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处处有政治风险，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一句话就可能被批斗，被“群专”，被戴“高帽”，甚至被逮捕关押。例如，上厕所用纸（那时人们上厕所基本上没有买手纸的资金和习惯），如果报纸上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语录”，那就会“犯忌”，如若有“红太阳”头像（就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头像），那就要立案调查，被当成反革命事件。坐在腚下的报纸如果有毛主席头像也大有“不忠”、“不敬”之嫌。那时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有本“主席语录”，即“红宝书”，在“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天天读”时，大家都要用到“红宝书”。如若谁不知把它忘到哪了，又急急忙忙从自己的包里找到，随口说一句“我怎么骑驴找驴呢”，这下就糟了，犯了影射罪。从后来批判“文革”的一些资料看，那时的“极左路线”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前清的“文字狱”强不了多少。这倒不一定是毛主席老人家的本意，但这场“文革”不知不觉就成了“造神”运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个人崇拜”之风达中国近代史之顶点。
经过政治风浪的锻炼，有的人冒政治风险的胆子也似乎越来越大。下面这段小故事，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冒政治风险。“文革”中，当权派（学校领导）好长一段时间始终是被批判的对象，当时我们学校党支部书记是“文革”前夕，刚刚从区机关充实到基层的一名“老机关”。一是对学校工作不熟悉，还没摸出门道，就来了“文革”；二是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没准备，从多年机关经验看，还是看不明白，心中无底；第三其人老成胆小，过去在机关里是“办事”的，现在是在“一不熟悉二不明白”的背景下“管事”的，当然就有些乱了方寸。
每次学校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当权派都要自我检查、自我批判。听了这位书记两次自我检讨后感到“生生涩涩”“羞羞答答”。那时当权派会后要主动接触下面的教师，征求群众的意见。因为这位书记来校不久，接触不多，但我对他有些“同情”，而他呢，从原校领导介绍中也知道我是学校“四清运动”的“一号种子”，“落魄”的人物，但却是一个能说会道，下笔能文的教师。所以，我们俩的谈话不自觉地就有些“默契”。我们第一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请老周同志提提意见，帮助我灵魂深处闹革命。”
“书记同志，你感觉你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论报纸都这么说，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受批判。”
“昨天你们都是党的好干部，是党的基层领导，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走资派’了呢？”
“嗯……”他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没有往下说。
“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走资派’毕竟是极少数人，如果党的基层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党还存在吗？”
“嗯……”这回他点点头，显然同意我的观点。
“所以，不要害怕，该检查就检查，该领导就领导。检查要深刻，不要‘生生涩涩，羞羞答答’”，我把对他前两次自我检查的看法说了出来。
“怎么才能让群众满意呢？我写不出更深刻的东西来！”
“不是有两报一刊社论这一类的文章吗，《红旗》上不是有剖析执行‘资反路线’的评论员文章吗，照着抄……”，我给他点步，已忘记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外教师了。
“那么……”他停顿了一下，“我写完一篇检查，你能不能帮我提提意见？”他低声说，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
“我可以帮助提提建议，更符合运动中群众的需要……”
我们这次谈话，一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我校另一名当权派（校长）是政治干部出身，在基层经历过多次运动，经验比较丰富。他在自我检查、自我批判时，读完了自检材料，群众中有人站出来说没能触及灵魂，不深刻，他立即从衣兜里又取出另一份准备好的检查，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用词都是当时报刊中最深刻、上纲上线最高的，比群众批判发言还要狠，还要凶。听了第二稿，会场里没人吭声了。我借用这件事启发他，要敢于剖析自己，要勇于批判自己，批判的话不是定性的话，越深刻越好。
从那以后，我或是帮他修改稿子，或干脆大段大段地补充，再后来，我就“越俎代疱”，我写稿，他来读。当然，是他重新抄写一遍才敢拿到大会上去读的。这个过程是群众对这位书记越来越满意的过程，但这其中我们之间的来往是相当秘密的，甚至是提心吊胆的，可能与“地下工作者”联络的方式差不多。这期间如有一次被“革命群众”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秘密”，我俩缄口二十年，直到彻底否定了“文革”，我们才敢当作“地下革命经历”对外人讲。
感悟
我们这代人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没有体会到解放前“地下党”的艰辛和压力，但从这次政治冒险中，我似乎补上了这一课，当然性质是不同的。人的一生中其实会有无数个冒险，不是身体上的，就是精神上的，不是文化上的，就是物质上的。从小孩子学走路开始，冒险就开始了。所以，冒险是人生必经之经历。冒险可以锻炼胆量，冒险可以促成事物进程，冒险的高度是人的成熟程度。什么风险都不敢涉足的人只能是平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