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镃基，不如逢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候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霸。
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困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任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好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得不到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诋毁；愚笨的人，不了解已经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奉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与他们讨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定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秦孝公说：“商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变法。
由此可见，商鞅这些人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即使有锄头之类的农具，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虽然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教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伏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侯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的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在于本身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智解】
因事制宜才能有效应对
变是世界的本质，变是事物运动的反映，是事物存在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体现。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的东西。我国古老的文化典籍《易经》上讲：“所谓易者，变也。”时代在变，所以治国方针也要变。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变化。
我们的先人两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适变”所论述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顺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概括。
从古代开始，先人们通过探究王朝的更替和历史的变迁，总结出变通改革的经验，这种宝贵的智慧在当今时代更应该被掌握和发扬。因时因地制宜是在变动中求生存的法宝，只有遵循着以变应变的方略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世易而时移，时移而事变，历数中国历史上的数次成功大变革都是如此。抱残守缺，顽固不化而终于灭亡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秦孝公任用卫鞅改革流弊，富国强兵才最终成为霸主之一，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清朝的灭亡则是相反的例子。晚清时期当世界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革，西方国家的生产力飞速发展，从而使以英国为代表的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并且借助于雄厚的国家财富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全世界扩张时，清王朝的王公大臣们仍抱着“天朝上国”的信念，沉浸在自我封闭的迷雾中做着美梦，结果当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实力的巨大落差让清王朝割地赔款备受屈辱，从此打开了中国人民苦难的闸门。血与泪写成的历史，应该让我们警醒。
我们身处的世界正在以加速度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我们回溯一下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就会发现，越是久远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变化越缓慢，古代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推广乃至形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而到了近现代一种新科技成果的出现、应用到形成往往只有十几年甚至几年的时间。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效率也越来越高，要想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常常更新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和观念，并且根据事物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只有不断修正自己，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电子工业是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行业，新的技术层出不穷，新旧工艺的替换越来越快，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产品被开发出来并推向市场，计算机等IT行业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作为世界软件最大的生产基地的硅谷更是如此。据统计每天都有几十家软件公司在硅谷成立，而同时又会有几十家公司破产倒闭。那些能在这一行业长期立足者的都是时刻关注行业动态并采取相应对策的公司，信息行业千变万化要求企业不断更新自身，而做不到以变应变的企业很快就被淘汰了。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乃至于个人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国家、社会、企业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处理模式。因而，一切都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方法。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应对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外界的因素在变动，自身也必须随之而改变，否则自身的状况同客观环境发生矛盾，失败就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