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1年、1952年时，开始镇压反革命。主要是配合抗美援朝，镇压“土地改革”时漏划的地主、恶霸和欺诈贫雇农的地痞、反动会道门的教主等。那时，开公审会肯定要枪毙几个反革命分子。
公审会一般在区里（双台子村）举行，要求各村老百姓参加，但成人不多，主要是各村小学生去填场。我们村到区里有十多里路，再加上是冬天，我一般借脚上有冻疮请假不参加，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我有些害怕看到那个场面。有一次，要请假的学生太多，班级人数不够，班主任老师索性一个也不给假。
那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高高的木板搭的台子上，横幅是“双台子区镇压反革命大会”，台上坐了一排人，从远处也看不清是一些什么面孔。不多一会儿，背枪的军人押着脖子上戴着木枷，脚上戴着铁镣的犯人进场了，只听“哗啦哗啦”的脚镣响，罪犯们个个面色煞白，面向观众跪在台上。大会先是由受害人控诉，说到关键时刻，台上有人领着喊口号，“坚决镇压×××”，“枪毙×××”，有的控诉者还上前揪打被控者。那时好像没有扩音器，只是拿个铁皮做的一头小一头大的“广播筒”，发出时清时不清的话音。控诉完就是宣判，台上犯人十有八九是要枪毙的，也有个别是陪绑的。
一宣判完，会场的气氛立即就紧张起来，台上的犯人被两个背枪的军人从台子侧面架下去，通过一条两边由手持红缨枪的民兵站立的过道，带向刑场。这时，全场多处事先安排好的高升炮（二踢脚）响个不停，持续有半个钟头。一看大人们“轰”的散了，向河套那边跑去，就说明刑场执行枪决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人们没听到枪声，是被高升炮的炮声掩盖了。这时老师站起来用手比画着让学生不要动，不要站起来，不要离队。但我事先已与一名同学约好，想到刑场去看看那些被枪毙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说实在的当时是又想去，又害怕。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最后我俩还是手牵手离开了队伍向河套那边跑去，但前面已是人山人海，根本看不到刑场在哪里。我们俩向前挤了一段看见前面围了一大圈人，想挤到前面根本不可能，只能蹲着从大人的两腿之间往里看，“哎呀，我的妈”，我隐约看见半仰在沙坑边上被枪毙的犯人，头盖骨上的皮都半卷起来，在横七竖八的死尸中间，有戴口罩的公安人员在砸死者脚脖子上的铁镣子。大人的腿在动，这个镜头时隐时现，我仿佛还闻到了一股腥味。我转身想往回跑，已被后边的大人挡住了，我俩拼命地从大人的两腿中间钻了过去，“我的天，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场面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是为了配合朝鲜战场的形势，巩固好后方。那时判一个人死刑的程序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和审慎，这是当时的形势所致。看了那个场面后，害得我好几年不想吃粉皮，你知道一吃粉皮我想起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