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01年，我自行宣布彻底退下来后，被大连南洋私立学校聘为“学监”，类似公立学校的“督学”，叫“学监”可能更有西方的味道。南洋办学总部设在北京，那时南洋自称办了九所学校，让我分管督导大连和青岛两所学校。
学校名叫“南洋”，并没有真实的“南洋”成分，只是个“名”，老总姓任，据说是新闻记者出身，当然是个头脑精明、胆量过人、敢做大事的人。我刚介入时，大连南洋学校刚开工建设，可能因为在甘井子区的地盘上，知道我已退下来，还有些社会关系等因素，于是聘我为“学监”。开始一段时间，我也确实为其到市、省教委办一些事起到了引路、沟通的作用，甚至凭借老关系为学校做了一些工作。当时南洋的副总，年轻有为的杨总，就曾开“奔驰”几次拉我到省城。人退下来了，有点事做，到外地转转，办点事，也很惬意。所以，这段时间很轻松，也挺充实。
大连南洋学校正式开课后，由于招生时做广告有专门的班子，投入大量的经费，下了不少功夫，所以慕名而来的学生不少，一开学就一千多名学生。然而，真正深入其中看他们的教育思想，深入课堂看他们的教学过程，与其招生时的宣传大相径庭。“招生广告”是几个笔杆子杜撰出来的“空中楼阁”，而干部和教师是现实的，虽有较高的水准，但绝不是最高水准。这样，有些新生到校后不久就有了上当受骗之感。我作为“学监”，必须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北京总部，我的任务是一个月写一篇情况分析。这项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其一，必须如实反映情况，起到“学监”的作用，然而实际情况又与他们的“广告”不符，上头老总未必愿意听；其二，还有个与学校现行领导的关系问题，“阴暗面”写多了，现任校长未必买账；其三，私立学校没有长远计划，还是以“谋利”为主，以“谋教”为辅，这对我们从“公”字道上走过来的人，就会有良心受谴的问题。好在“学监”不是我一个，总部也经常召开会议，大家私下里沟通，达成共识，工作就好干了。我在大连南洋学校不坐班，很轻松、潇洒，一个月写一篇材料，对我来说不是负担。到青岛南洋，人地生疏一些，但“学监”的身份决定了是上头人士，人们敬之有余，爱之不足，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先后多次去过青岛的南洋，对那里的办学水平、长处与不足越来越清楚，所以，落笔也不困难，只是离家住校有些不便。
这两所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校长易人较频，所以，要学会与新校长处理好关系。凡是敢到私立学校做校长的，一般都是在原地区小有名气，而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闯荡做一番事业的人。我也曾和总部另一常务副总、年轻有为的王总到哈尔滨、到江苏去招聘校长，一时间飞来飞去，煞是个“考察官”、“钦差大臣”。然而我也深知丢掉公职去私立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们“冒险”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很同情他们的。所以，对工作中的问题，我只归纳共性问题，从不举个人事例，我不能打碎他们的饭碗。近两年的私立学校“学监”经历，我感觉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从思想品德到学业长进方面都不是上策，这里除办学条件优于公办学校外，教育氛围远不及公办学校，特别是“大款”子女固有的优越感和相互间“比阔”的心理，对孩子成长十分不利。这也是中国私立学校命运不长的症结所在（当然也有少数好一些的私立学校）。这同西方的“私立”好像不是一回事，起码办学宗旨就不一样。
我之所以离开“南洋”，一是感到这种办学模式好像难以持久，二是本地一所私立学校非挖我去不可，碍于面子，我离开了“南洋”。我的离去似乎对“上头”有些影响，不久，先后有几名上头人士别“南洋”而顾其他。而我自己实际上也走进了我的教育生涯的一条死胡同。
感悟
“公办”与“私立”是两种不同的办学体制，就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一样，理论和实践都会令刚刚涉足新领域的人士感到茫然、躁动和不安。“私立”学校在中国似乎很难发展，因为把本来是“事业”的硬办成“产业”、“企业”，就从根本上扭曲了它存在的意义。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说是不够成功的。因为改革的结果，是一些人读不起书了（大学为主）。郎咸平教授对这方面有深刻的分析，其主旨好像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买、卖双方市场都不健全，特别是“以钱为纲”使中国改革有走上歧路的危险。我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一是陈旧，二是多年没有学习这方面的新理论，所以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只是引用，难置可否。不管怎样，我也算趟了“私立”教育两年多的水，丰富了我这个老“公办”的阅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