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叫麦子湾，在宁夏南部山区的西吉县，属于将台乡。这个村子离乡政府所在地将台堡仅有三公里，但地域环境却大有差异，一座黄土山梁隔出了两个天地，山东边属葫芦河流域，一马平川；山西边属滥泥河流域，沟壑纵横。我们村子麦子湾在滥泥河上游。它四面群山环抱，一层一层的山坡梯田使村子显示出了一丝生机。沿着山坡一圈一圈下去，便到了沟底，沟底流淌着一股溪水，由于河谷是黄泥，没有沙子，所以溪水总是浑黄的，不见清澈。只有从各个山脚下流出来的细流，才显得清凉，还有一丝甘甜。这细流便是村里人长年累月食用的水源。尽管偏僻，这美好的村名还是吸引了不少南来北往的人，确切地说，是吸引了那些外地生活贫困、衣食无着、无家可归的人们。我的祖辈，便是民国二十年由甘肃秦安的一个叫做康南湾的村子搬迁到这里来的。其实这里的条件比故乡康南湾好不了多少，这里除了土地稍多一些外，其他情况与康南湾一样，差不多十年九旱，好端端的庄稼，到了四五月份，一两个月不下雨，便被晒成了“毛衣”。天不下雨时盼望雨水，可是雨水稍微下得大一些，干旱、松软的黄土经不起冲刷，便被洪水冲刷得绺绺道道，用我们的方言表述，就是“挂了椽”。有时遭遇了冰雹，一年辛辛苦苦务的庄稼便被敲打成“光杆司令”，颗粒不收。要是雨水再大点，山路便被冲垮，通往山下的唯一山道便成了“断桥”，交通便会中断，山上的村与村之间，也是鸡犬之声相闻，数天半月难以往来。尽管这个村子名字好听，给人以富庶、充实的感觉，但这里似乎一直缺少粮食，更缺少麦子，乡亲们的生活总是像晾晒衣服的绳子，紧巴巴的，从我记事起，父母便多时提着口袋到山下的将台堡粮库打供应粮，或者走村串户向亲戚、邻居借贷，甚至讨要。儿时的我，冬天拾柴火，春夏挖野菜，秋天在庄稼地里搞浮收，拾粮食、翻洋芋。稍微有点力气了，就帮父亲拉大锯解木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心灵深处自然像山路一样的崎岖。
对了，我叫彭飞。我父亲叫彭金财，母亲叫李淑英。大哥彭云，二哥彭康，三哥彭程，两个小妹妹，一个彭媛，一个彭欢。我还有个伯父，他叫彭金山。
1992年，我已经十五岁了，是初中一年级学生。我们那里地域偏僻，孩子大都上学晚，我到了十五岁才升到初中。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节。元宵节主要的习俗是点明心灯。所谓明心灯，其实是用面捏的灯盏，蒸熟后滴上清油点燃，然后分而食之。据说，点了明心灯，人们便不再浑浑噩噩地打了花脸，主次颠倒地耍社火、玩赌博，而是心明眼亮地做正事。因此，元宵节明心灯点了之后，人们便要投入各自的事业，春节回家过年的公家人便踏上归途，去单位上班，农民也开始正视自己一年的活计，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都要掐指头盘算。学生，自然也要去学校上课，再不能混在一起打牌或者耍社火。耍社火虽然不是什么坏事，也吸引人，但已经折腾半个腊月加上半个正月，一共一个月时间了，那些个自导自演的节目、戏曲已经演了多遍了，该去的村子也都去过了，该出的风头也出了，该有的风光也领略得差不多了，没有当初那样的新鲜感了。
后晌，母亲和大嫂蒸好了面灯，把蒸笼里的面灯放在案板上晾凉之后，母亲便让我给面灯插上捻子，再滴上清油，以便天黑了点燃。这活儿按理说应该是她们女人在厨房做的，却总是要安顿给我这样一个后生。母亲说她还要剁肉馅，包饺子，大嫂还要簸麦种子，点面灯这零碎活儿只能交给我这个既不会包饺子，又不能簸种子的学生娃。好在，这活儿又不累，我也不是第一次做的，而是已经做了四、五年了，记得那时大嫂还没有娶进门，每年的元宵节，总是哥哥们帮助母亲操办一天的活计，点面灯也是他们的事情，我只享受就是了。后来哥哥们长大了，他们会以各种理由出去躲清闲，这个活儿只好由我来做。其实这活儿没有多少技巧，只需要细心点就是了。把胡麻杆折断成一指头长的小段，然后用新棉花缠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棉花棒（就像医院里的酒精棉花签），插入面灯的窝，再小心翼翼地灌上胡麻油。我做好这一切后，把滴满清油的面灯一只只摆放在大木盘里，放在八仙供桌上，只等晚上父亲回来后点燃。
天气慢慢黑了下来，大哥和三哥都陆续回到了家，二哥去了丈人家追节去了，说好的今晚不回家。媳妇还没有娶进门，事事处处得殷勤点，每个传统节日，新女婿都要带上礼物去给岳父岳母追节，这是我们这里一条不成规矩的规矩。其实，二哥与许多后生一样，也愿意去，只要父母同意，他巴不得天天去“追节”哩。按说，追了节就应该早点回来，路程本不远的，在不到十里路远的小岔沟，一个大小伙子，来去是很轻松的，二哥却不回来，而是“站”下了。他不回来其实有多种原因，一是他确实想住下，住下虽然说并不轻松，但他乐意，与未过门的媳妇在一起，做什么事都不累。二是他的岳父岳母也一再强留，留下他在好吃好喝款待的同时，也是有着他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起圈、送肥，这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只有他这个未来的女婿娃做了。虽然说他也是正儿八经的高中生，但给岳父家做活儿，他还是能吃下苦头的。再比如说种麦子、割麦子，他也做得很内行的。有时候他也被打发到县城买些烤火过冬的炭，等等吧。正月十五元宵节，他留下来，还可以得到一只特别的面灯。虽然是一只小小的面灯，可它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岳父母一家也把他看成自己家的一口人了。
父亲还是不见回来，大嫂烧开了下饭的水，叫我一遍一遍地往门上跑，她希望父亲尽快回家，她说如果老远看见父亲进了村子，就赶快来告诉她，她好下饺子。今晚的饭是猪肉萝卜饺子，这顿饭还是很丰盛的，一家之主的父亲无论如何也要品尝的。可是我一次次出门，看到的是从村外零零散散回来的人，还是没有父亲的影子。渐渐地，天气暗了下来，村子里各家户，于黑暗之中透出一点一丝的光亮，村子里没有通电，这光亮是煤油灯发出来的，今晚又多了明心灯，所以比往日要显得亮堂一些，这光亮隐隐约约，迷迷离离，从这种隐约迷离的意境中，我听到了邻居家院子里传来的鞭炮声，鞭炮声夹杂着嬉闹声。显然，人家都已经吃完了元宵饭，在点明心灯哩。我有些不耐烦了，就返回屋里。屋子里已经点燃了煤油灯。娘和大嫂守在锅台旁，显得有些焦躁。这时两个哥哥的肚子也促使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守在各自的生活小空间里，而是也不耐烦地来到了厨房。大哥试探性地问话：“饭还没有熟？”大嫂说了四个字：“等老爹呢”。语气重重的，显然她也等得不耐烦了。三哥插言说：“人家都回来了……”言下之意是“唯独老爹没有回来。”母亲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冷冷地说：“说不定他又在哪里喝马尿去了。他不回来，难道说我们一家人不吃饭、不点灯了？不等了，下饭吧？”
母亲说的马尿，我们都是心知肚明，指的是酒。是的，父亲喜欢喝酒，如果在家里，少吃缺穿，可是酒是要喝的。有时实在没钱买酒了，就在将台堡街道的铺子里打一斤一块钱的散酒，就着家里腌的咸菜，有滋有味地喝。今天是元宵节，有的是酒局，说不定他真的是喝酒去了。会做木匠活的他，多年来为乡亲四邻做的活儿不少，他的人缘好，朋友多，这样的酒局隔三岔五是会遇到的。
母亲说着，便蹲在灶头，吭哧吭哧地拉起风匣，烧起火来，大嫂也收拾下饺子。
吃完饺子，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收拾好锅台后，母亲便对我说：“晨儿，你来点灯盏吧？”
“晨儿”是我的小名。母亲是让我代替家长来点燃面灯的。这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按照习俗，元宵节的明心灯是必须得一家之主点燃的。这样就显得名正言顺，点燃的面灯也便能显现出灵气来，我一个尚未成年的后生娃要代替家主点燃这还算神圣的明心灯，便有些不敢造次。我看了看大哥，又看了看三哥，意思在说：即使一家之主的父亲不在家，那还有成了家的大哥，这明心灯说什么也轮不到我来点燃的。三哥对于母亲的决定似乎也有看法，他理直气壮地反对，说：“我大哥在哩，灯盏咋能轮到晨儿一个娃娃点呢，让我大哥点吧？”
大哥接着说：“不就是点个火吗？谁点还不是一样，就让晨儿点吧？”
大嫂顺着大哥的话说：“老爹不在家，这个事最好是他的老疙瘩儿子代替，由晨儿点灯也合情合理。他如今可是中学生啊，是咱们家的秀才哩。”
母亲接着说：“就是。晨儿点吧。”
接到这近乎神圣的点灯使命，我便有点兴奋，心中塞满的乱七八糟的心事暂时像潮水一样退却。把精力集中在点灯上面。我学着往年父亲点灯的样子，先是让母亲舀了一马勺凉水，浇着洗了手，然后来到上房地下，擦了火柴点燃了三炷香，小心翼翼地一炷一炷地插进桌上的香炉，再取了三张黄表点燃，看着黄表在自己的双手抖动下化为灰烬，就又取了酒壶往地下奠了酒。最后就点燃了清油捻子，再用点燃的捻子一个一个地逐一点燃了盘子里所有的面灯。点燃的面灯火苗忽忽地窜着，把灰暗的屋子照得一片通明，面灯发出了吡吡剥剥的燃油声，香气便迅速在充满潮湿味的房间弥漫开来。两位小妹妹拍着小手“嗷嗷嗷”地欢叫起来，此时此刻，在场的每个人的心也似乎被照亮了，有一丝轻松甚至惬意的感觉。
这时母亲提醒我：该献天地了。
于是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端了盘子里的灯盏，大哥拿了炕桌子，来到了庭院。庭院最中心有块早就放置的院心石。这块院心石自我记得就一直安放在这里，被岁月磨砺得圆润光滑，显得青黝黝的。大哥摆放好了炕桌子，我便极其小心地把盘子摆在炕桌子上。尽管我十分地小心，还是有一个灯盏被碰倒，灯盏里的清油洒了，火焰也灭了。我不得不端回房间，又添加了清油，重新点燃端到了院子中心。微风一阵一阵地吹来，把灯盏的火苗吹得飘忽不定，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我们生怕火焰被风吹灭，就脱下衣服外套四面遮掩。三哥燃放了鞭炮，两个小妹妹害怕鞭炮声，就捂着耳朵跑到厨房里母亲的怀里了。其实，只要在院心石上摆放一会儿，算是敬奉了天和地，以母亲的话说，就是天地早已领了仙气。之后家人便可分而享之了。我们又把仍然燃烧的面灯端回了房间。上房八仙桌上供有祖先的灵位，元宵节的面灯要优先敬奉给他们，在母亲的指派下，我在八仙桌上摆放了五只面灯，算是先祖和祖父母的，也给去年去世的大爹放了一只。大爹是属蛇的，他的面灯是荞面做的，上面缀了一条面蛇，祖辈们的面灯上没有缀生肖，只是敬奉了荞面灯盏和糜面灯盏各两个。接下来是父亲的，他尽管没有把点明心灯当做一回事，但是他是一家之主，除了敬奉天地和祖先之外，首先得给他把面灯做好。父亲是属猪的，他的面灯也是荞面灯盏，在小剪刀剪裁的花牙边上，缀捏着一只圆鼓鼓的猪，尾巴绕了一个圈，搭在了它的后背上。因为母亲做面灯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所以面灯上的十二生肖捏得有模有样，真是惟妙惟肖。母亲属兔，她的面灯是在糜面灯上缀了一只大耳朵兔子。本来大嫂也要给她捏一只荞面兔子，可是母亲却说荞面不多，要给家里主要人物捏，娃娃女人，就捏成糜面灯盏了。大哥和大嫂也端走了属于他们的面灯。不过，他们除了端走一只荞面灯和一只糜面灯之外，还多端了一只灯，是荞面的。荞面灯上缀着一只小狗。起初，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多端一只面灯，而且是荞面的，而且上面还缀着一只小狗，但从大哥大嫂脸上溢笑的神情和母亲赞许的目光中，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也为即将出生的小侄子捏制了面灯。二哥不在，母亲替他端了两只面灯，一只荞面的，一只糜面的。三哥也端了两只，也是荞面和糜面的各一只。轮到给两个小妹妹分配面灯了，她们俩的照样各是一只糜面灯盏，一只上面捏了一只小长虫，另一只上面捏了一头小猪。可是小妹妹媛媛却撅着嘴不要，她非要剪了花牙的荞面灯盏，她这一闹，另一个小妹妹欢欢也要荞面灯盏。面灯是按人头蒸的，再没有多余的，其他人的面灯都端去了，只剩下我的一只了，我只好把属于我的那只带着面蛇的灯盏换给同样属蛇的欢欢，媛媛换去了父亲那只带猪的面灯，这样总算是平息了这个小小的点灯风波。家人的面灯都端走了，只剩下一只了，是小妹妹欢欢的那只糜面灯，上面缀着一条盘旋的蛇，现在，它只能是属于我的了。
三哥照样没有瞅对象，他也端了两只，而我只有一只，看来母亲是事先有过算计的，她是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了。
我把面灯端到了我住的小高房上。这是我与大爹一起的休息空间。由于家里穷，没有好材料修盖更大更像样的房子，只能在原来的土箍窑上面砌了土坯墙，用树枝和葵花杆搭顶盖了简易房子。不过，爱好清洁的我，找了旧报纸把里面的墙壁糊贴了，还贴了几张年画，屋子里面显得温馨、舒适。如今大爹带着他残疾的身体走了，这间黄泥小屋只属于我了。
我把换了妹妹的那只糜面灯就摆放在窗台上，面灯好像懂得主人的心事一样，忽忽地蹿着火苗，吡吡剥剥地燃烧着，棉花棒头上已经结出了一朵黑黑的灯花，像蘑菇一样。据说，面灯灯花越大，主人今年的运气就越好。那么，我会交什么好运呢？我的好运是不是与我即将的行动有关？
看着面灯中间黑黑的像蘑菇一样的灯花，我的心中突然涌上一股酸流。刚才全神贯注点灯时退却的纷乱思绪，这会儿又像涨潮一样重新扑来。明天，或者几个小时后，我就要离开这间小屋，只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命运是不是会像这灯花一样绽放呢？进而一想，不对啊，这盏面灯原本是小妹妹欢欢的，是临时调换了的，这灯花究竟是兆示妹妹呢，还是兆示我呢？不管怎么说，我的去意已决，即使今晚的灯花不大，甚至没有灯花，我还是会意无反顾地离开这个属于我儿时的“乐园”。
在灯光下，我又开始收拾东西。其实，没有多少要带的东西，无非是几件随身穿的衣服，还有半袋子炒面子。这些已经收拾好了。至于盘缠，也没有多少，是二十多块钱。这些钱都是平时积攒的，有一半是大爹零零碎碎给我的，有一些是父亲喝酒醉了，我在他的衣袋里偷的。作为一个农村穷家子弟，觉得这些钱还是不少的。我翻开衣袋，又取出来钱来数了数，是二十元零五角八分，八分是钢元儿，一个五分，一个二分，一个一分。大龙说，啥也别带，招工方说管吃管喝管住宿，东西带多了还是累赘，搞不好还会暴露目标，让家人发现。收拾好了东西，我开了房门看了看外面，天色还是黑魆魆的。母亲的房屋中还透出一丝光亮，显然，她还在等待父亲回来。我倒希望父亲不要回来，他回来说不定会影响我的行动。一阵夜风吹来，有几分寒意，我又闭了房门，和衣躺在了炕上。满脑子都是外面的精彩世界。家里虽然没有电视机，可我在同学家里看过电视，也常常在父亲做工的木器厂看电视。电视里那些个城市里，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商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那穿着牛仔裤、留着时髦发型的帅哥和穿着裙子、露出大腿、肚脐和脖颈的女孩，都让我浮想联翩。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里，都到什么时候了，还黑灯瞎火的连电都没有，磨面还要把粮食拉到山下的将台堡花钱磨。粮食只够半年吃用，春天播种后，就得千方百计向上面要供应粮，或者向亲戚借贷，好多人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学校里，别人家孩子穿制服新衣和球鞋，而自己只能穿哥哥们穿旧的衣服和母亲做的布鞋，尽管母亲把哥哥们的衣服拆洗改制得合身合体，布鞋也做得有模有样，但在心理上总是比不上人家的制服，布鞋总是不如球鞋风光。带的干粮呢？人家的孩子是白面蒸馍或者锅盔，有的还带着诱人的饼干和鸡蛋，而自己呢？玉米面饼子是家常便饭，有时实在没有面做饼子，就带点杂粮磨的炒面子，中午时就着凉水拌炒面。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回到家里，虽然母亲会想办法改善生活，给全家人做一顿白面疙瘩洋芋饭，但干不完的家务活儿却使我发怵。父亲是木匠，在乡木器厂做完一天工，回到家里还得为找上门来了四邻八舍乡亲做木活儿，不是打农具、做家具，就是修理日常用品，当他一个人干不过来时，我便成了他的帮手。在我印象中，那些个单调的、乏味的、机械式的解木板活儿，是我最为头疼的。这活儿不光是力气活，而且还得懂一点技巧，得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不然会拉偏锯齿，把木板解歪。拉锯声吭哧吭哧地有节奏地响着，我的心中也在七上八下地想着心事，还未成年的我，两只胳膊的疼痛，时时揪着我的心，木头沫子散落在我的脚上，钻进鞋子里，磨磋着没有穿袜子的肉脚，很是难受，但双手执着锯子，无法解脱，只好忍受。执着锯子一头拉大锯的我，厌恶情绪便会不断加重，曾经有过折断大锯的想法。城乡两下一对比，更加坚定了我弃学离家出走的决心。所以当村里的大龙告知我有人招工的消息后，我便蠢蠢欲动了。
我进入了梦境，走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大都市里，大龙带着我走进一家市面，市面上的店铺里，摆放着好多食品和衣服。食品有饼干、面包，还有叫做巧克力的东西。衣服大都是各种颜色的牛仔服，还有西装。只见大龙拿下货架上的巧克力，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嘴里嚼得咋吧咋吧地响，他点头示意，让我也拿了吃。我说我不敢，他说，这是专门给我们的，你看店主人都不管我们哩。我一看有个看店铺的女孩子果然在一旁打瞌睡。于是我便胆大起来，不仅满嘴咀嚼巧克力和饼干，还学着大龙取下衣架上的牛仔服往自己身上套，穿了一身蓝色的还觉得不过瘾，就又取了一套浅灰色的夹在腋下。我们正在物色别的自己喜欢的物品，只听得有声音粗粗地叫起来：“有人偷东西了，有人偷东西了。”我吓得连忙脱穿在身上的牛仔服。大龙却骂道：“该死的鸟。”又对我说：“别管它，是鹦鹉，这种鸟儿专会学舌的。”他这一说，我想起我与大龙约好的联络暗号是学夜鸹子叫，他在我家大门外的大榆树下学夜鸹子叫，我听到叫声就悄悄溜出门一起走，离开村子。他叫的声音也像这鹦鹉一样吓人。这么一想，果然那只鹦鹉变成了夜鸹子，“快走，快走”地叫着。声音脆脆的，越叫越响。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只听得我家院墙外的大榆下面传来了“呱呱养，呱呱养”的夜鸹子叫声。我连忙翻身起来，抓起简单的行李，顺手拿了窗台上被灯火烧烤得焦乎乎的面灯，装进衣袋，便蹑手蹑脚地走下小高房。
还好，天气还没有大亮，麻乎乎的，家人都还在熟睡，我就小心翼翼地开了大门，与大龙一起离开了我们的村子麦子湾，消失在晨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