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中应该说有不少事情，或因为阅历比较浅，或因为知识面不够宽，或因为一己私利，把事情看偏了，看短了，看错了，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观点的时候一定不少。我人生第一个错误观点就是贬低，甚至排斥学习外语的作用。
我读高中时才开始学习外语，那时是俄语。普通班一周两节外语课，我所在的“文科实验班”一周好像是六节外语课。开始上外语课很新奇，特别是教我们班的老师是刚从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的，上第一节课时他穿着西服，扎着领带，张口就是俄语，一说足有5分钟。我们学生愣愣的，当然一句也听不懂，不知新来的老师说了些什么。老师讲完了，同学们像看节目一样鼓起掌来。新奇劲过去了，就是枯燥的字母和单词，像“我”、“你”、“他” （男性、女性）、“小刀”、“鼻子”、“手”、“书”、“家”、“学校”等，我一看就知道是苏联小学一年级的水平。当时就产生了“这么学得学多少年才能达到会说俄语的水平呢？再说，会说了，也不一定干‘翻译’，学了又有什么用呢”的想法。同学们学，我也只好跟着学，但没有动力。时间长了，感到负担越来越重，占用的时间越来越长，旧的没记住，新的单词、语法等知识越来越多，连贯成句子，常常不是在句子中单词忘了“卡了壳”，就是语法不对（或阴性、阳性没分，或词序不对），考试或课堂回答问题常常受挫。小时候我们村有个曾在俄国住过几年的老人常在山上放牲口时与我们“卖洋货”，就是常说几句俄语逗小孩玩，诸如“хонощо”(好)“玛达姆”（大姑娘），“阿金、得瓦、得利、气得累、拍几、邪气、邪母、俄邪母……”数十个数，我们当时都当“歌谣”说着玩，现在在课堂上学这些玩儿艺，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常常自问自己“中国话都没学好，学外国话有什么用？”自己越回答不了，就越对学外语加以排斥。看同学们早起晚睡读外语，我也没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在俄语课堂上，我常读课外杂志或看《林海雪原》等小说，外语考试时，能对付个及格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高中二年的俄语就是这么学过来的，我排斥俄语让我吃的一个最大的亏，就是“高考”时我这一科是“扯后腿”的学科。用现在的眼光看，除了“高考”外，还真的没派上用场。就是当时学得很棒的同学，当俄语翻译的也寥寥无几。如果当时学的是英语而我却这么对待，今天可就后悔死了。
“中国话没学好，学外语没什么用”的错误观念，使我也失去了若干年后在工作岗位业余学习英语的机会。那大约是七十年代，我所在的区教育局机关请“教师进修学校”的英语教师上初级英语课，我学了几天就不耐烦了。俄语是直拼发音的，老师教会了自己可以练习；但英语拼不出来（也可能没讲到国际音标这个阶段），靠死记，我觉得学英语太费劲，于是，我又一次失去了一次“进修”“学习”的机会。改革开放的大潮流已改变了学外语无用论的错误观点，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更深切了。1995年，我们一行五人去欧洲，在法国巴黎机场换乘时，一个警察很客气地伸手跟我们要“passport”，我们几个怔怔地互相看看，有的拿出机票，有的拿出邀请函，但警察总是摇头“NO，NO”的，我猜想是不是要护照，便拿了出来，老外警察露出了笑容，这一时刻，给我们五个人上了一堂“外语有用”的现实的教育课。2003年，我去加拿大，只身在韩国汉城（仁川）机场换机，下了飞机到去加拿大多伦多的候机厅的路很远，我先跟着下机旅客大流走，当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我看不少人排队，我想我也应排队，但排到工作人员跟前时，他用英语问我什么，我当然不懂。他看我不会说英语，就把我送到侧面的办公室，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也没给我指路，我大约在里边坐了二十来分钟，排队的旅客没有了，那个工作人员又看了看我的机票，让我到办公室外三岔路口地方的椅子上坐下。我当然不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我问了当时过来的一帮台湾的运动员（从对话中知道的），他们说不知道我应往哪里走。后来，我拿着机票七问八问，才有个机场女职员扬着胳膊指向往西面的一条路，意思是往前走还挺远。这条路当时一个人也没有，我边走边回头看，心想一旦走错了，我好原路返回。后来总算找到了，原来我要搭乘的去“多伦多”的飞机还有七、八个小时才到点，我估计开始时好像候机厅没确定，所以让我在三岔路口停了那么长时间……
那天在汉城（仁川）机场如果转机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我就有可能误机了；在巴黎机场，一个“护照”，把我们都弄懵了……其实，我所遇到的事情只是小菜一碟。近些年来中国到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普遍感到压力很大。我原以为只是经济问题，现在我才知道他们的“语言关”也是压力之一。我在国外短住过几个月，感到最不适应的是语言，没交流，看不懂，听不明白，感到自己“又聋又哑”，自己在国内的能量一下子就折去了80%。我的一个错误观点，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地球将来必定成为“地球村”，不懂外语将有可能成为我们老一辈“大字不识”的睁眼瞎，那就落伍于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