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通过太子和二王，柳宗元和刘禹锡被破格任用，他们身边的年轻人也个个跃跃欲试，纷纷为太子献策。因为他们所论的政事大多是关于当时有实权的宦官、权臣和藩镇的，所以他们只能秘密往来，这种诡秘的行为遭到了许多大臣的非议。
他们革除弊政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是二王、刘柳出身低微，缺乏政绩，加上行踪诡秘，令许多人反感，在朝中自然也没有威望，只能利用太子的名义，并结纳宦官、后妃等势力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虽然在道义上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没有合法性，使得本来就很困难的改革失去了朝中大臣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为保全自己，也做了一些伤及无辜的事情，扩大了反对派的实力。一次。德宗召见左补阙张正一商议政事，王叔文非常恐惧，担心自己私下议论朝政和行踪诡秘的事情被皇帝得知，便先发制人，令韦执谊状告张正一与其他官员结党营私。这种神经质的行为虽然奏效，却连累了一批年轻的官员被贬出京。当时的另外一位大文豪韩愈对王叔文的行为十分不屑，在上疏中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令王叔文怀恨在心，鼓动他人将韩愈贬出京城。
王叔文等人清除朝中的异己，却不敢向手握兵权的宦官和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下手，真正的政敌没有打击，可以成为联盟者的官员们也被推到反对派的一边，他们最终的败亡，在这时就已经初现端倪了。
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太子突然中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太子和德宗的心腹宦官们一直水火不容，在德宗末期这个关键时刻又遭此一劫，对二王的革新计划大为不利。
不到半年，唐德宗病逝。在当朝大臣们的拥护下，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但宦官们并不甘心，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二王刘柳等人，却以为太子做了皇帝就稳操胜券，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了。
首先，他们抬出了老臣杜佑为宰相，作为他们顺利交接政权的筹码。杜佑德高望重，有他在朝，可以争取一批有实力的大臣成为同盟。同时，他们又迅速改组了宰相班子，韦执谊出任宰相，王{丕任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盐铁转运副使，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他们又将德宗时被贬的名臣陆贽、阳城等人召回，但召回他们只是为了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而不是真的要任用他们。
这一系列的官员任命，虽然有杜佑、陆贽、阳城等人作招牌，但实质就是要安排二王刘柳集团的人为高官，当时许多大臣都已经看出这一点，对此非常不满。而二王刘柳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经稳固，便不顾宦官和地方节度使的反对，针对这两大势力造成的弊政采取了果断行动。
他们以顺宗的名义颁布诏令，宣布蠲免天下逋欠的租赋，并且取消地方上各种名目的进贡。德宗时期的其他弊政，比如危害京城商业的宫市、五坊小儿等，一律予以取缔。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虽然雷厉风行，但打击面过大，所以虽有皇帝的命令，下面还是不能执行，反而令本来拥护改革的百姓寒心。
二王刘柳等人认为，要使国家彻底有起色，单单在政治上打击藩镇和宦官是不够的，还应该改革经济管理制度。这种想法是对的，但是他们实行的政策又是“一刀切”，没有考虑到实行起来的难度。二王想加强中央对财政的控制，将当时控制财政的重臣大部分解职。因为这一改革中二王作了妥协，将杜佑抬出来管理财政，并让本来做盐铁转运使的李铸任节度使，虽然暂时缓解了矛盾，但隐患依然存在。
接下来，王叔文等人开始准备解除宦官的兵权，想将统兵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他们管理军队。可是，当时作为中央禁军的神策军已经完全由宦官控制，不仅左右神策护军中尉是由宦官担任最高首长，而且驻守在外地的军队一般也由宦官担任监军。宦官在军队中的控制力已经根深蒂固，难以一时拔除，可二王因为害怕宦官拥兵自重对自己不利，始终把宦官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视为自己的心腹之患。他们想趁宦官不备而接管军队，便下令由范希朝、韩泰接管驻扎在长安西郊的神策军。可是，这一举动很快被宦官们察觉，他们为了自己手中的兵权，与二王斗法，最终，范希朝、韩泰无法指挥调动部队。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法夺取兵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且二王集团和宦官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宦官们也准备正面回击，将他们一网打尽。
几件事情积累下来，使得二王集团在政治上陷入绝境。德宗时期的几个著名的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因为军权几乎被剥夺，率先开始了打击二王势力的活动。他们出面，拥戴顺宗的长子，以牵制二王的改革。
王叔文等人在此时无计可施，只能使用阴谋手段，继续诡秘地会谈，令本来采取观望态度的大臣们十分失望，视他们为奸邪小人。二王刘柳在朝廷上无可依仗，只能扶植自己的心腹，而且他们提拔的多数都是毫无资历的文人学士，这种用人政策惹恼了许多大臣。尽管杜佑、范希朝等老臣还在朝为官，但贾耽、郑殉瑜二位深负众望的宰相先后因看不惯他们的做法而愤然辞官归田，令二人的知交好友们也对二王集团采取孤立的态度。
在俱文珍、刘光琦等宦官的坚持下，顺宗册立了他们所支持的皇子李纯为太子，王叔文和皇帝之间的联系也被宦官们的阴谋隔断。王叔文心知局势已经不可挽回，悲愤之余只能吟颂杜甫感怀蜀相诸葛亮的《蜀相》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而后，因为二王的改革触动了地方节度使的利益，一些强悍的节度使如韦皋、裴均、严绶等三大番帅相继上表，攻击王叔文等人破坏纲纪，危害国政。同时，逼迫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不久顺宗就被宦官所害。
事已至此，而王叔文还想求得宦官的支持。他在翰林院以度支使的名义设宴招待诸学士及宦官头目，说明自己为了朝廷尽心竭力不避危难，而今因为母亲生病准备告假回家侍奉母亲，恐怕一旦离开朝廷便有小人攻击，请在座的翰林学士和宦官们为他回护。这次宴会无疑是王叔文陷入绝境又不甘失败的一次挣扎，可是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支持，反而遭到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的指斥。第二天，王叔文就因为母丧而被迫辞官离任，最终被赐死。
二王集团起于民间，所以对百姓的疾苦、政治的腐败多有切身体会，也有改革弊政的愿望，他们提出的改革方向，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们因为出身低微，只能靠依附太子而迅速登上高位；又因为本身没有政治实力，讨论政事只能采取秘密形式；执政之后因为缺乏支持，自己又不懂得争取盟友，导致孤立无援；想削弱宦官和藩镇，却因为没有发动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只用权谋手段，终于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导致他们失败的因素之中，不计成本的一味急进蛮干，引起中立者和支持者的反对，是他们迅速败亡的最重要原因。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只手擎天、修改误国误民的政治规则，最终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革新成为以小人伎俩做正义事业的闹剧。
国运的代价：法弃国衰
从常理上说，国家出现了危难情况，而且这种危难是由于旧有的一切，比如制度、思想、习俗不适应新时代所引起的，执政者就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进行变革，推行新的政策，扭转局势。
但这只是常理而已。执政者自己所依靠的，恰恰是那些已经不适应历史潮流的一切，如果要变革，势必要削弱他们的统治，动摇他们的势力，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变革就越为困难。
在国家危难之际，执政者反对变革的时候，国运便岌岌可危。如果要在这个时候修改规则，就应该先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变革派的手中，才能保证规则的顺利修改和国运的振兴。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不但变革难以成功，规则无法修改，甚至会使变革者自身受到威胁，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作为变革派和保守的执政派之间斗争的代价而被牺牲掉。
戊戌变法的书生意气
在摇篮中就被扼杀的清代戊戌变法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清朝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盘中之餐。当光绪皇帝即位时，这种国家的劫难更是愈演愈烈。全国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列强的势力，而且欧美诸国又特别喜欢在边境省份大动干戈，蚕食中国的领土。
随着光绪皇帝一年一年的长大，他驱除外敌重整河山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但就是苦于寻找不到强国之路。他困惑不已，在他困惑的同时，列强们也在变本加厉地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正当光绪帝苦苦探求报仇雪恨、振兴朝政的时候，一种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势力。
康有为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时，就曾以布衣身份上书。这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书生目睹朝纲败坏、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已经发出了国事危亡的警告了。可惜他的上书光绪皇帝并未见到。此后，在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又撰写了奏章，只因孙毓汶等人从中阻挠，使此书只能在民间流传而不能送达光绪皇帝。
一个多月后，光绪终于见到了康有为的奏章，这次上书是在《马关条约》签署后一个月递到清廷的。康有为认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为未迟，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同样可以拯救国家危亡。于是他再度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方略。
这篇一万数千言的奏章像磁铁一样吸引了皇帝。康有为精辟的论说是光绪帝闻所未闻的。“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在皇帝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光绪在这份上书中学到了如何筹划自强之策，看到了振衰起弊的前景。他立即下令将这份上书抄写三份，一份送呈慈禧、一份留乾清官以备时时阅览，一份交军机处存记。
此后，光绪帝又从奏折中选出了张百熙《急图自强敬陈管见折》等奏章，有的建议兴修铁路，有的条陈开办矿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发愤图强的建议。然后，他下令军机处将康有为、张百熙等九个条陈，发到全国各地的将军、督抚手里进行讨论。这一天，光绪颁布上谕，已不像从前那样只强调“练兵筹饷”，已经注意到“恤商惠工”了。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山东巨野发生的教案，悍然出兵侵占了胶州湾。随后，沙俄的军舰向旅顺驶来。英、法、日等国无不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列强已张开血盆大口，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就要瓜分中国。
在此局面下，康有为再度来到北京。他在向光绪上书中警告说：“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怕大清国将土崩瓦解，你这个皇帝也当不成了。”这份措辞尖锐的上书，由于守旧朝臣的阻挠未能递到光绪帝的手里。康有为还试图发动台谏官员联合起来呼吁清廷变法，可惜响应者寥寥无几。
局面愈来愈严重，而守旧大臣却高卧不醒，袖手旁观。康有为忧心如焚，百般无奈下，他准备启程南归，此时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前去挽留，并转达了光绪对他的殷切期望。为了挽救危局，促进变法高潮早日到来，康有为除了呼吁变法外，还组织了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保国会。由于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维新派理直气壮地宣传鼓动，变法的声浪此起彼伏，震动京畿。
然而，守旧势力对改革非常敌视，对于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也极为切齿。而对于光绪帝同情支持维新派一事，更是感到十分痛心。因为，在君权“乾纲独断”的封建社会里，皇上的倾向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纷纷向光绪帝进言，以图耸动圣听，使之回心转意。他们告知皇帝说，祖宗成法千万不可变。面对这些陈腐不堪的说教，光绪帝感到十分好笑，因为这些老掉牙的伦理纲常，既不能使中国免于危难，更不能使中国奋发振兴，这是他在十几年的政治生涯中领悟出来的经验教训。因此，他把这些守旧大臣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不予理睬。但是，有如此众多的大臣出来阻挠新政，却也使他深感变法前途的艰难。
1898年5月2日，军机大臣刚毅向光绪帝尖锐提出要惩治保国会及康有为。因为守旧派对保国会极为痛恨。荣禄曾公开扬言：“康有为创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还不劳驾他保。他肆意乱为，非杀不可。”浙江举人孙灏甚至刊刻小册子，在京师广为散发，对保国会的章程逐条批驳，指斥康有为在京师立会，就是心怀叛逆，想要成为民主教皇，并指责康有为的民权之说，必定会使天下大乱。而御史潘庆澜则直接向皇上递折，严参康有为建立保国会的“劣迹”，故刚毅一再请光绪降旨，对康有为进行严惩。而光绪帝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反问刚毅：“保国会能够保卫国家，这难道不是大大的好事吗！为什么要加以惩处呢！”将守旧派杀气腾腾的言论，通通都驳了回去，亮明了他一意维新的鲜明立场。他甚至通过人向慈禧捎话说：“太后如果仍不给以主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这表白了他决心要把变法提上日程的志向。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这道诏书大体上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要求，宣布了要变更成法，博采西学，达到发愤为雄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搀杂了一些折衷，甚至是守旧派的观点，比如诏书既宣称“五帝三王，不相沿袭”，如同冬裘夏葛，势不两存，但同时又要“以圣贤义理之学”当作根本，这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情况说明，变法在刚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阻力，没有慈禧的允诺，一切变革都无从谈起。
国是诏书颁布后的第五天，光绪召见康有为。经过一番会谈，光绪被康有为滔滔不绝的谈吐所折服，尤其是康有为描绘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时，“重起天地，再造日月”，“气象维新，举国奋跃”的情景，更给了这位年轻帝王以极大的启迪。他决计按照康有为所设计的“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对传统的祖宗之法进行彻底地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