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母校北京二十五中的忆与爱
想起母校，自然就会想起母亲。我曾在遥远的欧洲写过这样一首小诗：
当我穿行在异国的土地，
总看见故乡的炊烟袅袅升起。
炊烟中还有一只熊猫，
慵懒地卧在欧罗巴的花丛里。
“不能说你的花朵比我鲜艳，
同样不能说我的熊猫比你美丽。”
晚风中传来远方母亲的话语，
它使我沉思，更给我启迪。
是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芳香，
唯有尊重，才是一切芳香的秘密。
这首《想起熊猫》的小诗连同其他5首小诗形成一组，总题名为《印象》，已刊发于《诗刊》2012年5月号上半月刊。引诗里所谓“远方母亲”，当然也包括我可爱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
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怀念是永远的。同样，一个毕业生对母校的忆与爱也是无尽无休的。1971年7月2日，即我离别母校去“上山下乡”还不到两年的时候，我曾在西双版纳写过一首《南疆伴旅》的诗，其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远离故乡的人，
最容易想起慈母依依；
出门在外的人，
哪一个不希望找到忠诚的伴旅？
有的人喜欢音乐，
他身边总是挂着一支短笛；
有的人热衷于打球，
他总是寻找蔚蓝色的场地。
然而，边疆呵，我应该
到哪里去寻找我的短笛、我的场地？
这其中的“有的人”，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历历在目；而无论是“慈母”还是“场地”，更是对母校形象思维的必然产物。1984年夏天的一个北京之夜，母校里“有的人”中的一位又静悄悄地来到我的笔下：
风雨中有过多少坡？
雨坡上厄过多少车？
在一个倒退的暗夜，
你无声地写了一道生命的辙。
但你还在奋力向前推，
我怎能不为你泪水滂沱？
拖拉机倒退又前行，
你却永推在雨后的南国……
这首题名《悼》的小诗是纪念母校1966届高中毕业生王开平的。他跟我同级不同班，在西双版纳“上山下乡”时，他也并不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但他回北京“探亲”又返抵云南后在雨中泥路上的不幸遭遇，当时经他的战友、我的同班同学陈新增转告，一直沉在我的心里，以致在那个难忘的北京雨夜，这种深沉的情感终于“发酵”成了一首诗，一首母校教会我的、关于爱的小诗。
当然，自从离开母校以后，我所曾写过的诗并不总是以母校为题材或内容多少与母校有些关联的。1988年9月，由已故诗坛泰斗艾青题写书名、已故著名诗人纪鹏担任责任编辑的我的第一本诗集《送你一束红烛》经由昆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书中之诗，除了上引《南疆伴旅》片段和《悼》以外，尚有1976年4月4日写于纪念碑下的《人民颂》、1979年冬天所写叙事诗《我的鸽子啊，你何时回来》、1980年春节写的散文诗《西双版纳，我的乳娘》、1983年初写的政治抒情诗《风筝三飘》以及1987年5月于“京石旅次”写的《车窗外，那动人的小雨》，等等。凭借此诗集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并经两位著名作家介绍，1991年我便被正式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实际上，我的写作包括写诗，从来都不是我的工作必须，更不可能是我的谋生手段，但我竟然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数十年如一日，我竟然就这样与诗相谐，乐此不疲。细想起来，这“竟然”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这“奇迹”的源头，显然就在我可爱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
母校之树根深叶茂
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坐落在市中心，她不但接近王府井，临近长安街，而且离举世闻名的天安门也不过数箭之遥。她不但地理位置极佳，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是北京市很少有的几个最古老的中学之一。当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几个在华的美国传教士柏亨利等，即以其“基督教公理会”名义于前清同治三年即西历1864年择灯市口大街创立了一家“男蒙馆”。“尔时风气未开，一般人士尚醉心于科举，而视学校为异端，故开办数年，生徒寥寥。”（据张佑臣回忆，下同）“由光绪初，至庚子，二十余年间，毕业者，成绩优美，渐为社会信任……当时学制未备，亦无高级初级之分，漫称之谓‘育英学校’而已。”
又据邵作德回忆，“育英学校命名的来源，殊可令人注意，当庚子变乱之后，郭纪云先生重办该校的时候……就想起改良他的学校意思来。于是他就设法去找个名词，能够表现他的教养儿童的主旨。他先想定名‘育才’学校，但当他听说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学校叫‘育才’的，就想到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他就由这一段话里挑选了这两个字—育英—他的学校就改名为‘育英学校’了。”
但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当时由“灯市口男蒙馆”更名为“育英学校”，虽已渐成规模，但在其至今已近150周年的悠久历史上，仍处于初创阶段。一直到1918年，由美国教会首次选派了一位国人担当育英学校的校长以后，这个学校才逐渐步入全面发展的现代阶段。
李如松（1886—1969），这个与明季万历朝“第一抗日名将”同名同姓的人，实在是我可爱母校悠久发展史上不能绕过的一座丰碑。首先从时间上说，从1918年到1948年，李如松执掌育英学校长达30年，几近至今校史之五分之一，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次，1918年尚属“民初”，而1948年已届“国初”了，其间又抗日，又内战的，而李如松能独撑“育英”于“乱世”，不仅其“教育内”功夫，而且其“教育外”功夫，实不可小觑，而应视其为近世无双之北京中等教育一巨子矣。又知其后去台湾，并在台北继续办学，仍以“育英”为校名……我们就不能不更加怀念这位“斯人已逝”的老校长了。第三，凡是成功的现代教育家，必在其教育对象甚或教育环境等方面，留下其鲜明的个性印痕。李如松校长即是如此。他1913年毕业于协和书院（燕京大学前身），在校时即喜好运动并已成为当时我国的著名运动员。在1915年于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他不仅勇夺440码冠军，而且荣获10项全能亚军。当了育英学校校长以后，他即把体育锻炼、体育比赛、体育活动等融汇在德育与智育之中，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积极进取的优良校风。这种鲜明的校风绵延不绝，曾记得，我们北京二十五中的篮球队曾经打遍北京中学无敌手！我们有一个学弟叫张卫平的，不仅后来进了国家队且进而当了国家队教练，且，他现在还经常在央视作重要篮球比赛的嘉宾解说。除了张卫平以外，我骄傲，我的前后校友还有篮坛名宿、曾多年担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牟作云，还有足坛名宿、曾多年担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的年维泗，还有中国第一个“棋圣”聂卫平，等等。
俗话说，“文体不分家”。长期以来，北京二十五中的优良学风不仅体现在体育成就的种种方面，在文育方面，亦可谓桃李满天下。我骄傲，我的前后校友不仅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鉴识大家史树青，著名的北京史专家金爱申，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著名雕塑家刘焕章，以及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刁光覃、林连昆、王铁成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赵炎，还有著名话剧导演夏淳、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著名电视剧制片人张纪中，等等。我的母校还曾有一位教师叫阎述诗（1905—1963），他就是那位以《五月的鲜花》作曲名世的爱国音乐家。世人皆知他早年曾就读并于新中国成立后执教北京26中（原汇文中学），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期”，阎述诗曾在当时的育英学校担任教席。据育英史料，关于《五月的鲜花》，有一种说法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不久，即12月16日，爱国学生们为反对伪政权在当天建立，又纷纷走上街头，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阎述诗当时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亲眼目睹了学生们又被残酷镇压的种种情景。后来，当一位学生拿来一篇‘五月的鲜花’歌词请他谱曲的时候，尽管他不知道歌词作者（光未然）是谁，但那悲壮昂奋的歌词和他当时的感情产生了共鸣。这样，歌曲《五月的鲜花》就诞生了。”如果“百度”上关于“阎述诗”的这个词条成立，那么可以推断的是，当时既有“学生”拿给他那篇歌词，他当时很可能就是有“教席”在身的—但是不是就在当时的育英学校任教呢？不得而知。至于阎先生当时仅在育英学校任教于40年代初期，那也是值得探究的。源在据“育英史料”载，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可能是因为育英学校有美国（教会）的背景吧，当时的北平日伪政权便勒令其更名为“市立第八中学”，并先后派驻日高、竹内、助东、北村等教官，大肆在校内开展奴化教育……北京二十五中历史上的此“劫”，一直到1945年“光复日”之后的“双十节”才正式结束。就在那一天，“北平市立第八中学”又恢复了“育英学校”的原名。而阎述诗先生为什么在此“劫”之初即辞去了“育英”的教席—是巧合吗？还是抗议、避开、另就……亦即不得而知了。但我们深知的是，那位谱就了一支抗日名曲的可敬先生，至今还是我们北京二十五中千千万万校友的爱国先驱，光荣表率！
如果说，我的母校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的话，那么，她所曾结出的累累硕果，就绝不可能仅仅是文体一脉了。以政治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便曾来到我校演讲。“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将军曾为“育英年刊”题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冠深事急山河裂破 育英同学救亡情迫 举办年刊如终军策。1940年初，经北平地下党城委书记周斌批准，育英学校建立了党支部，由张大中任党支部书记。张大中后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另有校友孙孚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叙曾任中国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宋汝棼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徐冠华曾任科技部部长，李锡铭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等。至于我的母校在理工科方面的杰出校友，那就更是灿若群星了，如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付承义，我国飞行器制造专业的开创人梁炳文教授，开发大庆油田时的总工程师史文光，中国军事医学院院长吴德昌，等等。还有国内外著名的优秀企业家如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衣锡群，国深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郭琨，等等。这些优秀的人才，都是国之栋梁啊！育英，育英，我深为你曾哺育出这么多天下英才而骄傲，而自豪！
但就我个人而言，对母校群英中那些以诗歌名世的师兄师弟们，可能更感兴趣，也更愿意追随他们仙人般的脚步，去追逐那些“文学中的文学”。
而这其中，邵燕祥这个魅力独具的名字，要是我早知道他是我的校友，他是我的师兄，该有多么好啊！尽管我早就读过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读过他的《在远方》，后来还曾前后脚与他在一个大单位工作过，甚至，我们还在一些共同参加的文学活动中—只是见过面……
校友如春天。千万不要像错过春天一样，错过自己向心仪的校友们请益、学习的最好季节啊。
作文之路通向“缪斯”
睁开回头的望眼，我的诗神缪斯呵，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亲吻我那青涩笔尖的？
漫长，漫长，那是一条漫长的作文之路……
我在北京二十五中的第一个作文导师是当时教我们初一语文的杨美瑜先生。杨先生梳着齐耳短发，穿一件合体的女式军上衣，她似乎自我介绍说是刚从部队转业来校不久的，但给我更深印象的是，她接着对坐在下面各同学的名字基本上都能叫得出来。这颇令我惊讶，并对初次来给我们上课的杨先生很有好感。当时—1960年的时候，我们二十五中初一共有8个班，前4个班是实验班，即在本校连上5年即可考大学，等于学制缩短了一年。因此，我们上初一时的所有教材都是与后4个班不一样的，尤其是语文，特别厚，我记得比当时流行的那本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都厚。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当时的语文学习对我们这些刚从小学升到初中的孩子来说，确有一定的压力，但杨先生的课总是讲得很轻松，很生动活泼。记得“北京市实验十年制学校试用课本”《语文》第十一册（初中一年级用）中有一篇课文是《在华灯初上的天安门》，杨先生不仅用她特有的那种亲切口吻给我们边念边讲“像在桂冠上镶起一串串珍珠，崭新壮丽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一行行淡黄色或浅灰色的美丽灯柱。……”而且她还热情地主张：“我们就生活在天安门附近，同学们应该抽时间到那里去仔细看看，看看‘在华灯初上的天安门’，是不是就如作者写的那个样子。”杨先生这番话只是建议，并不是给大家留的作业，但效果却非常好。记得我就曾真的到天安门那里去看过，那里的“美丽灯柱”真的是既有“淡黄色的”又有“浅灰色的”……说来也真是凑巧，很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张沛同志恰恰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当我把当年学他这篇散文时的感受告诉他的时候，他非常客观又由衷地说：“你当时遇到的是一位很会教书的好老师啊！”
杨先生不仅教语文循循善诱，她批改我们作文时，也是既严格，又循循善诱。例如，我上中学后写的第一篇作文是《记一个三好学生》，其中有一句是“一大片的黑云从天的西北角涌了过来”——杨先生在此用红笔批道：“天那么大，会出角吗？”杨先生如此细致的“较真儿”，从此让我知道写句子时不能似是而非。在这篇作文的最后，杨先生的批语是这样的：“这篇文章写得简短有力，语言、层次全很清楚。但可惜的是你写的是三好学生，从这篇文章中只能看出童道宁对集体交给自己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如果再简单地把学习、身体写写就好了。”毫无疑问，杨先生当时的批语是绝对的正确，但很多年以后再看此“批”，我仍然对“但可惜的是……如果再……就……”恁般委婉的循循善诱感动不已。杨先生是我在北京二十五中有幸遇到的第一个作文导师，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
记得杨先生是初一初二共教了我们两个学年的语文课，而初三一个学年教我们的，却分别是肖英和方亮两位先生。她（他）们教我的语文虽短，却同样给我的作文留下了自己鲜明、深刻的印记。记得肖先生曾对我上初三后的第一篇作文赞赏有加：“本文用第二人称的写法，表现出了人物的变化，感情很充沛，形象较鲜明，语言很流畅。”肖先生对这篇题为《你变了》作文中“第二人称写法”的肯定，当时曾使我明了写作可以变换角度，别开生面，并在很多年后注意到泰戈尔的很多散文诗都取此“第二人称写法”，美不胜收。当然，肖先生对我这篇作文的批语也并不是光有肯定而无批评的，在《你变了》最后，肖先生当时还有这样的提醒：“如果在用第二人称的同时，也能直接引用些人物的语言，那就更好了。”显而易见的是，肖先生恁般委婉的“如果……也能……那就……”竟于上述杨先生的“批语”风格一脉相承，这绝不是巧合，而是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曾经到处弥漫的那些美好“教范”之一。但如果说杨、肖二师均是女性，如此委婉细腻之“教范”不足为奇的话，那就请看方亮先生这位“热血男儿”—他的“批语”曾经像火一样点燃过我的写作之心——当年对我作文的种种“教范”吧：
“选材简扼、集中，干净利落；语言流畅生动，运用文言词恰当；层次安排恰当，中心突出，感情洋溢。”（对《我的母校》批语）
“先从大的方面刻画代表两种理想的代表人物，再依次推理，最后满腔热情地放歌，很能说服人，感动人！写得好！”（对《什么是青年人的理想》批语）
“景物写得细致、生动，引用古诗也较好，语言能多运用四个字的固定组词，使文章染上一点文言气味，显得更雅致。但这种句式以后要注意运用恰当，否则，会使生动活泼的语言干枯。你写景中也有情，但还不够。”（对《大觉寺和鹫峰》批语）
“中心明确，层次清楚，语言流利、生动。就你的文化程度来看，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已很可喜。但这是你不够熟悉的人和生活，加上这个题材甚至可以写成长篇或中篇小说，你现在把它压缩在这一篇短文中，似乎过于简略了。人们可以给你提出很多问题：他们的家呢？他们去投奔游击队，不要家里人了吗？他们的觉悟有这样高吗？怎样提高觉悟的呢？为什么过去不去参加游击队呢？……努力学习吧！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写得很好。”（对《警察与小偷》的批语）
以上数“批”，后来都成了我文路上的宝贵“方言”。特别是“努力学习吧！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写得很好”这一句，当时曾经像火一样点燃过我的写作之心。岂止如此，还有：“这个句子写得好！”“简练而生动！”“这段用反语用得好！”“这个幻觉的描写非常好！”“这一段写得流畅，有气势！”“有的字好像与原作有出入，是吗？”……方亮先生个子不高，还戴着一副眼镜，但他如火一般的这些励志批语，后来总在我的记忆里铿锵作响。可尊可敬的方先生使一个习写作文的初中学生当时感知，他是被尊重的，他是被肯定的，他是有希望的，他是能更好的……为此，这个幸运的学生永远感激他的先生，并决心一定要实现他的期望而报答先生……
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寻常的作文之路竟然悄悄地、不知不觉地通向了诗神缪斯。记得是在初三时的一堂物理课上，我的灵魂又出窍了。先是面对着笔记本扉页上我曾“素描”过的一幅“朱老忠”发呆。崔嵬饰演的这个电影《红旗谱》中的英雄人物是当时我们这个男校很多学生的偶像。实际上，拍这个电影时的有些场景就是到我们北京二十五中这个“老校”来“采”的，因此，我们都对《红旗谱》这个电影非常喜爱。就这样呆着，呆着，一首《“老忠”赞》竟然挥笔而就：“中华好儿朱老忠，‘红旗谱’上显威名。对敌斗争坚中尖，不愧人民烈士颂！”（此诗现不知“坚中尖”为何物）此诗吟罢，意犹未尽，又在“朱老忠”后页上我曾粘贴的一幅北海公园小画（当时我颇喜美图常搜剪而乱贴于本册之内）旁“赋”诗一首：“眼观画中景，陶然北海情。二一添作五，余味永不尽。”（现不知此中“二一添作五”应作何解。）就这样“挥”着，“赋”着，灵魂自由飘荡，忽然又来到一卷《水浒》中，卢俊义那首“反诗”怎么说来着？“芦花荡里一扁舟，俊杰哪能此地游？义士手提三尺剑，反叛先斩逆臣头！”这首“藏头诗”不就是“卢俊义反”吗？我应该也来首藏“李林栋作”的“藏头诗”—别看现在没“作”什么，将来肯定得“作”也一定能“作”，但怎么个作法呢？……有了：“李树林里树遮荫，林中定有乘凉人。洞穴树底绝妙处，作为此林荫中荫。”这首诗的藏头句为“李林洞作”，虽则此“洞”非我“栋”，但初学乍练的，也就将就了。只是不知道当时在上面讲物理的崔中一先生，是否发现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有一位“灵魂出窍”的“非我族类”？真是“罪过”啊。
1963年，我们初中毕业时，不知什么原因，市教育局决定“砍掉”我校的实验班，但允许我校的4个原实验班学生，不必参加高中统考，仅凭学校毕业考试成绩，即可以报考当时还剩下唯一一所继续试验的男八中，再继续“试验”两年考大学；或者就报考本校普通高中，再上3年考大学。面对这样二者可择其一的前途，我们4个原实验班的同学大多以感情为重，基本上都报考了本校高中。这也就是说，我校后来高一的4个班，前两个班的同学都是初中3年的老同学。就这样，我们2班和1班两个班的同学，又一起上完高中并在二十五中“文革”两三年。大抵来说，在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曾经有两个班的同学一起学习、生活、“战斗”过八九近十年，这真是一种奇迹了，但又何尝不是人生路上一种最难得的机缘？
我们不仅是同学，更是兄弟。而那些自始至终与我们相知相携的诸位先生们，更如同我们的父母一般，感情深厚。
曾经教过我们高中3年语文的钟凤如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2010年3月10日，我曾与1班的张禾、曹联荪、何克忠一起去右安门外开阳里去看望年已90高龄的钟先生。钟先生对我们自是都不陌生，我们这些“老学生”更是对她热爱有加。这么多年过去，看到她依然变化不大，依然是那样和蔼可亲，我们都很高兴。钟先生则是对我们几个人的“当年种种”记忆犹新，她还记得我的作文写得“很好”。当看到我带给她的诗集《送你一束红烛》时，她似乎并不感到意外，她说她早就相信我会写得很好的。接着，钟先生说她也有“礼物”送给我们，那就是她从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时开始画的工笔牡丹。一共画了100幅，当时她已送人不少，让我们尽管在剩下的10余幅中挑选自己最喜爱的。我们则一下子都挑花了眼，因为那各不相同的每一朵牡丹花都是栩栩如生的，不仅透露着画者相当了得的艺术功底，更洋溢着一种沁人心脾的生之气息，实在难能可贵。临别时，可敬可爱的钟先生还各赠我们一帧6寸彩照。那是她与其95岁老伴儿的最新合影，喜气洋洋，生机勃勃，真是令我们惊叹连连，喜出望外。
那天回家后，情不自禁地，我又找出那些尘封已久的老作文本—
但我首先发现的，还是始自“1963.9”的一册“课外阅读”本。电光石火一般，我突然忆起，自从钟先生开始教我们高中语文以后，她十分注重我们的“课外阅读”，并严格要求我们每周一定要缴一次“课外阅读笔记”—那么，眼前此“记”，都透露着我当年哪些“阅读的秘密”呢？
啊，竟然丰富如斯：花的随笔（韩少华）、缘缘堂随笔（丰子恺）、画眉鸟（欧阳修）、当秋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少年报）、北京的秋天（北京日报）、雨前（何其芳）、黄昏（何其芳）、独语（何其芳）、梦后（何其芳）……
这“阅读的秘密”，今天并不使我感到难堪，相反，我感到非常庆幸，甚至有些得意：在那么早的时候，我的“课外阅读”就有了这么高的文学水准。当然，我深深知道，这完全有赖于钟先生当时对我们高水平的严格导引啊！
钟先生在作文教学方面也是很有独创性的，例如她曾让我们2班同学和1班同学互批作文。至今在我珍存的老作文本里，还有一篇《我的妹妹》的作文是当时苏北海所批改。其铅笔字清细恭正，批语亦十分客观、全面。今我读之，犹深感佩。而北海老兄，早已远去天国矣。
由是观之，钟先生的当年此举，不仅于习文技艺上，而且于人生况味上，亦实有意外之教矣。
钟先生于作文教学方面，犹有一法可谓之“注重张贴”。例如刚上高一时我的第一篇作文是《我走进了高中的大门》，钟先生的批语是：“题材新颖，内容充实，语言生动，结尾有力量，是一篇好文章。作业：认真抄写这篇文章来张贴。”接着，对我写的下一篇作文《北京》，钟先生又批语：“文章写得活泼、不平板，内容充实、具体。错别字基本消灭了。作业：抄写一篇来张贴。”
上高二以后，我曾写过一篇《天安门前》的作文，钟先生在其后的批语是这样的：“你读过《社稷坛抒情》和《七月献辞》吗？有的地方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别人的材料，但有些地方就比较生硬。你这篇文章写作认真，虽然有些地方是模仿，但仍是一篇好文章。”是的，我认为钟先生当时说得很对。所谓模仿，其实只能说明我当时已经比较自觉地注重在自己的作文中加强文学性了，而这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我的作文之路正不可避免地通向“缪斯”—且看“文革”前夕我写的最后一篇作文《寒假的歌》，当时我已经在题名之后用括弧明确地注明为“散文诗”了。该组（散文诗）分为首都春早、在冰场上、照相、“希望”、开学了共5节，并分别在其下有解为纪实、速写、回忆、与友人谈辅导员工作、摘自日记。其中“首都春早”一节是这样的：
早晨，我在街头看到一个卖花的人。迎春、文竹、水仙……簇簇拥拥，真美！
人们微笑着从这里选了花，走了，走向生活的深处。
我想：春来了。她来自人们心上。虽然后天才是春节。
很不幸，正像我的作文之路正不可逆转地通向诗神缪斯一样，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以及我们共和国当时一切的一切，也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向“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文化大革命”滑去……
我们曾经这样写诗
据校刊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2年9月，我的母校从“私立育英中学”正式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
这次改名，不同于日伪时期那次极有针对性的更名，是全市范围内大规模“破旧立新”的一个凡常举措。而我的母校二十五中，也果然有了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新气象，例如她的“国际化”—这不仅表现在经市教育局批准，她在校园内先后命名有“拉克西（时任匈牙利总理）班”、“皮克（时任民主德国总统）班”、“保尔（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班”以及金日成班、胡志明班，等等；尤其表现在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并经彭真市长亲自安排，先后有日本著名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的长子西园寺一晃、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公子诺罗敦·纳拉迪波以及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第一任临时代办的儿子佩耶等来校就读。同一时期，许多中央首长和各界知名人士的子弟也纷纷考入我校就读，例如董必武、叶剑英、罗瑞卿、张鼎丞、滕代远、肖劲光、赖传珠、耿飚、王炳南、陈漫远、罗工柳、徐以新、池必卿、肖三、黄敬和范瑾、刘西尭、马可等人之子都是今天北京二十五中的校友。
但是，尽管“人事有代谢”，我的母校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却依然是神采奕奕，生机勃勃。例如她从老育英就形成的鲜明校风之一，即校内社团众多，学生个性发展能够得到极大的可能，彼时如此，那时亦然。在这方面，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学生办电台、办刊物二事。因为这二事几乎伴随我在母校漫长经历的始终，而且除了“作文之路通向‘缪斯’”以外，那“二事”也曾经是“我们都这样写过诗”的最佳容器—最难以忘怀的集体容器。
据校刊记载，仅1933年，我校即有学生社团20余个，如中国歌剧研究会、图画研究会、国际研究会、造纸研究社、笑林社、英语研究会、平市考察团、文学研究会、工业化学研究社、英语会话研究会、汉英翻译会、算学研究会、职业指导团、电子团、中字研究会、英文文学研究会、机械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邮票搜集社、摄影研究会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涉及英语“学习”的即有4个之多，分属综合、会话、翻译和文学4类，可见当时学生社团的设立与存在是多么细致入微，真可谓最大限度地给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与舞台。而且上述的每一个学生社团，都同时配有一名“导师”，这不仅又为很多先生的业务发展与成就提供了更自主广阔的平台，而且为“师生之谊”又增多了一条沟通与缔造的管道。当时，学校还设有“育英广播电台”—大约30年以后，我在母校北京二十五中参与的那个“集体荣誉之声广播电台”真是其来有自。记得是上高一的时候，我在学生会负责宣传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操办那个“电台”和一个同名的“集体荣誉之声报”。那个“电台”不像“老育英电台”那样真向天津乃至华北广播，而是仅限在学校范围内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各班广播，其内容无外乎是好人好事、学校通知等。记得我曾认真地给各班的“记者”设计过“记者证”，但因我们学校没有打字机，最后还是由学生会开了介绍信，我通过自己的哥哥到他们学校寻求帮忙，才终于“制造”成功很像样的一种记者证。很多年以后，当我从事新闻工作并拥有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制造”的记者证的时候，冥冥之中，我感到上帝是独具两只慧眼的。
至于“集体荣誉之声报”，那更是我后来数十年职业生涯最开始的地方……
在我的记忆中，“集体荣誉之声报”的日常形态，其实就是排列于一进校门处的那几块大黑板报。那方方的大黑板约有五六块，一长溜平排开还是很有阵势的。我当时主要是负责内容，而高我一年级的孙宏华同学则负责全部内容的写与画。宏华是很有才华的，他后来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并曾留校任教，再后来于国内外的一些影视评论中，经常可以发现他的署名。我们也曾“幸会”过几次，每一聊起当年的“集体荣誉之声报”，我们共同的感想就是：我们没有辜负那个“报”的神圣名字。
至于“集体荣誉之声报”的“非正常形态”，那其实是更加厚重的，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的，甚至是不可磨灭的。我认为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每学年甚至每学期，全体师生都要下乡劳动一次，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而每次下乡劳动，每个学校都要出版油印小报，那就更是北京市中学曾经有过的一个优良传统了。我们二十五中，当时即是如此。
1964年10月5—14日，即我刚上高二的时候，我们二十五中全体师生共1200多人，曾到北京郊区常营下乡劳动10天。其间，作为“记者总负责同志”，我自始至终参与编辑出版了“集体荣誉之声报”（劳动专刊）共10期，皆为油印小报，每期多为2“试卷纸”；而次页多有“副刊”，总有诗歌刊登。实际上，在该“专刊”的“发刊词”上，即有公告：“本刊开辟如下专栏：思想通讯、新闻、战地巡礼、诗歌创作、好人好事，同时刊登营部的各种指示、命令、要求等。”这其中的“诗歌创作”，无疑是在当时“沉重”的“思想革命化”气氛中（据该刊载，当时小小的常营村子就有300多位搞“四清”的干部；而我们到那里第三天的“晚间政治教育活动安排”即是“初中一、二年级听牛队马队长讲村史”……）亮给我们的一道“如常”小缝。
但真是“如常”吗？请看：
小扁担，三尺三，
六一健儿干得欢。
筐筐粪肥送田间，
争取农业大丰产。
（六连一排马大龙·担粪）
五尺大铲手中抡，
土花飞溅地翻身。
我们多流几滴汗，
粮食多产几十斤。
（五连二排陈新增·翻地）
月儿明，星跳跃，
磨刀石上银镰跑。
为生产，修工具，
战士秀伟多操劳。
（本报记者王元武·赞秀伟）
细雨落幽燕，
金浪滔天。
常营村外高粱田，
一片汪洋都不见。
几时割完？
同学劲冲天，
舞臂挥镰，
冷雨凉风浴热汗。
大片高粱都割净，
才用一天！
（五连一排肖平·浪淘沙《收高粱》）
伙食委员真辛苦，
给咱送来热白薯。
跑在前面吃在后，
干劲十足不落伍。
（五连一排曹联荪·赞伙委）
在“我们曾经这样写诗”中，“如常”的是身在劳动中，我们对劳动及其成果自然而然地由衷歌赞；不“如常”的是，在我们创作的这些尚很稚嫩、单调的小诗中，尚无那些“沉重”的“思想革命化”来袭—或者说，我们这些对“劳动”的由衷歌赞即是当时“思想革命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之初呈，也未可知。总而言之，“我们曾经这样写诗”鲜明地刻有我们身处过的那个时代环境的深深烙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为“那些年，我们曾经写过那些诗”而倍感欣慰与自豪。它不仅是我们“恰同学少年”时的热血记录，更是缪斯女神曾经亲吻过我们稚拙笔尖的真切证明—它将是我们永恒记忆中最宝贵的珍藏。
当然，仅就这10期于常营出版发行的“集体荣誉之声报”（劳动专刊）而言，值得我们永远珍藏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例如，1964年10月7日，五连三排边疆同学曾“供稿”一则好人好事：“叶联成同学是我班副班长，他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起床后，他总是打扫内务，挂毛巾，扫地。同学弄乱了之后，他又不言不语地重新整理好。他这种热心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是多么平凡又不平凡的美好记录！它不是诗，胜于诗！
在我关于母校北京二十五中的很多精神或物质的珍藏中，除了上述一套“小报”外，还有另一套更加丰富的、更有价值的、更接近“文革”却又毫无“文革”乱象的《奔流》小报。
在母校将近150年的悠久历史上，曾经由学生们办过很多自己的刊物，例如1936年办过《信号》，1940年办的《细流》—这《细流》与我们曾办的《奔流》刊名是多么相像啊！是一字之别，还是一脉相承？
且说《细流》。该刊是当时育英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细流社”主办，主要成员有张大中、宋汝棼等。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曾对“细流”有如下阐释：“在育英这园地里，虽说是万紫千红，极其灿烂绮丽了，但是，同学们！假如再有一条潺潺的细流经过这里，也许会觉得更清爽一点吧！……至于这是一条清澈的细流，或是一支污浊的泉水，那有待于诸位同学的指教与爱护了。……这是新生的幼芽，方始的细流，固然未来的失败成功要凭借着它本身的力量，但同学们的鼓励，也是更需要的，我们这里赤诚地期待着。”
“听话听音”—我们从这《细流》的娓娓阐释中能够“听”到什么？
今我自问，自然是听到了25年之后，我们二十五中师生在修建“京密引水渠”时所办的那个《奔流》了。“细流”可以潺潺，而“奔流”自是声势浩大了。
所谓京密引水渠，是把密云水库拦蓄的潮白河水引入北京市内的一条水道—当时有谓“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是通过京密引水渠输送的”。该饮水工程始自1960年，全部完工于1966年。我们学校的高中师生是1965年10月27日—11月16日在怀柔的桥梓村参加修建该渠的，其间共编辑出版发行《奔流》小报18期。该报实为北京二十五中《工会生活》与《集体荣誉之声报》“下乡劳动（联合）专刊”。记得当时主要是我跟着校工会主席文国华先生日常操持，每天都很忙。
文先生身形微胖，个子不很高，一张敦厚的脸上，总是微微笑着，很文雅，也很持重。他早在“老育英”时即是“国文教员”，曾有一位“缘影”校友在1948年的“年刊”中这样描述过他：“……穿着古铜色长袍……他对文字学也很有研究……有时还选些课外的诗词，给我们补充……他对国家的政治及时局情形也很关心，时常在报纸上发表些文章，来讽刺社会及一些不满民意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现在想来，当我还是一位刚上高三的学生时，就能在他身边参与办了18期《奔流》小报，真是幸运之至。他应该是知道《细流》的，《奔流》当时也应该是他起的名。《奔流》不仅是《细流》的发扬光大，同时也是对“京密引水渠”最丰富又形象的种种暗喻啊！
所谓身教胜于言教，这就是我后来总结的最大收获了。记得我当时除了组稿、编辑外，每天也会刻蜡版—即是把稿子用带钢尖儿的笔刻写在蜡纸上—然后上机器油印成报纸。在我刻蜡版时，常会遇到文量不足或版式不妥的地方，而时间又不允许耽搁，于是便只好顺笔在那些空白处“填补”些小诗—这其中，有的是早有腹稿，有的则完全是“即兴创作”。后来统计，在那18期《奔流》中，我曾先后“发表”过星的联想、烧灶、工地豪情、一天的歌（外一首）、井边思想、初到工地、远望天安门、田野落霞等小诗十余首。其中有一首《野望》是这样的：
我站立在天地之间，
东西南北
都是静静的群山。
细雨蒙蒙落下，
我觉察
无情的宇宙，
随着人民的不断革命
永远变幻……
有一次编余闲谈，当我就这首《野望》具体征询文先生的意见时，他说：“不坏。思想比较深刻，就是知识分子的味儿太浓。”这个“评价”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不高也不低，但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后来我更具体入微地感受到，文先生对我的身教，实在胜于他的言教啊！
文先生其实是个严肃的人，笑也只是微微的笑。但有一天刻蜡版时，我却听他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而且竟然哼唱起来。我一注意，原来他是随着房东屋里的“电匣子”在笑、在唱。而那“电匣子”传过来的“广播”，却原来是一出湖南小花鼓戏。文先生看我有所注意，又转向我说：“你听，他们那地方对‘去’字的发音是怎么说？”当时我的心突然一热，强烈感觉到，文先生这个曾到华沙的“波兰大学”教过书的大知识分子，怎么对民间的这个小地方戏，如此热衷与认真呀？过后我才想明白，文先生此问之于我，绝不是没有针对性的，而这是多么巧妙又深邃的“意在言外”啊。
往事如风。一切均在记忆中。如今又翻看那18期《奔流》小报，一股“恰同学少年”的热流又激遍我的全身……
我又看到了那些记忆犹新的“诗人”姓名：顾承岳、杨忠民、张伟侠、叶联成、宋绅书、邹海岗、曲柄施、胡志坚、贾志祥、赵威、李志彧、白克刚、纪瑞、孟际平、赵文友、陈新增、肖平、苏北海、阎毅、刘长凌、鞠德利、金家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就在“大革文化命”狂飙突起半年前，曾经有一大片热忱的诗星，星星点点于怀柔桥梓村头，闪闪烁烁于“阵痛”中的京密引水渠畔……
这其中，最是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同学永远不能令我们忘怀。因为，曾经发表在《奔流》小报上的她（他）们的诗作，早已成为她（他）们的遗作—即使不是她（他）们唯一的，恐怕也是她（他）们最鲜为人知的遗作了。
这位先生即是陈沅芷，著名老作家舒芜的夫人，1966年9月8日因“反革命日记罪”于母校“教育室”被迫害致死。仅在其不幸惨死大约10个月以前，她在《奔流》小报上发表过一首《劳动颂歌》。全诗如下：
桥梓村，树叶黄，
处处歌声扬。
小伙子，大姑娘，
来自四面八方，
个个喜洋洋。
党领导，修渠道，
一筐筐，一担担，
筐筐担担上云间。
移山填海有何难？
八百万人的工程指日完！
筐儿圆，扁担两头悬，
你来我往如闪电，
恰似那万颗流星转。
兄弟姐妹身手健，
李逵木兰今又现。
渠深十数米，
渠面百尺阔，
红旗招展三千里，
人海翻腾万顷波。
土坚似铁奈我何？
工休间，翘首四望人如织。
文艺表演队队有，
读报又唱歌，
丝竹之音助兴多。
三军听后笑呵呵。
党的声音播高空，
播了好人好事播新闻。
你挑水来我送茶，
分校不分家。
雷锋精神被人夸。
请看水到渠成日，
烟波浩渺通京密。
百万良田齐灌溉，
丰产翻几番，
京密人民尽开颜。
共产党啊毛主席，
说海深啊，您的恩情
何止那东海深？
说天高啊，您的功德何止那北斗高？
天纵高啊，海纵深，
哪能比党对咱穷人的恩情深？
夫复何言？我们今天只能以这首《劳动颂歌》的重新发表，衷心祈愿陈沅芷先生的在天之灵安息吧！谨望您的在天之灵永远地安息！
另一首《助人为乐的尚虎》长达70行，其作者凌瑜是我的同班同学。早在1969年到云南“上山下乡”不久，他便“病因不明”地早逝于允景洪的大勐珑农场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40余年过去，如今他还孤单地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没有回家。今天，就让我们在他难以磨灭的诗歌中，寻找他当年的青春模样吧—
……
入冬以后天气寒，
唯恐同学睡不暖，
棉被棉褥带两床，
还带了缝的补的针和线！
为了大家不生病，
特买了一瓣紫皮蒜。
……
我相信，凌瑜当时夸的是尚虎，但同样是我同班同学的尚虎当时一定知道，其实凌瑜才是大家心目中总是“助人为乐的”。尚虎，你说我说得对吗？你也一定没有忘记，凌瑜曾写过这样一首长诗吧？天涯海角，今天谨让我们再一次地诵读此诗，以纪念我们共同的好同学凌瑜兄弟，愿他永远在那遥远的天国，青春飞扬！
曾记得，那次修建京密引水渠，实际上是东城区所有中学都参加了的一个“大会战”—或者从整个“京引工程”来说，应该是最后一次攻坚战的“中学生战役”吧。因此，东城区教育局对此次“下乡劳动”非常重视，后来还对各校所出的小报进行了认真的评比。结果—据学校党支部书记韩越先生即时传达，全区共有7个学校办的小报受到了隆重的表扬，其中又以我校的《奔流》办得最好，并受到了特别的嘉奖。而我自己，现在还珍藏着一纸早已泛黄的当年“奖状”，是“1965.11.23”落款“北京二十五中”并有其大红印章的正式嘉奖，上书一行小字是“奖给京密引水工程劳动宣传骨干分子李林栋同学”，其下通体横栏的7个大字为：热心为集体服务。
集体荣誉之声报，还有集体荣誉之声广播电台，究竟是我服务了你们，还是你们“服务”了我呢？我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只知道，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是一个“诗开始的地方”，每当我忆起她，心中便泛起一种暖暖的热爱……
除了办报刊，办电台以外，我当时对学校的各种宣传工作都十分热爱。记得上高中以后，我们每年“五一”或“十一”之前都要“练队”。如果是作为普通游行队伍的一员，那就很好练，编编队，熟悉熟悉路线就行了；如果要作为“仪仗队员”去参加节日的游行，那事前一定要严格、反复地练很多天基本动作，如抬腿、转身、正步走等等。而每当有后一种任务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班里个子最高，自上高一起就是1.80米，所以总是被“刷”下来。但我从来也没有因此去悠哉游哉，而总是把这样的“遗憾”当作自己“热心为集体服务”的好机会。这是真的。记得上高三以后，应该是1965年的暑假到国庆节之前这段时间，同学们都在故宫的午门前挥汗如雨地练，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自觉承担了从学校给他们送水的工作，同时，我还作为“搞宣传的”不断介入他们之中，或表扬好人好事，或编几句“诗”鼓动鼓动，或干脆就念“语录”，等等。当时的宣传手法真是不一而足，十分灵活自由。有一次，高二1班的著名才子依锡群塞给我一个纸条儿，上面是他写的一首小诗—这属于“积极投稿”，当时在同学中是很普遍的。后来我把锡群的诗给全体仪仗队员念了，反响很好。记得依诗的题目是《这算得了什么》，其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烈日当空，算得了什么？
尘烟滚滚，算得了什么？
腰酸腿痛，这又算得了什么？
让我们想想，
那渣滓洞的苦难，
那雪山路的严寒，
……
还有一次，我刚给大家念完一段“语录”，队里忽然跑出一个同学来，他匆匆忙忙地对我说：“我这儿想起一句话来：为革命，练硬功，越苦越累越光荣！你们再给编编！”—这还用再“编编”吗？我们当即就把这句“诗”推广开了，很快就成了那些天大家“共享”的豪言壮语。
往事如风。美好总在记忆中。有道是：
豪言壮语有时尽，
真情诗意夜夜心……
“游吟”在“大串联”时代
“文革”狂飙突起于1966年中。作为当年度的北京高中毕业生，我们已经完成了“毕业考试”，就等着参加7月1日的“全国统考”了。记得我当时已拟就了自己（文科）的报考志愿：一、人大新闻系；二、北大中文系；三、北京广播学院。当时我很自信，想自己最差也能考上“广院”，于是在“狂飙”突起前的一个晴朗下午，我一个人骑车到时在复兴门广电部附近的该院转了一圈儿——是骑着自行车围着那个学校转了一圈儿。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我现在都记不太清了。现在只能想清的是，当时我是多么年轻呵，竟然能够白日做梦！
“狂飙”席卷了我们每一个人。男女老少，概莫能外。我们轻信过，我们狂热过，我们混乱过，我们彷徨过，我们……但我们确实还是有差异的——有很多差异，比如年龄的差异。就当时的中学生来说，我们66届“老高三”的已经有了“选举权”，应该说已经“长大成人”了，而那些“老初一”、“老初二”的呢，基本上还都是些孩子。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当时很可能就跟他们想得有点儿不一样。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狂飙”中的有一段，是我最自觉参与并有清楚收获以致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所谓的“大串联”时期。
“文革”中的“大串联”正式开始于1966年9月5日的“中央文革”《通知》，实际是发生于该年“8·18”毛主席第一次于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前，京城内外，当时早已是遍地“煽风点火”的“革命小将”了。《通知》一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立刻就掀起了“革命大串联”的热潮。
这于我来说，当然是一个“游吟”的好机会。但这“游吟”一词，并不是我当时的自觉，而是很多年之后我偶一听到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时的即刻联想：那些“好机会”的日日夜夜，怀里揣着一个小本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写什么就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什么，不是“游吟”是什么？
1993年7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诗大系》（北京卷）曾收有我的一组散文诗《21颗泪珠的游记》。全文如下：
序
与其在母亲的胸脯上“折腾”，不如到祖国的大地上“串游”。物是人非笔不休，未写泪先流……
郑州
满街的红色，是你对我的慕名而来感到难为情吧？我当时却以为那是“二七”烈士的鲜血奔涌在你青春的面颊……
西安
我曾在热情的莲湖公园外面徘徊，仿佛走进一位美丽少女，当时会一下子使我变得丑陋不堪……
宝鸡
注视着你的名字，我的耳畔隐隐传来一声柔弱的叫卖：鸡蛋，两角钱一个……
兰州
陇西盆地怀抱着黄河上最早架设的中山桥，我却在那里看到了浑浊的浪花……
西宁
只有一路公共汽车，我坐在上面时，真想让他冲出狭小的市区……
成都
在你幽深的一角，杜甫老人曾向我悄然而吟：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
重庆
灰蒙蒙的雾笼罩着你的山和水，连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先烈，也面目不清了……
万县
船靠码头，蜂拥而来的卖橘者张皇地捧上一颗又一颗“县法”所不容的心……
武汉
东湖如海，却没有一只自由飞掠的海鸥……
南京
冒雨游雨花台，只见雨而不见花……
上海
被封的“大世界”是一只失明的眼睛。而那明亮的一只，不断地在黄浦江上闪烁……
杭州
秦桧和他的影子被冷落在西湖边的一个墙角，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岳飞的失踪而潸然泪下……
贵阳
绵绵细雨中，抢购的队伍如一条又一条争吵的龙……
昆明
浅绿的市街上蠕动着游斗的人群，像春天的树林里聚拢着一块浓重的云……
景洪
澜沧江是一架沉默的琴，岸边的密林里却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衡阳
我曾在你清冷的夜街上逗留，你却永远驻足在我自由的心房……
桂林
芦笛岩是一个牧歌式的名字，它给我演奏的，却是一种政治的交响……
株洲
你是祖国南方的一个交通警察，时代的列车却违反了你愿意执行的交通规则……
长沙
不是湘江边的张张标语，而是湘江里的点点风帆，曾使我流连忘返……
天津
包容了一颗绝望之心的海河，向围观的人们辐射着生命的电波……
大连
晚风习习中，看赤足的人们点灯捕鱼，忽然感到一种旁观者的孤寂……
