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最早被称为“稗官野史”，它是由正史、杂史、野史一步步演化过来的。既脱胎于史，就不免带有史的印痕。事可以是不载于正史的奇闻轶事，但也要真实，真实方有价值。所以久而久之，读小说的人，也要从故事中寻找那些被掩埋起来的真人真事的影子，何况这部《红楼梦》明明向人们暗示“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呢？再加上处于清末民初的“改朝换代”之时，此时的人们也自然要联想由明入清之际士人的心态，将己心比人心，于是他们要将《红楼梦》中隐去的真事钩索出来，遂生出《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个派别——索隐派。
索隐派的视角是“事”，能透过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欢笑悲伤而看到掩藏于其底的事，透过繁华热闹而发现人不经意处的真事，更令人惊异者能于平常生活中见出人所不能见之事。王梦阮、沈瓶庵说：“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又说：“全书以纪事为主，以言情为宾”，“全书百二十回，处处写真事，却处处专说假语。其正事正文，或反借闲笔衬笔中带出，或从闲杂各色人口中道出”见《〈红楼梦〉索引提要》及《红楼梦索引》。《〈红楼梦〉索隐提要》载于1914年《中华小说界》第6、7期。《红楼梦索隐》附载于1916年刊行的《红楼梦》，引自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134页。。 如秦可卿之丧葬、刘姥姥之入府、元春归省、赵嬷嬷碎语、焦大谩骂之类。
索隐派的方法是类比、比附。大体不出两点，一是从小说中寻找与历史人物事件相类似者，从中找出联系，并据之得出结论。宝玉指清世祖，黛玉指董小宛的结论都是缘于这种方法。二是从语言、字音，乃至用拆字法而寻找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相似处。如蔡元培云：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见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商务印书馆1917年初版。另一方法可称之猜谜法，即从蛛丝马迹中将某种可能性主观地扩大为必然的事实，以满足人的好奇心，如“迎春受虐，为非完璧；惜春出家，为已失身；宝钗扑蝶堕胎，故以小红坠儿二名点醒其事；湘云眠药裀是与宝玉私会，为袭人撞见，故含羞向人。”
在这一派人看来，《红楼梦》所写的是历史上某一家之事。他们以野史、文集、传闻为据，从《红楼梦》中寻找与之相类似的地方。于是有认为“本事出曹使君家”的；有说是乾隆朝傅恒家事的；也有以为“述和珅之秽史”者；影响较大的有“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
今以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与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例，加以剖析，便可见其优劣得失。
一、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红楼梦〉索隐提要》载于1914年《中华小说界》第6、7期。《红楼梦索隐》附载于1916年刊行本《红楼梦》。
以往对红学中索隐派的评价，贬词多于褒意，乃至有一概否定其价值的。然而，索隐派风靡几十年，自有其风靡的道理，对其骂得最起劲的考证派实际上从中受到的启发也不在少数，它的成绩是在继承索隐派的长处，以自己的优长代替索隐派的致命弱点后取得的。
索隐派对《红楼梦》一书的特点自有其明确的认知和深刻的理解。他们对作者的创作心态、作品的表现手法，以及读《红楼梦》应采取的阅读方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红楼梦索隐提要》云：“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这讲的是作者的创作心态；又说： 作者“明言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那么，哪些是真事，哪些是假事？对此王、沈二人也有深切的体认：“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儿女风流，闺帷纤琐，大都皆假语之类；情节构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类。”又说： 全书“处处写真事，却处处专说假语。其正事正文，或反借闲笔衬笔中带出，或从闲杂各色人口中道出”，这是讲一部大书的表现手法；“作者虽意在书事，而笔下则重在言情。若不从情字看去，便无趣味。况无论为真为假，其事皆由一情字生发，故阅者又当以情为经，以事为纬”，这讲的是阅读方法。可见，王、阮对《红楼梦》一书的创作特点看得很准，后来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考证派与以俞平伯为代表的文本派，都接受了这一看法。正因为对《红楼梦》一书的创作特点把握得准，所以他们的研究思路——由情及事，由假索真——也是对的。事实上，后来的考证派正是循着这一思路，从考证作者入手去追寻书中“隐去”的“真事”的。
思路对，方法不得力，研究的结果同样会走样。索隐派对《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就出在方法上，他们采用的不是科学的考证的方法，而是在小说故事与历史传闻之间找相似点，若有相似点便加以比附，因为甲似乙，所以甲就是乙。有的两者之间根本不着边际，作者便用拆字和猜字谜的方式，从中寻找可连接点，然后说甲就是乙。现将其主要观点与其证明的过程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世传世祖临终罪己诏书，实即驾临五台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语语罪己，其忏诲之意深矣。
……
以宝玉演情僧，故时有与世祖关合处。……如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尚何必有谥，举人亦安得赐谥，皆作者有意点醒处。
黛玉之与小琬，其关合处尤多，请言其略。如小琬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玉之意也。小琬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且小琬苏人，黛玉亦苏人。小琬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琬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巡盐御史即为盐官二字，谜语趣甚。小琬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宫，年只十三余，恰得小琬之半。老小相形，抑亦谑矣。不特此也，小琬爱梅，故黛玉爱竹；小琬善曲，故黛玉善琴；小琬善病，故黛玉亦善病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见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38页。。因失恋或因恋人亡而做和尚者，天下何其多，何以见得就是清世祖与董鄂妃？况且依《石头记》前八十回所写，将来宝玉过着极贫困的日子，“悬崖撒手”与生活难挨也有一定关系，而清世祖不至于“举家食粥酒常赊”吧！只想到这件事与那件事的相似，而未想到其相反——不相似——的一面，这种单向思维方法本身就是靠不住的。至于说到董小琬与黛玉的相似处，列举的相似点愈多，愈让人感觉到过于牵强附会。譬如： 小琬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宫（贾府），年只十三岁。这只能说明两人两事毫无牵涉、关合，怎能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呢？从十三与二十七中找关合，只能说明论者牵强捏合达到了可笑荒谬的地步。
至于此种观点的谬误，孟森的《董小琬考》已将其披露无遗。孟氏考证出的结果是： 董小琬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时，小琬已十五岁了；顺治元年，世祖刚七岁，董小琬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小琬死时二十八岁，清世祖尚且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十四岁的孩子怎么会宠爱比他大一倍的女人？断无此理。索隐派的主观臆测，是经不住历史事实拷问的。
二、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红楼梦索隐》刚刚出版二年后，另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石头记索隐》最初刊载于1916年《小说月报》第七卷第1—6期，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17年初出版单行本。面世。《石头记索隐》与《红楼梦索隐》皆以为《红楼梦》有一特殊的表现手法，王梦阮以为是言情隐事，以假隐真，蔡元培则认为是在本事上加以数层幕障，故对其层层加以分析：“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其曲笔的更深一层则是十二钗皆当时政界人物的代表，“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家政之说、言情之说、曲笔之说皆有见地，然最后说影当时政界人物，便不免有些牵强。
对于《红楼梦》一书要旨的看法，两书也有很大不同。《石头记索隐》不是将《红楼梦》当成为历史小说，而是将其视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小说。其主要观点如下：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士隐注解《好了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亡国之痛昭然若揭，而士隐所随之道人跛足麻履鹑衣，或即影愍帝自缢时之状。甄士本影政事，甄士隐随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随愍帝之死而消灭也。
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其人名如贾代化、贾代善，谓伪朝之所谓化，伪朝之所谓善也。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敷、贾敬，伪朝之教育也。贾赦，伪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子妇氏尤（罪尤）。贾琏为户部，户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称琏二爷，其所掌则财政也。李纨为礼部（李礼同音）。……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独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
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应是禛——引者）。……
《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应是禛——引者）。巧与礽字形相似也。……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见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147页。无须再多引，足见作者心中抱定满汉之成见，眼中所见，皆满与汉也。故而种种方法都可用来说明自己心中的成见： 艳色相似者，字音相似者，字形相似者，字义相近者。于是便有种种奇谈怪论生： 宝玉爱吃口红成了爱汉文化，若果爱汉恨满，若果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那么他喜柳湘莲、秦钟，岂不成了喜满人？若是喜满人，岂不与其爱红、爱明的观点相矛盾？至于说贾府是伪朝，甄府就应是明朝，那么，贾府由盛而衰，即伪朝由盛而衰，但甄府并未由衰而盛，相反也是随着贾府的衰亡而衰亡，这又作何解？总之，人们用蔡氏的方法，可以得出与蔡氏相反的结论，且蔡氏的结论又相互矛盾。究其原因，多出于主观的臆测。至于说贾政代表吏部，贾敷、贾敬代表教育，贾赦代表刑部，贾琏代表户部，李纨代表礼部云云，更是荒唐离奇。
此后，又有邓狂言《红楼梦释真》邓狂言《红楼梦释真》，1919年商务印书馆印刷，民权出版部发行。张扬此“种族主义政治小说”说，他比蔡元培走得更远，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一部写“明清兴亡史”的小说。如言：“开宗明义第一事者何事？孝也，种族也”，“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历史法也”。一个宝玉既影射顺治，亦影射乾隆；连曹雪芹“增删五次”也说成是影射清代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的历史。而其所“释”更加琐碎，且无创新之意味，价值远在前两书之下。
由于受民族危亡的政治形势的影响，所以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的三四十年代，索隐派的著述仍不断问世。30年代有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此书“专演清世祖与诸兄弟争立之事”，与蔡元培的见解颇不同见1926年蔡元培《红楼梦本事辨证序》。。 到40年代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则更多地感受到受民族危亡刺激下作者强烈的民族情绪了。正如他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说：“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荒唐者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到1947年，一位署名湛卢的人在《北平时报》连载索隐《红楼梦》的文章，达22次之多，其总名为《红楼梦发微》。他认为《红楼梦》是“民族意识特高的一部小说”，其观点与蔡元培同，但论述的方法却大不相同。蔡以男人比满人，他则以女人比满人。他有自己的另一番道理：“我以为作者的春秋笔意，绝对以男子代表汉人，为阳；以女子代表满人，为阴。”所谓男儿是泥作的骨肉，实来自于水来土掩，所谓“泥实为水和土而成”，表示满人侵我华夏，汉人既能抵挡之，又能同化之。
由此可见，此后索隐派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形势的刺激，有感而发，是借《红楼梦》来发泄其政治情绪，主观的因素愈来愈大于客观的考证。所以，人们的信任度自然慢慢倾向于考证一派，倾向于较为客观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上来；而且考证派对《红楼梦》作者的研究也因大量历史材料的发现而愈来愈清晰，故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