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但官比民强”。具体强在哪里呢？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与实际情况。我的体会是强在自己说了算。尽管上有政策，下有意愿，但我所想做的事，就得由我决定实施。当然，我的决定不会胡来，而是有利于大家的。这一点，我在答应乡领导和老靳时当着村支书张叔的面提出要求的，他们都是答应了的。比如说，我觉得山里的薄旱地，种植什么最有可能见效，就动员大家种植什么；市场最可能需求什么，就引导大家做这方面的事。当然，我首先带头示范。再比如说，村里的公益事业，我依照上面的规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打折扣的。当然我不会像前几任（包括我的父亲）那样，大家办了事出了力让人家白干，而是多劳多得，支付报酬。我办事的方式也不是仅仅限于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说教、动员，而辅助的是广播宣讲。我上任后首先购置了音响设备，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和科学知识，我就利用中午和晚饭后的一段时间给大家宣讲、解释。有事也会广播通知。有时也播放秦腔和歌曲，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乡村广播站。各种扶贫、救济、低保、医保、种粮种树补贴等所有款项，我都透明，不仅在广播上广播，而且还办了黑板报公布。对于乡上的要求，我觉得对的，就雷厉风行地执行，觉得不科学不利于老百姓的，就当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征得同意后再做纠正。如果是说不通，我就暗中我行我素，或者打折扣执行，我是说一不二。
我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比较棘手的事。
小庄子的刘子建在银川打工时，在建筑工地搬运材料时被掉下来的砖头砸着了，经抢救无效死亡了。他光棍一条，无儿无女，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在兄弟刘子行家。出了这事，银川那边来电话请家人来商谈后事。刘子行也不知道咋办？我就邀请了在乡镇工作的同村干部李志仁，与刘子行一起去建筑工地交涉，处理这事。
建筑单位欺我们是山区人，答应只出五万元了事。我们自然不能答应，就给他们讲了死者家中的困难境况。他们一听，不仅没有同情心，反而觉得死者没有什么背景和能耐，就严词拒绝再加赔偿金。还请来了律师给我们讲法制，讲道理。讲法制倒也情有可原，可是他们讲着讲着，竟然偏离法制，讲起人际关系来，说是建筑公司老板的某某亲戚在自治区某某要害部门当头儿，某某亲属在中央有关机关任职。言下之意是：我们找谁都找不响的，只能无条件接受这五万元。
我听了之后，就上了气。我说：“一条人命，不会就给五万元了事。从人情讲，农民工是打工者，是弱势群体，是应该得到用工单位关心爱护的。总书记一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中央也三令五申要求善待农民工，不但不能拖欠工钱，而且要使他们的生活、安全有保障。从法制讲，《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对于工伤致死致残者要给予抚恤及赔偿。赔偿的数额当然不是五万元。在这方面是不能讲人际关系的。要讲人际关系，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泥腿子老百姓。咱高院院长还是我们那里的人，这个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当然了，我们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麻烦人家的。其实你们也很清楚，不论起诉到哪家法院，找不找熟人拉关系，一条人命说什么也不会以五万元来打发的。”
那位姓白的律师听了，与建筑公司老板迅速交流了一下目光，口气明显软了下来。说：“那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李志仁说：“你们不是请了律师吗？就按有关规定办吧？人命价、抚恤金、丧葬费、父母及子女的赡养、抚养费都得一一清算。”
建筑公司老板抓住这一点，又开始发难了。他说：“你们又胡来了。人命价和抚恤金怎么算，是一码事还是两码事？还有，你们不是说他没有子女吗？怎么还要子女抚养费？这不是敲诈吗？”
我一听拍案而起，厉声说：“老板，请您说话客气点、文明点。我们这是按法制讲道理，谁敲诈呢？他是没有生孩子，可是他兄弟的孩子过继给他了，我国法律规定，继子女与亲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力，继承权自然也一样的，这是众人都知道的。这难道说不算是子女？至于其他问题，我建议咱们坦诚商谈，不必抠字眼找碴托辞。”
说来说去，他们又加了三万元，共是八万元，再也不加了。
在来的路上，我们三个人商量好的，最少是二十万元，这八万元跟别的同类事件相比，实在太少，与我们商量的数字相差还远。怎么办？刘子行和老李看着我，向我讨主意。
我的脑子里急剧翻腾着。这八万元确实太少了，要是答应了，不仅对不起死者和家属，也会让人嗤笑，说我们办事不力。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建筑单位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事情，他们也会以此次事件为由来对待其他人。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公平合理的个案。但是他们一口咬定八万元不再增加分毫。我们双方僵持下来了。
要找那位老乡院长当然可以，但是，他肯定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打扰他，给德高望重的乡亲带来麻烦。还是另想办法吧？想来想去，我给娅娅和曼里非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心想动用阿凡他们，请他们出面助点人气威。曼里非答应给表兄阿凡打电话安顿。接着，我也给阿凡打了电话。阿凡自然痛快答应了。
我们坐在建筑公司办公室里抽闷烟。不大一会儿，门卫进来告诉建筑公司老板，说是门外来了一帮人，有事要面见经理。那位经理似乎意识到了是我刚才打电话约的人，就看了我一眼，又问那个门卫：“他们有多少人，究竟有什么事？”
门卫说：“他们有八九个人，为首的那个人说他是旗舰建筑公司的老板，其中几个人好像是少数民族。”
正说着，阿凡他们挤挤攘攘地进来了。
我一看，阿凡后面跟着一帮朋友，其中有刘立飞、张彪、马成、陈兴和王大话他们。他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一一握手。
阿凡与我打过招呼后，转向那个经理，口称“侯经理大哥好”？上前就与他们打招呼、握手，原来他们是认识的。
那位姓白的律师一看这阵势，眉头皱了皱，一脸的诧异。
阿凡就把那个侯经理拉到了门外。
情况我在电话上给阿凡说了，也给曼里非说了。主要是嫌赔偿金太低。阿凡肯定是私下交涉这件事情的。
过了一会儿，侯经理又招手把那个白律师叫了出去。再过了一会儿，他们三个人进来了，侯经理向我们三个人先后伸出了食指、中指两个指头和一只手掌的全部五个指头，赔偿金和其他费用一共是二十五万元。这个结果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在阿凡的协调下，我们看着刘子行与侯经理签署了赔偿协议，财务人员就带领我们去银行办理了打款手续。
事后，我才知道，阿凡跟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侯经理：
你怎么跟他们认识，这是怎么回事？
阿凡：
那个年轻朋友是我的朋友，我手下这一帮兄弟都是他的朋友，我表弟还是他的结拜弟兄。又说：
侯总千万不要小看他，他可是有来头的。他不仅有特异功能，会武术，能隐身，还是一位作家，与好多新闻媒体记者都熟悉。您也许还记得吧？前一段时间炒作的阿飞就是他，他在班车上赤手空拳制服了一帮行骗敲诈歹徒，记得吧？
侯经理：
哦，那个阿飞就是他？
阿凡：
嗯，就是他。又说：
我了解他，他讲义气，不会胡来的。但是，一般人是忽悠不了他的，他只要来，不达目的，是不会轻易走人的。
侯经理：
他想干什么？
阿凡：
这不是明摆着啊？他是替老乡来处理后事的。他是村长，理应出面。你们给个差不多，给死者及其家属有个交代就行了。侯大哥，实话说，您那点赔偿金真的太少了，给谁谁都不会接受的。
侯经理：
你说得多少？
阿凡：
这个我想您心中还是有数的。别的建筑单位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人家如何处理，我想您是内明的。如果这事处理不好，让媒体知道了，影响可就大了，还有谁来给您做活？那可是得不偿失的。您不能因小失大吧？您可能不知道，如今咱们高院院长就是他们乡镇人。
侯经理：
……嗯，既然这样，我担心无论怎么处理，他们还会找事的。
阿凡：
哈哈哈，这个您就不了解了。我说了，他是个有品性的人，讲义气，说公道，不会胡搅蛮缠的。只要您处理个差不多，我保证他不会再找麻烦的，这个我可以保证。
侯经理：
那兄弟你说得多少？
宏远公司前不久也发生过这事。经双方商量赔偿金是二十万元，您再增加五万元吧？这样也显示出咱们公司的大度与人性化。五万元对于您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死者来说，那可就是另一种情况。您说呢？
侯经理闭了一下眼睛，仰了一下头，说：“我跟律师再商量商量吧？”
听说那个白律师起初嫌多，有点不同意，可是那个侯经理看了看阿凡，又看了看在走廊里吞云吐雾的兄弟们，狠了狠心，说了声：“就这样办吧？”
钱是侯经理的公司出，自然与白律师关系不大。侯经理决定了，作为律师，他还能再说什么呢？其实，他这次是在当事者双方面前都丢了人的。
为了尽快处理这起工伤事故，侯经理打发人雇了车，连夜送死者遗体回到了家乡。
山里人讲究多，人非正常身亡在外，尸体是不能进村子的——村里人是不让进来的。我就决定在进山的山脚下公共树林边上打了坟，下葬时送了许多花圈、纸仪，请了吹鼓手，做了有关送葬仪式，还开了简单的追悼会，由村上的郭大叔追忆了死者生前善良、勤快的本质。说到动情处，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这个送葬仪式在我们那个山村还是比较隆重的。送葬期间，有关为他争取赔偿金的事自然传了出去。我的形象在乡亲们的心目中，又高了一些。
半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天都在为乡亲们办好事，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乡亲们得到了实惠，都非常满意，一些人把彭飞说成是文曲星下凡，也说上级领导眼中有水，物色了我这样一个人物。农民很是现实，他们前后一对比，就觉得我很值得信任，对我的赞美也会有意无意地传到各种场合。乡镇干部自然对我有了良好印象。有一天，老靳打来电话，他让我到乡上填一份表，说是要申报什么。我没的搞明白，就说：“我当村干部之前有个举心，就是除了规定的报酬，别的好处一分不沾。如果有什么扶助款项，还是先考虑那些最需要扶助的人吧？”
老靳说：“这回不是什么扶助款项，是一个政治荣誉。你来就知道了。”
我骑了摩托车来到乡政府。老靳给了我一份表格，上面打印着“自治区道德模范评选推荐表”。
“道德模范”？我够格吗？
当我提出我不够格时，老靳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不够格谁够格？你看看咱周围，咱们全县，有谁报纸电台接连二三地报道呢？那些好事情谁做过？”
他见我似乎不感兴趣，就又说：“在一个地方产生一个道德模范，其实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咱们全乡镇的光荣。乡党委会都研究决定了，先进材料也写成了，再不要推辞了，谦虚过度就是骄傲，懂吗？”
我就填表了。
有乡亲们和乡镇领导的支持，也有曼里非、阿凡等众多朋友的鼓励，我的工作和生活还算顺利。尽管村上的事，家中的事搞得我寝食难安，但意识到我的内心在一步步贴近民心，在一步步远离“浪子”行为，我就感到一丝欣慰。道德模范的评选，尽管在我年轻的心里有过“不够格”的意念，但还是好胜心、虚荣心占了上风。之所以觉得“不够格”，是因为我的过去。这些“过去”，有些事情人们（包括老靳和乡镇领导）是知道的，有些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不管这次能不能当选，乡党委能够决定推荐自己，就表示出了信任。这其实是一种莫大的鞭策鼓励。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浑身力量十足。对于原村干部纠集一些人的发难，就处之泰然。
三个哥哥成家后，都先后生了孩子。大哥彭云是两个男孩，二哥彭康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三哥彭程生了一个男孩，大妹妹彭媛结婚后也生了一个男孩子。一共是七个小家伙，可谓是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啊！父母亲高兴，我们自然也高兴。可是带孩子就成了大问题。三对哥嫂和妹妹妹夫都外出打工挣钱，孩子不便带去，就只能留在家中——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放心啊。
父母的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一对老人带七个孩子，那可累人哩。你要吃东西，他要撒尿、拉屎，拉了屎还要擦屁股。吃东西时，一个要吃什么，其他人也嚷嚷着要吃什么，一个玩什么，其他人也要玩什么，一不留神，他们就打到一处，有时候抓得鼻青脸肿，甚至流血。就是不打架，在正常玩耍时也会摔倒的。尽管秀秀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护理孩子方面，但时不时会发生一些磕磕绊绊来。晚上睡觉更是麻烦，他要睡觉，他却要玩耍，要看电视，好不容易哄他们一个一个睡着了，也就大半夜了。有的孩子半夜还要伺候他撒尿，不然他会尿床铺的。尿湿了床铺那可得洗晒。要不然，屋子里就会有一股臊哄哄的味道。拆洗衣服和尿布，会搓疼母亲的手，累得她喘不过气来。从沟底往家挑水也累人。
自家兄弟妹妹的这些孩子倒也罢了，有时候村里谁家的孩子一时没有人照看，也会顺便领来，央求我父母照看一会儿或者一天半天的。
为了带好这些孩子，我上县城购买了皮球、小汽车、小动物等玩具，也买了儿童读物，实际上开办了一个家庭幼儿园。我在繁忙的工作、劳动之余，也加入带孩子玩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