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在矛盾中成长的。
现在的人，讲究纯自然，吃要绿色，用要天然。可是我们又无时无刻不在破坏着自然。难道不是吗？包括他们，动物保护主义者，吃的用的离得开动物吗？马牛羊是不是动物？环保主义者，谁住在山洞里、刀耕火种了？
人在追求物质的极大丰富、超级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在追求精神的充分自由和权利的绝对平等，试图创造着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现实一次次无情地粉碎着这古老绵延的幻想，就连我们推崇的法律，力图给予和保护人的自由、平等，实际上是在限制人的自由和平等。关键是没有纯粹的自由和平等。一个人的绝对自由，肯定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我也渴望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可是不行。试想一下吧，你开车行走在路上，不顾交通规则，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别人的车怎么开？出行上路，红绿灯决定你的进与停；旅行在外，火车、飞机的出发时间左右着你的走与留；购物吃饭，商场和餐馆的营业时间制约着你的进与出；就连上下班，也有迟到早退的规定。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一个人的绝对自由都不能做到，全社会的绝对自由就更不行了。其实，自由和平等是离不开秩序的，而且，在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看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但我更欣赏罗尔斯的另一句话：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灵魂的需要是什么，只是一种生理本能之外的精神享受和自我安慰。中国也有乌托邦，著名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我就欣赏陶渊明。女儿在她的小书《悠然心语》中就说，她的名字就和陶渊明有关。悠然。可惜的是，乌托邦只是自己与自己开个玩笑罢了。乌拉尼亚，既然是天上的国度，现实社会中也就只能另寻出路了。不知道是它的悲哀还是我们的悲哀。
“不知何日，也就不知何时。”
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以前读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最早看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这些世界文豪的作品，很大成分是追时髦。那个年代，你要是看过这类书，同龄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中的男主人公帅子，在知青点偷着讲《红与黑》，说者和听者都如醉如痴，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后来，读黑利的《烈药》系列、谢尔顿的系列小说，以及福尔摩斯之类，是因为喜欢这类题材，引人入胜，还觉得有些知识性和趣味性。
当然，我读的都是中译本，我不懂外语。
这次读《乌拉尼亚》，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以前被自己忽略了。这些好书，能对世界产生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好的翻译。我油然产生了对文学翻译家的崇敬感。
翻译要懂外语。这是废话。但懂外语不一定能成为翻译，懂外语与翻译是不能画等号的，尤其是翻译家。有一段时间，和许钧、黄友益、仲伟合等一批高级翻译、翻译家有些接触，主要是探讨翻译人才培养问题，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可我还是觉得，各行各业的翻译，最难的和最需要造诣的还是文学翻译家。语言文字的翻译，懂外语的人一般都能做到，而文学翻译，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文学翻译家，本身也是作家，忠于原著又不囿于原著，还原异国情调又符合国人习俗。集翻译与创作于一身，真的很难。是视觉盛宴、心灵沟通，还是味同嚼蜡、精神摧残，取决于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