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自诩自己有 “五千年的文明”，这里面除了自豪，说出了事实，也是一种颇自卑的自傲，很类似阿Ｑ“我们先前阔多啦 ”的名言。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国人对这 “五千年文明 ”却并不能 “如数家珍”，“家珍 ”倒是真的，只是他不大能数。
随便上大街抓几个，你问他几个中国历史的问题，一定是一脸茫然。大街上如此，大学中亦如此。那些抱着一大摞各级各类证书的大学生，甚至抱着各级各类头衔的名教授，对中国历史能不茫然的，也没几个。这也难怪，现实问题总是胜过历史问题。各类证书可以证明能力，可以以此找工作，各类头衔可以证明水平，可以以此拿津贴。而那五千年文明，也不过是挂在嘴边说说玩儿罢了。
但中国历史上的 “三国 ”时期可能是个例外，大凡中国人，包括上述的大街上、大学中的人们，说到这个时代，大都能记住一些人物，甚至这些人物的个性、业绩、出身及下场都能熟悉，并且还能牵动他们的爱憎，引起他们的强烈的道德情感。事实上，在“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英雄辈出的时代，风云变幻的时代，惊采绝艳的时代，并非只有三国，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包括所有朝代的兴与亡时期，都有其精彩的事与精彩的人，都有毁灭与建造，杀戮与呵护，狼烟与牧歌，还有，那几乎在所有的乱世都会集中出现的，最令人热血沸腾的英雄与美女。但人们就是最熟悉三国。为什么呢？无他，有《三国演义》耳。
是的，《三国演义》叙述的，首先是三国时期的历史，是正史中斑斑在案的。人们说它是 “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可那 “三分虚构 ”又是些什么内容呢？大都是现代读者一读可知其虚假的神仙巫术之类，什么孔明借东风、关公显圣、八阵图等等，另外还有什么 “草船借箭”、“空城计 ”啊等等，神是神了，但却也不可信了。所以，这“三分 ”价值不大，而价值大的，恰是史实，是来自于陈寿的《三国志》及其比原文还要丰富的裴松之的注。可能是最早版本的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着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罗贯中只是对陈寿的 “史传 ”做点 “编次”的工作，正可见《三国演义》与“史”的关系。
但这个题词有着罗贯中很大的自谦，他的 “编次 ”之功实在不能小视。简言之，人们熟悉三国的历史，大多数不是由于他们读了除寿的《三国志》，而倒是读了———或者是听了据此编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通俗者，通于俗也，三国故事不仅是学者们历史研究的资料，而且是世俗大众的谈资。演义者，演绎也，推演事实而显出意义也，演的是事，却事中有义。那么，《三国志通俗演义》，给予大众的，就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历史的意义，是历史的道德意义、政治意义，还有军事意义。
这就涉及小说《三国演义》与史著《三国志》的区别。既然前者的事实绝大多数来源于后者，虚构的部分又不大精彩，何以前者有大影响于世俗大众，而后者则只能局限在学术圈子里？把这个问题讲清了，《三国演义》的价值也就清楚了。
我们知道，《三国志》的体例是沿袭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也就是说，把历史故事分解到每个历史人物身上。这种做法，就人物言，当然其一生的历程很清楚，很适于人以文传。但就事件言，则不免盲人摸象之嫌，也就是说，在人物传记中所记之事，必是与此人有关的部分，其他与之无关的部分，只能忽略或简略，从而不能得其全体。而此前的编年体在这一点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事件被时间分割了，被同时发生的诸多事件搅乱了，羼杂了，前因后果的脉络就模糊了。作者也不能聚精会神来描述，同时，他的叙述激情也被切割了。可见，纪传体与编年体，一照顾到了人物，一照顾到了历史（时间），损害的却都是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的起承转合。于是又有一种纪事本末体，试图从事件的角度来展开叙述，但史学毕竟是史学，学术的文体风格与细节的缺失，使得这种叙述往往是松散的，拖沓的，缺少生气的，像司马迁那样的文章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也就是楚汉之际的故事也能深入人心的原因）。文学手段的缺乏，不是换一种体制就可以弥补的。
《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它自己的创造。首先，它以事件的发生发展为线索，并辅之以细节的刻画和悬念的设置，总是既能保持文章的节奏，又时时设置阅读的悬念与高潮 ———这当然有它来自于话本的优势，但在小说中，它聪明地保持了这一点并发扬光大。而要做到这些，使每个事件都完整生动，多个事件又能有机组合，整体推进，这种剪裁取舍的工夫实在了不得。一部《三国志》，再加上裴松之的注，裴注中保存的大量的已失传的古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要全部推倒，重新组合，并且弄成现在这个生动活泼的样子，真是非一流工夫莫办。
当然，这样大的工作，也实在不是一人能完成，实际上，在罗贯中之前，已有大量的相关民间三国故事流传，据胡适的推测，在元代至少有：（１）吕布故事。（２）诸葛亮故事。（３）周瑜故事。（４）刘、关、张故事。（５）关羽故事。（６）曹操、管宁等小故事。“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军师，而关羽已成了一个神人”（《三国志演义》序）。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盐谷温氏发现的《三国志平话》，郑振铎先生说它 “结构很宏伟，描写虽粗枝大叶，有时却也十分生动。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骨架已完全建立于此了”。而后，“罗贯中氏出来，依据着陈寿的史传，将虞氏本的《平话》完全改写过，而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可见，“《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作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胡适《〈三国志演义〉序》），“但主要的创作劳动不得不归于罗贯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但罗贯中的大功绩显然还不在此处，材料的整理剪裁特其形而下的东西。而价值观、道德观的整合才是其形而上的东西。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道德水准与趣味都是民间的，这不仅可以解释《三国演义》为什么能够流行，能够畅销，而且还能看出罗贯中在面对一大堆民间三国的资料时，他也面对着浸透其中的民间的趣味与道德观。而他最终决定接纳这些观点，并把它们重新贯穿到他的叙述中去。与《三国志平话》相比，罗贯中删去了一些太过荒诞不经的东西，而增加了历史故事（主要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及其注）、诗词与表章书札，这显然是他文人的思想及趣味所致，但他仍然保留了一些荒诞的东西，比如把诸葛亮写得如妖、如道士，手段都并不高明，但却符合民间的趣味。就趣味言，“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是最典型的表现；其他如关公显圣、孙策斩于吉等章节描写，也显然是民间的口吻。而就道德观言，讲义气，讲知恩图报，讲报应不爽，尤其是讲正统观念，都带有明显的普通民众的朴素道德观色彩，“三绝 ”之诸葛亮的 “智绝”，关云长的 “义绝”，曹孟德的“奸绝”，更带有民间的判断力、鉴赏力的印记。
当然，罗贯中在三国故事中演绎出来的 “义”还不仅如此。他的成功还在于他把民间的朴素道德观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整合了起来。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曹操的否定（下面我们要特别加以说明）与对刘备的歌颂上。事实上，否定曹操并不是他的目的，把曹操写得丑陋一些只是一种修辞上的需要，他需要曹操作为一个衬托：衬托出刘备的明君形象。所以，把刘备的形象加以改造，借历史上的刘备的皮囊来寄托他的 “明君 ”理想，才是他的真目的。于是，“历史 ”的、真实的刘备消失了，“文学 ”的、理想的刘备诞生了。不少学者都曾为这一点愤愤不平：历史上的刘备其实是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他自身的行迹已经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道德型的人物，他只是一个乱世枭雄。如果他真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凡事都以忠义为手段，以道德为目的，曹操肯定不会把他当作最大的危险，因为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几乎可以注定是走投无路的。丘吉尔曾说过：“一个政治家如果完全信守诺言，就如同嘴上叼着横木穿过树林。”但罗贯中却把一切美德都往刘备的身上堆砌，几乎使他成为一个假冒伪劣工程。此即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鲁迅）。事实上，这个 “伪”，既有刘备的 “虚伪 ”在，更有罗贯中的 “人为 ”在。可以这样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继孔孟塑造的唐尧、虞舜、商汤、周武之后，又一圣君形象，罗贯中确有继孔孟之后再树楷模的雄心。只不过不幸的是，由于历史上的刘备实在不能让人恭维，而其现实的功业又实在不能让人佩服，所以，才使得刘备的形象没有上升到与尧舜等人相牟的位置。这当然还因为历史记录的完备，《三国志》等严肃史学著作已经把刘备的行径记录得斑斑在案，不像唐尧虞舜的史实，渺茫得任由孔孟捏造。
但是，罗贯中也有他的成功：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在一般大众眼里，刘备成了他们具体可感的明君，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明君。可以这样说，刘备的所谓 “明君”形象，成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道德幻象，一种精神抚慰，一剂灵魂的镇痛药。
必须指出的是，对刘备这一 “明君 ”幻象的塑造，不仅是中国民间的道德诉求，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诉求。这是 “内圣外王 ”之学在文学形象中的生动体现。所以，这是民间诉求与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化诉求相结合的产物。有意味的是，让人觉得 “伪”的刘备形象，其实正是这种文化幻象的必然形态：以道德人格自诩的刘备，其所作所为的 “不道德”，其实更甚于曹操：在投奔刘表之前，他简直形同政治乞丐，军事乞丐，他投靠过袁绍、曹操、吕布、公孙瓒 ……但他吃谁的饭就砸谁的碗，大讲忠义并以此获得关羽、张飞及后来诸葛亮无限忠诚的他，自己却对所投靠的主人毫无忠诚可言：无路可走时，勉从虎穴暂栖身；一有机会时，便立马走人，并且还带走对方的军马。而投奔刘表之后，他最终获得的两块根据地荆州和益州，恰恰都是抢自正宗的刘氏皇帝家族成员 ———也就是说，他没有夺回刘家失去的一寸土地，他只是擅长窝里斗。占荆州时，连蒙带骗加无赖，与孔明一起，把个忠厚的鲁肃玩得团团转 ———试问《三国演义》的读者，在对荆州的占有和讨还之际，在刘备、孔明和代表东吴的鲁肃之间，哪个才是真正的忠厚与诚实？孔明是智慧的象征，但这智慧在用作对付鲁肃这样的厚道人时，便显示出其不可爱的一面。而攻益州时，刘备碰到的是比鲁肃还要愚拙憨厚的刘彰，而他对刘彰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为人所不齿。 ———试问《三国演义》的读者，在读到这一段时，又作何感想？
罗贯中显然在这里也无法从道德角度给出客观的判断。但他毕竟不是在作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和科学论证，他是写小说，他可以运用文学的方法左右读者的感情。他是这样做的：他先在前提上确定刘备是明君，然后他的所作所为当然都是道德的，并且凡是支持他的（比如刘彰手下那些吃里爬外的小人）都是正面人物，凡是反对他的（比如反对刘彰请刘备入川的那些明白忠义之士）哪怕不好遽下 “反面人物 ”的结论，也淡化处理。在这里，罗贯中显然是矛盾的：忠于刘备的人是忠臣，忠于刘彰的人呢？不忠于刘备的人是坏人，是奸邪，不忠于刘彰的人呢？我们在这里显然看到了纯粹的道德评价与道德立场的矛盾与漏洞。张松、法正等人，对刘备而言，当然是忠臣、功臣；但对刘彰而言，则显然是乱臣、奸臣、叛臣！
同样的矛盾也出在对曹操手下人的判断上。凡支持曹操的当然是坏人，而不是忠臣，凡反对曹操的，如孔融、祢衡又都成了道德之士。《三国演义》也是一个矛盾重重《三国演义》啊。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 “明君 ”的形象，但也只能做到在抽象上肯定其明君现象，在具体的行迹上，却又不得不写出刘备手段之不光彩，道德之不完善。这实际上可以引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并对儒家的道德政治、内圣外王理论作出否定的判断。这或许是《三国演义》中更有启示性的东西，是生活中的深刻的矛盾性在小说中的客观反映（罗贯中主观上当然是想掩盖这种矛盾）。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与刘备二人的评价，是深刻地体现出道德判断的荒谬性的：对历史有推动，对当时的人民有大功劳的曹操，在“正统观 ”等道德观念的左右下，得到的却是道德上的负分；而刘备这样的并不真正高尚其志清洁其行的人物，就因为他姓刘并反复宣扬自己是 “皇室之胄”，从而成为 “正统观 ”维护的对象，而得到了极高的道德分值。
现代读者读《三国演义》，对刘备的佩服与情感与古代读者会有有很大的不同，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在上小学时读《三国演义》，真如苏东坡在《东坡志林 ·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所云：“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后来上大学读，这种倾向性就淡多了。此次为写此文又重读一遍，也许是对新儒家喋喋不休的内圣外王之逆反心理，此次的感觉竟然几乎完全颠倒了：看到刘备倒霉，就有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到曹操失败，倒平添一段惋惜。所以我前面说，罗贯中骂曹操，不是其真心，他只不过要借此反衬曹操的敌手刘备。事实是，《三国演义》以赤壁之战为界，此前写得最生动者为曹操，此后写得最传神者为孔明。此前的天下主宰是曹操，此后运筹天下大势的就是孔明。孔明出山后，罗贯中才找到一个可以以之为道德坐标的人物。此前反对曹操的人物，如马忠、董承，都毫无分量，不仅没有实力的分量，也没有道德分量，其他军阀，如袁绍、袁术、吕布，更是毫无道德上的立足点。动辄大笑的曹操与动辄涕哭的刘备相比，哪一个更让人喜欢，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题目。而且，我还发现，即便是罗贯中，他对曹操也是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比如说，他写刘备爱民，总让人觉得做作，有做戏给人看的成分。如曹操大军南下时，为了突出刘备的深得民心与保民而王，他写百姓拖家带口跟随刘备，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除非这些百姓希望置身于最危险的战场，否则此时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远离刘备的地方，这种历史的虚夸实在不高明。可他写曹操时，除了写曹操讨徐州陶谦时的一段，写出了盛怒下的曹操残民以逞，其他时候，只要有所攻伐，都会写到曹操马上传令：毋害百姓。简言之，一部《三国演义》，何尝刻意描写曹操残害百姓？
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到《三国演义》写曹操，有这样一段话：
统观全书，是曹操写的最好。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 ……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之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
其中写曹操令人爱慕处，佩服处，机警处，豪迈处，风雅处且不论，即以令人痛恨处之杀董妃，董承，伏后，伏完，也不是一个道德鉴定就可以是非立判的。是董妃、伏后先要杀曹操，才招致曹操的杀害的，并且在那样的局面下，杀了曹操，于天下苍生何益？朝廷难道会由此安定吗？献帝于此会树立权威吗？董承、伏完之流，有能力与威望震慑天下军阀吗？北方不会重新四分五裂？朝廷不会重新飘摇如转蓬？况且汉廷自顺帝以来，有几个安分守己不弄权的外戚？事实上，当时的真英雄，是有见于此的，所以诸葛亮才会在赤壁之战后放走曹操。应该说，这才是真正大政治家的眼光、胸怀与道德。
《三国演义》不仅给了我们一个明君的幻象，满足了我们的圣君梦，《三国演义》还是我们的英雄梦（无数英雄）、忠臣梦和智慧梦（集于诸葛亮一身），是一个民族道德观、价值观的形象体现，是一个民族英雄观、智慧观的形象展现。《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是可疑的，它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不高明，比如有不少学者就谈到《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不是典型，而是类型，不是个性，而是类型中的共性，但这正是《三国演义》成功的秘诀所在，因为它不是要提供文学形象，它要提供的是大众偶像，是让所有人都能理解、体会和讨论的公共形象。用一个典型的文学术语来说，它不是要塑造 “这一个”，它是要塑造 “这一类”。它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成功了。它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几乎承载了所有人的道德梦想与人生梦想，并且几乎所有人 ———包括贩夫走卒都能理解与言说，从而使得它在大众中得到几乎无所不至的传播，这种传播上的成功，也是中国其他古典小说，包括《水浒传》、《西游记》这样英雄传奇与神魔鬼怪都望尘莫及的。
《三国演义》的语言也是半文半白的，所谓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不像《西游记》、《红楼梦》等纯用白话。《西游记》的语言是下层的、粗俗的，趣味却是士人的、上层的；《三国演义》的语言是上层的，趣味却是下层的。《西游记》的道德见识极高，《三国》的道德观念却极庸常，对传统道德而言，《西游》是批判的、破坏的、嘲弄的，是看穿的。而《三国》却是歌颂的、巩固的、鼓吹的，是幼稚的。但这都并不妨碍它的成功，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成功的小说，因为，它集中地用生动鲜活的形象展示了一个民族的诸多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