宣传队的话，我有些错觉，觉得这事也许就这样过了，走走过场是常有的事，有时会上剑拔弩张，会后，什么事都没有，那些经常被斗争的奸贼，只要不与贫下中农对着干，游下街，低下头，忍忍就过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生活一样，时阴时晴，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